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家』四次錯誤的形勢判斷和政策建議

2012年蔡昉等『20多位頂級人口學家』出版了【中國人口發展報告2011/12：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這本書對外行人看來是非常開明的，富有邏輯，頭頭是道。但是核心是又一次人口恐嚇。國家衛計委副主任、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王培安近日解釋為什麼不能全面放開二胎，就是引用蔡昉等人該書的觀點：『如果「同放二孩」，在放開後的頭幾年，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會超過4.4，2027年總人口達到第一個峯值15.15億，2044年達到15.35。如果「分放二孩」，婦女總和生育率也將回升到3左右，2027年達到第一個峯值15.08億，2045年達到第二個峯值15.14億。』

這次也沒有採納者蔡昉等人的『分放二孩』，而是採納翟振武和衛計委的更為保守的『單獨二胎』。原因是即便是『分放二孩』，人口也會超過15億極限。王培安最近解釋為什麼出台單獨二胎時認為，『我國總和生育率目前為1.5—1.6』，『我國糧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配置規劃，均是以2020年總人口14.3億人、2033年前後總人口峯值15億左右作為基數制定的。』只有單獨二胎才能將總人口控制在15億以下。

根據習李過去的講話和他們的執政理念，所有的人都判斷十八大三中全會之後調整人口政策是勢在必然。但是之所以選擇單獨二胎，是因為翟振武、蔡昉等人的人口恐嚇。依照他們的預測，即便今後幾年全面放開二胎，人口也會超過15億人口上限，也是斷斷不可的。

請大家好好看看王培安的講話：http://jjckb.xinhuanet.com/2013-11/17/content_476862.htm

蔡昉等人這本書在市場銷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送交給了很多領導人，對領導人的恐嚇力巨大，領導人如果相信了該書觀點，是絕不敢全面放開二胎，更不敢停止計劃生育的。該書剛出版，我就預感到該書能量巨大，我在【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中反駁了這本書。我在微博上也一直批駁『20多位頂級人口學家』的觀點，網友還感到奇怪。後面我又整理成下面這篇文章專門批駁該書，並將文章送交有關部門，也發表在國家發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國家戰略與改革研究組的【戰略與改革參閱】。顯然我的文章被扔進了垃圾箱。

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剛出來，我就進行了反駁，現在看來我的觀點不幸言中。今後也必將證明我這次反駁也不幸言中。我是無比地憂憤！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只能立此存證。

【中國人口發展報告2011/12：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的作者很多以開明派人口學者出現在各大媒體。

『人口學家』四次錯誤的形勢判斷和政策建議

易富賢

摘要：1990年之後中國的生育率就已經低於更替水平，1995年之後低於1.5，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只有1.22，2005年抽樣調查證實只有1.33，說明1990年後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但是主流人口學家一次次將生育率修改為1.8，恐嚇性地預測人口（比如預測2010年人口會超過14億）。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18，停止計劃生育後人口峯值也達不到14億；但是人口學家們又將生育率修改為1.5，預測放開二胎後生育率會達4.4，總人口會在2021年超過15億。事實表明，主流人口學家的預測從來沒有準確過，他們沒有為人口政策作出正確建議的信用和能力。

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世代更替），發達國家總和生育率（簡稱生育率）[①]需要達到2.1；中國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比發達國家要高，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在2.3左右。生育率如果高於更替水平，會有人口膨脹壓力；如果低於更替水平，幾十年後將出現人口減少。

我國人口形勢之所以發展到目前這種狀態，與我國主流『人口學家』錯誤的形勢判斷和政策建議密不可分。

一、1980年『百年人口預測報告』是錯誤的

1980年，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預測中國人口會達到40億峯值（其實，即便當時沒有實行計劃生育，人口峯值也連16億都達不到，今後還將減少）。正是由於這一驚人的預測，才導致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客觀調查顯示，中國生育率在1990年後已低於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說明中國至少在1990年後就應停止計劃生育（如果真實行了，50年代出生的人很多還有再生育的機會）。

但是當時聯合國人口基金、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卻不相信中國的生育率如此之低，他們預測中國人口在2000年會超過13億、在2010年超過14億。因此1996年制定的『九五』計劃提出『全國人口2000年要控制在13億以內，2010年要控制在14億以內，任務艱巨。』

