学而思：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汉语高校 ...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挑战以及大学功能的转型不仅是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西方大学的普遍性问题。大学的任务乃是教书育人，教什么样的书取决于要培育什么样的人。由此，大学教育首先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要追问什么样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卓越的人。

当大学的目标定位单方面强调服务市场经济、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生产力发展、服务国际竞争，这意味着在大学教育中，培养人的哲学目标变成了简单的造就“人力资本”的经济学问题。“完美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人在本质意义上被看作是劳动力，是“器具”。如果拿西方传统衡量，这意味着大学培养的是“奴隶”。

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西方文明内部始终有一股强大的遏制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除了教会的力量，就是在大学内部始终有一股反市场、反民主、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事实上，除了西方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现代大学的兴起与教会密不可分。乃至于当大学教育面临市场化以及专业化、民主化的挑战时，始终有一种声音，坚持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拥有卓越完美灵魂的人，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中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传统。

这两种力量通过大学体制趋于平衡，比如美国就采取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集中在本科阶段的方式，集中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了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基础，在研究生阶段才进入到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以便为他们将来投身社会竞争提供必要的技能和创造力。换句话说，当社会上金钱的力量试图把学生塑造为市场上的劳动力时，教会和大学联合起来追求塑造完美灵魂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学如果要试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学习美国大学如何服务于市场经济，尤其还应当借鉴美国大学如何反对和抵制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由此看来，上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路线，是一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核心还是那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完美的人？

对于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由此，大学作为探求真理、探索人生意义的地方，有义务以守护、传承、创造文明为己任，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精神之都”。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扎根于文明传统之中，在知识产生、思想传播乃至于文明守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化路线，就是希望中国的大学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之中，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文化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分歧，表面上是对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的分歧，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本质和走向以及人类文明未来的认识分歧。“国际化路线”从根本上认定西方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历史方向，他们或许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种复兴要以无条件接受西方文明为条件。然而，“本土化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任何“历史终结”的假定，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绝非“全盘西化”，而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上，传承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发扬光大。

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应该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来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华文明传统。那么，守护中国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中国大学，还是不断产生“中国学”的西方大学？答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

即使从大学取得的现实成就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的六十多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起点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领导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创造这一人类奇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主体，都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那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能不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无论从守护文明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培养国家栋梁人才来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只要对自己的文明传统、对国家的发展成就有一点点自豪和自信，对作为中国人以及用中文传达的意义世界有一点自爱和自尊，都不会妄自菲薄。北大、清华等中国顶尖大学，哪怕与哈佛、耶鲁相比在某些领域有很大差距，但也只是差距而已，绝不至于自卑到自轻自贱的地步，这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负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来说，更承担着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国文明的历史重任。不能满足于蔡元培以来形成的现代西学传统和面向“器用”的社科院系，也需要着力发展文史哲学科。

“立德树人”：通识教育与接班人的塑造

大学乃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中国大学要承担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首先就要培养能够认同并传承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中国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日月光华，弘于一人”。不同于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外向超越”（如古希腊的理念和中世纪的上帝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向超越”，即体现仁爱正义的道德人格品质和精神修养。和西方教育的教会和学校体系不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必须通过家庭和学校来承担。而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现代转型，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传承就变成了大学教育的重任。

习近平形象地用系扣子来比喻“立德树人”的重要：“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这无疑是对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纠偏，明确提出了用本土化路线来取代肤浅的国际化路线。

从根源上反思，近来精英层屡屡曝光道德败坏现象，大学负有相当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教育，年轻人直到走进大学课堂还没有对道德价值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还没扣好，就开始被拜金主义败坏。

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认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精英阶层，那么无论他们多么有创造力，多么国际化，在外国人面前多么自信地讲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语，也终究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法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

在过往的大学体制中，“立德树人”被称为“素质教育”，由政治课来承担。而政治课多年一贯的教条化灌输法，导致效果越来越差。习近平明确提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大学不同于家庭或教会，必须通过学术研究、理性反思和批判的方式来奠定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研究和批判来确立。

最近一些年，中国大学开始借鉴西方大学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事实上，中国古典儒家的教育就一直是博雅教育或培养 “通才”的通识教育。奠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秉持古典的通识教育传统，其章程中提出的目标就是“造就通才”，并明确提出把“修身伦理一门”看作是“培植人才之始基”。从“立德树人”的角度看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有必要从管理体制和学科结构方面考虑调整。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区别“立德树人”的通识教育与培养实用的创造性人才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前者侧重于本科生，后者侧重于研究生。

其二，将体现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社会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作为学生的必读书，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重点，把对重点经典的研究与阅读讲授结合起来，让中华文明的精神融入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

其三，全面改革政治课程，将政治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改变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灌输，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倾向于讨好学生的通俗化、娱乐化倾向，加强学术化、理论化，激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潜力，使其成为奠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和努力。面对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及其背后关于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的巨大分歧，中华文明复兴能不能实现，不仅看当前的领导集体，更要看未来的接班人。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围绕中国文明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一代提出的希望，无疑包含着新形势下培养中国道路接班人的构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辨是非，善于决断”；“勤学”、“笃行”，“知行合一”。习近平对大学生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无疑是中国道路的接班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而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担负文明复兴使命的政治接班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