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商報記者 劉悠揚
編者按 今年春，錢穆口授、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經濟史】講稿引進內地，一紙風行；5月，葉龍老先生又開始整理錢穆在當年新亞書院講授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講稿也即將在內地出版，葉龍先生又特別授權，將這部塵封近60年的珍貴文稿交給本報【文化廣場】獨家刊發。我們爲此再次採訪葉龍先生，見今日報導。 同時，從今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文化廣場】全文連載錢穆口授、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文學史】(首期見今日C4版)。敬請垂注。 『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國學大師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簡陋破舊的教室里，開講一門新課程【中國文學史】，這是錢先生開篇第一句話。 這位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少見的通儒，一生著述80餘部，1700萬言，卻沒有留下一部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後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講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長文【中國文學史概觀】中，去尋找他對中國古代文學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論述。 在新亞書院，錢穆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每次一講就是一學年。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整體系。可惜時局飄搖，奔波輾轉間，錢穆始終未能將講稿整理成書。 近60年後，師從錢穆多年的弟子、87歲的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葉龍，從箱底捧出當年的聽課筆記，開始逐字逐句謄錄、校訂、注釋，錢穆先生留下的學術遺產終於重見天日。 全書32篇： 從堯舜禹講到清末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深圳商報記者曾赴香港青衣島，獨家探訪葉龍老先生，並於4月28日至4月30日，連續三天推出系列報導『錢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個版的規模還原錢穆先生旅居香港、遷居台灣的人生橫斷面，引起廣泛關注。 這組報導給葉龍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他正在整理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講稿，遂主動提出，將文稿的報刊首發權交給【深圳商報】。 經過兩個多月的謄錄、校訂、注釋，這部由錢穆先生60年前講授、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中國文學史】講義，終於初見雛形。 『所謂「中國文學史」，其實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葉龍先生告訴記者，整部【中國文學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國文學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說』，上至堯舜禹，下至清朝末年，體例上仍以時間爲序。但針對具體朝代和文學流變，錢穆先生提出了許多新創見，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給出了他的考證和解釋。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葉龍先生正在做最後的搜遺補漏和注釋工作。他預計，整部文稿完成後，總字數約爲20萬字。 新見解： 文學史斷代獨一無二 『錢師用一生的精力，把經、史、子、集都讀通了，所以他講任何一門課，都有其精彩獨特的見解。』葉龍對記者說，講稿的意義在於即興，它與嚴肅撰寫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壓抑自己表達對史料的看法，不憚講出一般性規律，鑒往知今，微言大義。如今【中國文學史】講稿做了忠實的重現，這一價值已經足夠。 因爲即興，錢穆先生許多猶如神來之筆的絕妙論斷，都留了下來。 他說，【春秋】看起來像現在的電報，其實它最能體現『句斟字酌』，既有文學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兩首詩【長恨歌】和【琵琶行】，相當於小說；中國文學『無史詩，無神話，無悲劇』，【紅樓夢】也不算真正的悲劇，只是解脫而已；中國文學要能唱，【楚辭】、唐詩都要唱，故文學家多數帶有浪漫與落拓的習性；【史記】是一種浪漫派的寫法，但其中無一假話…… 在他看來，【詩經】是中國第一部文學作品，屈原是中國第一位真正的文學家，【古詩十九首】第一個開創了中國純文學的先河。建安文學是中國文學獨立、覺醒的轉折點，唐代是整個中國文學史的中心。而中國只有兩位大文學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學與道德的問題；一位是司馬遷，他解答了文學與歷史能否合流的問題。 對文學史的斷代，錢穆也有別於前人。他認爲，『自孔子以下之諸子百家到漢初是散文時期，魏晉後則是韻文的世界。期間屈原的【離騷】只是偶然產生而已。』 新考證： 對文學史公案『發言』 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講錯的地方，錢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與補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傳弟子說：『蘇李河梁【贈別詩】和【古詩十九首】是西漢時所作。』這是文學上的大問題，長久以來爭議不斷。錢穆認爲其說甚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啓超則認爲上述五言詩均系東漢末年所出，錢穆贊成梁說，還提供了自己考據得來的有力論證。 【尚書】的真偽也是文學史上一樁公案，錢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爲【尚書】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盤庚】，而虞書(【堯典】)、夏書(【禹貢】)、殷書(【盤庚】)，均有可疑之處。 最有趣的是，錢穆指出司馬遷講到【離騷】時，因不識歷史地理，以爲古人把地名寫錯了，還把原文對的反而改錯，導致屈原自殺的地點從『湘流』變成『常流』。『近日我重讀【中國文學史】，覺得錢師對歷史地理也滾瓜爛熟，他應該可以開【中國歷史地理】這門課。』葉龍笑言。 新創識： 建安文學至今仍被低估 翻看【中國文學史】講稿，就能發現，錢穆雖然按照時間順序一路講下來，但某些章節的『厚此薄彼』，明顯透露出他的傾向性。 