2000年11月進行了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原始摸底數據顯示總人數只有12億；就臨時穿插一項半個多月的在全國複查、補漏的活動，又找回來4000多萬人，普查表的全國登記人口才變成12.426億。即使這樣，它比1999年統計公報還少1430萬，比1998年少450多萬，更是遠遠低於以前預測的13億。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說明以前的預測是嚴重脫離實際的。那麼2001年開始的『十五』計劃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

但是國家統計局、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不願意承認如此低的生育率。他們將1.22的生育率修改為1.8；將2000年總人數額外修正1.81%，變成了公佈的12.658億；並預測中國人口在2005年將達到13.3億，在2010年將達到14億。在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的情況下，2001年竟然出台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二、『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是錯誤的

『十五』計劃提出『十五』期間增加人口控制在6257萬人以內，但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這五年只增加了4013萬。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只有1.33。按道理2006年開始的『十一五』規劃應該停止計劃生育。

但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蔣正華、宋健和徐匡迪任正副組長，集中了包括十多位兩院院士在內的300多位專家學者）仍然不承認生育率如此之低，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總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並穩定至今』、『目前生育率反彈勢能大』，預測總人口將於2010年、2020年分別達到13.6億人和14.5億人，2033年前後達到峯值15億人左右。

其實即使2004年徹底廢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中國的人口峯值也不可能達到15億。但是即便是開明派人口學者顧寶昌等人，在2004年聯名給中央的【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中還恐嚇說，從2005年開始如果全面放開二胎，那麼中國人口會在2044年達到16.07億的高峯。因此建議採取一個為期15年的的二孩晚育軟着陸方案，可以將人口控制在略低於15億的水平。

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建議，獨生子女政策不但沒有必要放寬，相反還需要加強。因此，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規劃提出『穩定人口低生育水平』，『2010年人口總量控制在13.6億以內』。還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認為『今後十幾年，人口慣性增長的勢頭依然強勁，總人口每年仍將淨增800萬-1000萬人』，提出計劃生育四個『堅持不動搖』。

我在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從30多個角度質疑了1.8的生育率；在假設2005年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數據是準確的前提下，預測2010年人口只會達到13.3285億人。

【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0年人口為13.3281億人；也證實了客觀調查的超低生育率是可信的，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但『人口發展戰略組』的政策建議造成的影響已不可挽回。

三、2010年『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研討會的結論也是錯誤的

1980年中共中央【公開信】說獨生子女政策只能實行30年，那麼至少在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就應該廢止獨生子女政策。但是2010年7月由中國人口學會舉辦的『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80多位學者和官員參加）得出結論：『「十二五」期末人口總量將達到13.9億左右』（從2010年的13.4億增加到2015年的13.9億，意味着『十二五』年均需要淨增長1000萬人）, 『人口慣性增長勢頭依然強勁，人口峯值將在2033年將達到15億人。』該結論影響了『十二五』規劃和『十八大』報告， 『十二五』的人口總量目標是『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3.9億人以內』。沒有準時廢止獨生子女政策，讓中央政府失信於民。

2011年4月26日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翟振武、國家計生委官員於學軍還到政治局上課，在2010年人口普查證實生育率只有1.18的情況下，還讓胡錦濤總書記說出『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陷國家領導人於不義！

其實『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的結論也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國年增人口幾乎直線地從1987年的1801萬下降到2012年的669萬（圖1）。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2012年分別出生1604萬人、1635萬人，扣除960萬、966萬死亡人口，分別只增加了644萬人、669萬人（其實這些數據還有水分，以【中國統計年鑑-2012】1.04的生育率計算，2011年只出生了1137萬人，那麼2011年只增加177萬，年底總人口根本就沒有13.47億人），遠沒有達到上述預測的1000萬人。

而我國15-49歲總育齡年齡婦女和20-29歲黃金年齡育齡婦女都在2012年開始減少，其中後者在20年之內減少43%。意味着即便能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每年出生人數也將急劇下降。另一方面，隨着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已經由1980年的626萬增加到2012年的966萬，並將繼續增加到2030年的約1350萬、2050年的約1862萬（圖2）。

中國人口已經在負增長邊緣，2015年總人口根本不可能達到13.9億，2033年人口更加不可能達到15億。即便2014年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人口峯值也只能達到13.9億。

四、2012年【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一書的形勢判斷和建議還是錯誤的

2012年10月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了蔡昉、李建民等『國內20多位頂尖人口學家』的【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反對立即停止計劃生育和全面放開二胎，建議分步放開二胎。其實他們的形勢判斷和建議還是錯誤的：

