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西式政体思维与中式政道思维的差异

摒棄政體決定論思維方式

把中國的一切問題歸咎於體制的人，是因為沒有想清楚，這種政體思維方式本身有什麼問題。政體思維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思維方式，認識不到政治現實的複雜性，把複雜的政治現實簡約為幾個標籤：民主、專制，非此即彼，截然對立。網上最近有篇文章，說中國的問題是一黨制，是政體的問題。那麼變成幾個黨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兩黨制。但是他們沒有想過，他想搞兩黨制，別人也想有兩個黨，最後可能出現幾百個黨、幾千個黨。

蘇聯解體後，出現了幾百個政黨。1995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258個社會聯合組織參加競選。俄羅斯只有1.4億人口，是中國的十分之一，按這個比例，中國如果實行多黨制，將會出現上千個政黨。蘇聯1991年解體前就有爭論，開放不開放？有人說，理想的改革方向是變成一個北歐式的國家，但是當時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後更有可能跟非洲國家一樣。事實上，在過去20年中，俄羅斯走過的政治道路確實不像北歐，更像非洲，陷入混亂和貧困。普京上臺後才把殘局收拾起來，人均GDP從穀底爬出來，現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準略高一點點。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二大超強，遭遇讓人不勝唏噓。以為政體一旦改變，好的結果就會出現，這樣的邏輯思維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所以，不能拿這種事做實驗。中國1912年就有過這種實驗，當時一開放，從政體的角度來看，非常像西方——多黨制，有幾百個黨，有憲法，有議會，有總統，有選舉，也有言論自由，表面上看什麼都有。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時間，中國到底怎麼樣？尤其後來造成的結果——軍閥混戰、一盤散沙，我們都看得很清楚。那個時候就有政體思維在作祟。

今年4月習近平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講話中就談到這個問題，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並且取得了成功。

政體思維這種非常簡單的方式，在一個小的政治體裡也許可行。但是要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僅僅強調政體的形式是絕對不行的。其實按照真正的政體理論，西方國家也沒有一個是標準的民主制，它們都是混合政體。這種混合政體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這樣才能解決它們的實際問題。中國要是用非常簡單的政體思維方式來解決問題，那就把國家帶到溝裡去了。就像習近平所言，“中國不能全盤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否則的話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中國人今天要汲取歷史教訓，否定政體決定論這種思維方式，採取一個新的思維方式，就是政道思維的方式。應該多考慮考慮治理的目標是什麼，有多少種不同的治理方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可能會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議型民主

我們不但要否定政體決定論的思維方式，而且還要認識到，西式代議型民主只是一種金絲鳥籠式的民主，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不僅如此，我們要看到中國民主的不斷進步與創新，樹立和增強制度自信。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包括四個組成部分，分別回答四個關鍵問題：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麼？怎樣代表？儘管還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中國正在實踐中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潛力，意味著不同於西方的另一種民主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誰？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論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國人都熟悉毛澤東的名言，“為人民服務”。它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也被鐫刻在中南海新華門的影壁上。為人民服務並不是說，人民被動地接受服務，其真實含義是與人民一道，通過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麼誰是人民呢？不管在哪個國家，“人民”（或“公民”）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是不斷變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毛澤東說出了他對“人民”這一概念的理解：“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人民”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主體仍然是廣大勞動群眾，同時也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最大的歷史貢獻，就是將億萬普通勞動民眾第一次帶入了政治舞臺。

中國共產黨強調自己所代表的物件是人民，這與西方自由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在自由主義的詞典裡，根本不存在社群、階級這些群體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個人才值得代表。

誰代表？在西式主流代議理論中，只有選出來的代議士（所謂“政務官”）才有資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夠格。但在現代，不管在哪一種政治體制中，都有大批非選舉產生的官員（所謂“事務官”）實實在在地行使著政治權力。說他們沒有資格代表別人實際上也免除了他們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壓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辦事就萬事大吉了。

中式代表型民主對“誰代表”問題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選舉出來的“代議士”，也包括手握實權的其他官員。中國把所有掌握和行使某種權力的官員統稱為“幹部”，所有幹部都有責任和義務代表人民的利益，即所謂“當官為民做主”。

毋庸置疑，幹部屬於列寧所說的“先鋒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擺出“精英”的派頭，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責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須通過各種方式與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並在此過程中不斷改造自己。因為正如毛澤東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級幹部“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這也就是說，各級幹部都必須在“幹中學，學中幹”，不能“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他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幹部請教，然後再下命令”。這與西方“授權論”、“問責論”等對代議士角色的設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代表什麼？西式代議制中設置表達機制，讓人們把自己的願望（或偏好）表達出來，形成對代議士的壓力，希望因此影響政府的決策。“願望”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們的主觀要求，也包括他們的客觀需求。如果稍加階級分析，我們就會瞭解到，衣食無憂的社會中上層往往表達的是主觀要求（減稅、同性戀婚姻、表達自由等），而囊中羞澀的社會下層表達的更多是客觀需求（就業、就醫、就學、住房等生活保障）。實際上，社會下層表達的客觀需求也是社會上層的客觀需求，因為後者也同樣離不開衣食住行，以及就學、看病、養老等。只是由於他們的財力在支撐體面生活以外仍有富餘，才遮蔽了他們也有這類客觀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見，社會下層的需求是全社會的需求，而社會上層的要求則未必是全社會的要求。客觀需求與主觀要求還有一個區別：前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比較穩定，而後者則可能在短時間內變來變去。

為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中式代表型民主所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觀需求，而不是隨意表達的要求或轉瞬即逝的觀點。當然，客觀需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經濟發展水準比較低的時候，有飯吃、有衣穿是最基本的需求。但進入比較高的發展水準以後，這類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比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寬敞舒適一些，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等。這意味著，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與時俱進，這就要求各級幹部在聽取社會各階層所表達的利益訴求的同時，要不斷深入社會底層，關注人民群眾變化著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代表必定是一個能動的建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