最典型的是對建安文學不吝筆墨。錢穆不僅將它從魏晉南北朝文學中單拎出來，自成一章，而且對它的評價與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錢師認爲，建安文學的價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國文學的重要轉折點，是文學覺醒之時代，自此文學才得以獨立，與政治脫離了關係。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學的帶頭人，有重大貢獻。而曹操在文學上的成就與特殊地位，也是錢師在近代最早提出並發現的。』葉龍說，對建安文學的重新評價，是錢穆先生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獨特創見。 錢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將之比作羅斯福的【爐邊夜話】，他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後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他對曹操極爲喜愛，講到他時妙語連連：『後來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軍，他的【出師表】亦如與朋友話家常，學的是曹操。曹操倜儻風流，其下屬羊祜累官升至尚書左僕射，當其都督荊州時，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學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敗操於赤壁的周瑜，當作戰時，背後卻在聽戲，學的也還是曹操。』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錢穆卻持相反意見。他認爲，曹丕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講文學之價值與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爲主』這一主張，對後世影響深遠。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學者頭腦，亦尊重學術。從文學立場來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遠。』 精點評： 字字珠璣 活靈活現 【中國文學史】講稿不是錢穆親筆所著，是基於授課記錄而成，但大師的意義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兩句話就令人有撥雲見日的感覺。 記者閱讀書稿，並不覺得在讀學術著作，倒像讀散文。錢穆口才極好，他講【中國文學史】行雲流水，評名家，說經典，字字珠璣；又絕不僅僅就文學說文學，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來，把一部文學史講得像波瀾壯闊的史詩。 他評價先秦諸子，說孔子如鍾，『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莊子則是玩世不恭，並非板起面孔教訓人，但他所講的寓言，其實相當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認爲不配與人講，你們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說：『知我者稀，斯我貴矣。』墨子則是一定要講到你明白爲止，因爲他是社會活動家，是宗教家。 他點評歷代文人，說陶淵明性格如虎，其詩更爲可愛。王維是居士，杜甫是嚴正的讀書人，李白則是喜歡講神仙、武俠的江湖術士，屬於下層社會。柳宗元最偉大的是寫遊記，因唐人見到好風景只是賦詩而已。 葉龍告訴記者，錢穆把『知人論世』作爲評價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標準，認爲作者爲人的價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齊名，錢穆以杜甫爲高，他說『李白是仙風道骨，老莊風度；杜甫則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與時代打成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大關係。 錢穆的【中國文學史】首先是人的歷史。以此標準衡量，他認爲，謝靈運不如陶潛，宋玉不如屈原，吳敬梓、曹雪芹絕不能與蔣心餘相比，阮大鋮更不能與孔東塘比。 大視野： 從史學角度講文學 『知人論世』正是錢穆這部【中國文學史】的理論基點，也是它不同於其他文學史的獨特之處。葉龍告訴記者，出於歷史的視野，錢穆先生的文學史觀是以史論文，他更重文學的歷史作用與社會功能，把中國文學的流變看做大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這種文學理論，散見於錢穆的講述中，卻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在【中國文學史】緒論中，他開宗明義：『講文學史應先明白歷史。』他認爲【史記】解決了西方文學關於『文學和道德』、『文學和歷史』關係的難題，稱最高的文學就是最高的歷史。 他認爲『文運必與世運相通』，偉大的文學，多在太平盛世時產生。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文學，只能說是文學之覺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氣足。與此同時，那些生於憂患的新文體，五言古詩起於晚漢，詞起於晚唐，白話語錄起於晚宋，劇曲起於金元之際，白話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起於元末明初，也值得大書特書。 以『史』的標準來衡量，錢穆認爲明中葉的作家，遠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無大傳統存在。因此對『明代四大奇書』【水滸傳】、【三國演義】與【西遊記】、【金瓶梅】，錢穆肯定前兩書，對後兩書則頗有微詞。他說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澤，心存邦國』，『【水滸傳】雖是一部社會下層文學，而實帶有中國傳統政治上層文學之真心情與真精神』。而【西遊記】和【金瓶梅】『只具遊戲性、娛樂性，只有寫作技巧，何曾有寫作精神？』 至於【紅樓夢】，錢穆的評價是『有感慨，無寄託』，同樣是以史衡量，『清代中葉以後，漸漸死於安樂，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皆安樂中垂死之象。』 當然，錢穆述文學史的標尺遠非上述兩點。在『史』和『人』的標準之外，他強調生命觀，強調純真與自然。他說文學是生命，如司馬遷將自己的生命寄託於理論中。文學又是時代的，如【孔雀東南飛】小生命在大時代的隕落。但最高的文學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寫【離騷】，他怨得純真而自然，但屈原並非要講給人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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