1、將2010年人口普查1.18的生育率修正為1.5

【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判斷2010年中國的生育率還有1.5（因此他們預測的起點就大幅偏高）；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18，【中國統計年鑑-2012】顯示2011年生育率只有1.04。

迄今為止，所謂『2010年生育率為1.5』最權威的來源是國家統計局人口司專項調查處崔紅艷處長發表在【人口研究】的文章【對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準確性的估計】。2000年『五普』之後，也是崔紅艷和張為民（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率先在【人口研究】上發表文章否定1.22的生育率，他們用小學入學人數推算『五普』0-9歲人口漏報了3014萬，引發人口學界一窩蜂將1.22的生育率修正為1.8。但是『六普』證明他們的推測是錯誤的，說明他們沒有學術信用。這次崔紅艷更是錯的離譜，她將2010年1.18的生育率修正為1.5所採用的基礎數據——2010年出生人口數既不是用『六普』長表（9.41%人口）0歲人口119萬（那麼0歲總人口為1265萬），也不是用短表（全部普查人口）0歲人口1379萬，而是用國家統計局自己公佈的2010年出生1592萬這一數據，那麼她的生育率1.5就與『六普』毫無關係！國家花那麼大人力財力搞人口普查幹什麼？

事實上，1994年以來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出生人數明顯偏高，比如國家統計局公佈認為1996年、1997年分別出生2067萬、2038萬，用存活率推算，2010年的14歲、13歲人口應該為1995萬、1968萬；但是2010年普查顯示14歲、13歲人口（都已上初中，不存在漏報了）分別只有1589萬、1523萬。

很多人認為實際生育率遠高於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因為『超生』的孩子很多。其實感性認識有時候並不準確。比如一個人群共100個孩子，有21個來自三孩家庭，32個來自兩孩家庭，47個來自獨生子女家庭，很多人會覺得生育率很高。但是這100個孩子是70個婦女生的（7個生三孩，16個生兩孩，47個生一孩），外加10個不生育的婦女（目前有1/8的家庭不孕不育），平均每個婦女只生了1.25個孩子。美國生十多個孩子的家庭不少，但是近年全國生育率只有1.9。

要達到1.5的生育率，那麼80個婦女、120個孩子大致是這樣分佈：10個婦女不生育，1個生四孩，11個生三孩，25個生兩孩，33個生一孩；120個孩子中4個的來自四孩家庭，33個來自三孩家庭，50個來自二孩家庭，33個（27.5%）來自獨生子女家庭。中國城市化已經超過50%了，新生孩子中只有27.5%來自獨生子女家庭？

韓國1989年、台灣1987年的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中國大陸2010年，當年生育率分別只有1.58、1.70；泰國、伊朗的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國一致，2011年生育率分別只有1.56、1.64；中國在嚴厲的獨生子女政策下，2010年的生育率竟然還有1.5？

結合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計劃生育政策強度綜合判斷，人口普查1.2左右的生育率是大致可信的。

2、誇大了補償性出生高峯數量

【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認為全面放開二胎後的頭幾年，生育率會大幅反彈到4.4以上，會補償性出生1億多人；即便是分步放開二胎，生育率也會反彈到3.0。其實1980~2010年的計劃生育一共只少生了1.3億，被政策限制的婦女很多已經喪失了生育能力，相當部分也沒有了生育意願。餓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將三天的食物一頓吃下去。停止計劃生育怎麼可能補償性出生1億多人？北大人口學教授李建新和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教授王廣州都認同筆者的判斷——即使全面放開二胎，補償性出生高峯的幾年期間，生育率不會超過2.0，年出生人數達不到2000萬。我在【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一書中根據育齡婦女結構、生育意願、生育能力綜合判斷，停止計劃生育後的補償性出生高峯期間，生育率難以達到2.3；最多補償性出生三千萬人。

3、高估了未來的生育率

【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認為分步放開二胎，生育率也會反彈到3左右，經過四年的小幅波動後開始下降，2022年略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到2050年還有1.8；即便堅持現行獨生子女政策不變，2050年之前生育率將穩定在1.4以上。

