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

今年9月9日，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汤一介先生（1927—2014）仙逝。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度发掘、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作，为中国哲学的精华在当代中国与世界之可能的贡献不懈陈辞。笔者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汤先生，缅怀他的学术贡献。

在古今中外大的学术文化思潮的碰撞交融及当代世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汤先生以健康开放的心态、深度的同情理解、内在的自我批评，继承并超越前贤，力求做到对中国传统哲学完整准确的理解与创造性的诠释，经世致用，推陈出新。

汤先生继承并宏大乃父用彤先生的学术传统，在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儒学、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西文化与哲学之比较等领域都做出了深入的、精专的微观与宏观研究。

在魏晋玄学领域，汤先生以郭象为纽结，着力于玄学本体论及其范畴的研究。他指出：“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 ‘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形而上 学本体论的问题。”（《汤一介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卷，第12页）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先生的特点是：1.资料先行，个案为基础。竭 泽而渔，吃透有关郭象及玄学的所有材料并予以细腻的梳理。2.以哲学问题与范畴系统为骨架。他的专著《郭象与魏晋玄学》（修订扩充后，现为《汤一介集》第 二卷）之方法学的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该著的优长恰恰在于揭示了《易》《老》《庄》三玄，特别是魏晋玄学的体用、本末、有无、动静、言意之辨， 以及“知”与“无知”、圣人可否“学致”、“外资”与“独化”、“入世”与“超世”、“自然”与“名教”、“无待”与“有待”等问题。3.小中见大，前后 贯通，透过郭象把握整个玄学思潮及其发展脉络。他重视剖析每位思想家内在的矛盾与紧张，又把围绕魏晋玄学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各位思想家之间的逻辑联系清理出 来。他把郭象与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竹林时期的嵇康、阮籍、向秀，以及同为元康时期的裴𬱟等人的学术异同梳理得清楚明白，并论证了郭象如何下启东晋的张 湛，彼此间的理论联系是什么。他尤其能通过郭象哲学探寻儒道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游外以弘内”“无心而顺有”统一内圣与外王、个体精神自由与社会伦常。 4.汤先生当时的这一研究仍不免有时代印痕，受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影响过重，而他日后努力修正、弥补这些缺憾，对玄学的人生哲学、精神境界与方法有了更深的 体验。

在早期道教史领域，汤先生于1988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以后更名为《早期道教史》，续有补充修订，现为《汤一介集》第三 卷。他着力对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创立与早期发展、最基本的教义、主要的经典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对《道德经》《太平经》《老子想尔 注》《老子河上公注》等经典，对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成玄英等思想家的分析尤为精到。诚如作者在2012年的新版自序中所说：他在上一世纪80 年代即区分了“宗教”与“迷信”，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对人的心理与精神需求的意义；他论证了道教成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其间形成了该教的理论、教规仪式、经典系统、神仙谱系与传授历史；他注意到道教不仅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而且与儒家社会政治理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大 量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的思想与教规；注意到道教与民间信仰的紧密联系；对道教特有的概念，如“道”“气”（元气）等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努力揭示 其内涵，没有简单地扣帽子。他肯定东晋葛洪对道教理论的贡献，很重视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陶弘景在建立斋戒轨仪、道教组织与神仙谱系方面的重大作用。 在研究葛洪成仙理论的影响时，汤先生指出，宗教哲学与一般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与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如用一般哲学史上的问题来要求宗教中的哲学问题，就会抹杀 宗教的特点。例如葛洪实际提出的是成仙是否可能、如何才能成仙、神形关系和个体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这不是一般哲学问题，但正是道教必须回答的理论问 题。关于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学，先生认为，成玄英深受佛教三论宗的影响，促进道教理论精细化、系统化，开启了“内丹学”，从而使“内丹学”与“外丹学”成为 道教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部分。他认为重玄学实开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先河。先生从总体上认为，道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通过道教可以使我们了 解我们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了解我们的传统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发展的道路及其缺陷所在。他同时分析了道教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内在缺失。

在佛教领域，汤先生谦虚地坦承自己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没有系统研读佛经，没有学习梵文与巴利文，缺乏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基础。这是他对自 己的严格要求。实际上，他对魏晋到隋唐的佛教哲学资料的理解很有深度，诠释非常精到。我们从他1999年出版，尔后又补充增订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 （现为《汤一介集》第四卷），可以发现他在佛教哲学义理与佛教史的研究上，有不俗的成就。先生在佛教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及其与儒、道、玄学的关 系、僧肇《肇论》的哲学意义方面，在隋唐以来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哲学要旨及儒释道“三教归一”方面，在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碛砂藏》等佛 教典籍考订及《心经》的解读方面，极深研几，创见迭出。汤先生是哲学家，他深入到佛教哲学的深层，对华严“十玄门”与禅宗“明心见性”说有透彻的领悟与哲 学的诠释。汤先生善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到宋明理学的产生，汤先生思考了“文化的双向选择”问 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入世”精神却没有被“出世”思想所改变，“相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却越来越走向世俗化，而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实现成佛的理想，‘挑水砍柴，无非妙道’。因此，只要前进一步，‘事君事父’也可以成圣成贤，这正是宋明理 学（儒学的发展）可以在中国取代佛教的根本原因。这就说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要求而不得不变形。” （《汤一介集》第四卷，第8页）汤先生提出并回答了为什么其他佛教宗派先后衰落而禅宗影响越来越大，终至一家独秀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禅宗较好地吸收 了儒道重要思想，真正中国化了，而与印度佛教不同。宗杲禅师所谓“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表明禅宗不再否定“孝养父母”等，而禅师则表白，“爱君 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相同。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曾向汤先生提出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战争？而其他国家、 民族、地区在历史和现实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这种或那种的宗教战争？”汤先生研究后认为，原因是儒、释、道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仍能共存共荣，并 从内部提出“三教归一”“万善同归”等思想协调三教关系。这“或许对治理今日世界的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引起种种战争的乱象有所贡献”（《汤一介集》第四 卷，第214~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