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西式政体思维与中式政道思维的差异

西方政體思維與中國政道思維

西方是政體思維方式，中國是什麼思維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國傳統的分析政治的方式，從來不講政體。它完全不是政體思維，而是政道思維。與西方哲人不同，中國歷代的先哲考慮最多的不是政體，或政治體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體制運作的目標與途徑。

所謂政道，是指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與為政之道相關的詞語隨處可見，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無道之君”，“君有道”、“君無道”，“國有道”、“國無道”，等等。莊子在《天道》篇中區分了“治之道”與“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則，後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在於，前者關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後者的著眼點是政治秩序的實質。“橫看成嶺側成峰”，如果我們把西式政體的視角換為中式政道的視角，那麼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的政治，還是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體、把政體思維引入中國的是梁啟超。19世紀最後幾年，梁啟超讀了一些西方的書，發現西方講政體，非常興奮，頌揚“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聖榮貴之政體也”。他很快把政體概念運用到政治分析中，說中國是個專制國家。“吾國民以久困專制政體之故，雖有政治能力，不能發達”。他“視專制政體為大眾之公敵”，認為把專制推翻，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梁啟超也是中國最早放棄和批判政體思維的人。1903年他去美國走訪了8個月，那時正是美國的“鍍金時代”，是問題最多的時候。他很快就對這個自己曾經大加讚譽的“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大失所望，並得出結論：“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適何！”他認識到政體決定論是錯誤的，把視線轉向政體以外的其他因素，開始強調，政治的好壞不能光看政體，更重要的是道德。“政在一人者，遇堯舜則治，遇桀紂則亂。政在民眾者，遇好善之民則治，遇好暴之民則亂”。就這樣，他從政體思維轉向政道思維。

辛亥革命後，政體換了，但善政不立。經過親身從政，梁啟超對民國政治大失所望，也對政體決定論更加懷疑，認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體。民國四年，他發出了這樣的感歎：“彼帝制也，共和也，單一也，聯邦也，獨裁也，多決也，此各種政制中任舉其一，皆嘗有國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國則此數年中此各種政制已一一經嘗試而無所遺。曷為善治終不可睹，則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從可推矣。蓋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均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他的意思很清楚：改變政治的關鍵不在於改變政體；政體並非政治之本。

共產黨講的民主是政道層面上的

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思想大家，當他們把問題想清楚後，解決問題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體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比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談到政體問題，即“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他認同“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但是他所說的“政體”並不是亞里斯多德或孟德斯鳩意義上的政體，而是一種政道。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稱作是理想的政體。顯然，西式的政體理論絕不會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種政體，它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治國之道。

同樣，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毛澤東講的“民主”也不是一種政體，而是一種政道。或者說，他講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體的概念。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歷史]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講的民主從來都是政道層面上的民主，因此才會有諸如“民主作風”、“這個人比較民主”、“這次會議開得比較民主”之類的說法。如果從政體思維方式來理解，這些話幾乎毫無意義，也沒有道理，因為這些跟競選、多黨制沒關係。但是從政道的角度來理解，這些說法很有道理。因為只要能讓大多數老百姓的意願在施政中得到體現，就是政道要達到的最終目的。

“民主”本來的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民主既可以從政體的角度看，也可以從政道的角度看。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於，政府是否由競爭性的選舉產生。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於，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體制對人民的需求具有回應性，就是政道思維所理解的民主。

那麼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競爭性選舉重要還是政府政策具有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切實需求。環視當今世界，我們不難發現，有些政治體制從形式上看，因為採用競爭性選舉，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應性未必高；有些政治體制沒有多黨競爭，但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卻比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