其實社會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日本的社會發展水平超前中國40年，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1996年之後的生育率就一直低於1.4。韓國、台灣地區的社會發展水平分別超前中國大陸約20年、22年，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韓國、台灣2010年的生育率分別只有1.22、0.895，2012年分別只有1.297、1.265。堅持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生育率在2050年之前能穩定在1.4以上？分步放開二胎，2050年生育率還能有1.8？

4、誇張預測未來人口

【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由於高估了未來生育率，從而高估了未來人口，認為全面放開二胎，總人口會在2014年突破14億，在2021年超過15億，在2044年達到15.35億的峯值；分步放開二胎，總人口將在2022年超過15億，在2045年達到15.14億峯值；維持現行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2050年人口仍將有11.95億。其實，即便我國2000年就停止計劃生育，2014年人口也只有13.9億，2021年也只有14.2億（也遠不到15億）。即便2014年中國停止計劃生育並如台灣和韓國那樣鼓勵生育，最終人口峯值也達不到14億，今後面臨的是人口銳減，2050年人口將低於11.9億。

5、國際國內都已經證明二胎方案也是錯誤的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台灣、韓國提倡只生二胎，隨着經濟發展，生育率從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他們80年代之後相繼出台鼓勵生育政策，但並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峯，目前生育率徘徊在0.9~1.2的超低水平上。伊朗於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從1989年的5.2劇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勵生育，也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峯，2011年生育率只有1.64。這些地區當年提倡只生二胎時的生育率還有5.0以上，現在都已經後悔莫及；而在中國生育率現在只有1.18了，【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卻還只建議分步放開二胎，嚴格控制多胎。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在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萬人口的農村地區試點『二胎方案』，但是2005年生育率就已經低於1.6了。

國家衛計委（原國家計生委）官員、主流人口學者認為停止計劃生育不現實，必須用各種二胎方案過渡以保持政策連續，並認為漸放二胎相對於獨生子女政策來說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人口學者如果只找『政治理由』，不找『學術理由』，還需要人口學幹什麼？

五、神州陸沈，百年丘墟，人口學家當任其責

西晉大臣王衍，字夷甫，才華橫溢，容貌俊雅，喜好清談，影響一代民風和官風。當王衍還在少年時，名士山濤曾感慨說：『不知道是哪位老婦人，竟然生出了這麼好的兒子！然而誤盡天下老百姓的，一定是這個人啊！』

王衍位至三公，但在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時，『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王衍被俘後，向羯族石勒陳說西晉敗亡的原因，一面推說自己『少不豫事』而『欲求自免』，一面恬不知恥，勸石勒做皇帝。石勒怒曰：『君名著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

西晉滅亡幾十年後，東晉大將桓溫北伐時，遠眺中原，感慨地說：『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參謀袁宏為王衍開脫：『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桓公凜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快（你們有沒有聽說過荊州劉表？有一頭重達千斤的肥牛，吃食料是普通牛的十倍，但負重行遠，還不如一頭瘦弱的母牛。曹操攻破荊州的時候，宰了這頭牛，犒勞士卒，時人沒有不拍手稱快的）。』

中國主流人口學家就是現代版的王衍，他們大多在聯合國人口基金資助下留學海外，在國際國內權威學術期刊發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論文，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但是中國人口危機如此嚴重，就是這群『千斤之牛』的『功勞』！

2012年【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完成者是蔡昉、李建民等『國內20多位頂尖人口學家』，他們中大多數也是『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研討會和『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核心成員。他們的觀點在外行人看來似乎很開明、富有邏輯（因此很容易為決策層所重視）；但是事實表明他們沒有為人口政策作出正確建議的信用和能力。

將人口政策的話語權交給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相當於將是否判處死刑交給死刑犯自己決定一樣。日本、台灣、韓國的生育率持續低迷的原因之一就是過於迷信人口學家。

【禮記.雜記】認為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現在明知道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沒有學術信用，為什麼還採納他們的建議？明知道『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理論是錯誤的，為什麼還繼續這套理論？明知道二胎方案也是錯誤的，為什麼還要二胎過渡？超低生育率已經經受了兩次1%人口抽樣調查、兩次人口普查的檢驗，為什麼還不停止計劃生育？

 『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報告的結論是『十二五』規劃和『十八大』報告的緊箍咒。但是既然現在已經證實該報告的結論是錯誤的，那麼就應該徹底停止計劃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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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發展報告2011/12：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課題組名單：

主報告作者：

蔡昉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李建民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

背景報告作者：

蔡  昉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