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有『重視歷史』的傳統
早在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首次提出整理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版二十四史』的建議。1957年4月25日，【政協會刊】第2期中刊登了鄭振鐸的文章【整理古書的提議】，指出『這是千秋的事業』，要做成『歷史上最正確、最可靠、最有用的』一個定本。 令人遺憾的是，一年後鄭振鐸因飛機失事而殉職。但『二十四史』的整理點校，兩年後在毛澤東的親自指示下付諸實施。 歷時20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以『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和『毛澤東主席的批示』為起點，以『文革』開始為界，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58年至1966年。 按照計劃，前四史【史記】、【三國志】、【漢書】和【後漢書】都要在國慶十周年之前出書，作為國慶獻禮。但由於整理工作過於艱巨，最後按計劃出版的只有【史記】。 『翠微校史』 歸因於『分散在外地院校點校的各史常被教學和科研任務打斷，時做時輟，時間沒有保證，影響進度，連帶質量也要發生問題』，由趙守儼提議，經金燦然與齊燕銘商量，中華書局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揚報告，要求把各史點校者借調到中華書局。 1963年8月，中宣部發出調令『借調外地的專家共同來進行』。 調令中的借調名單有：『武漢大學：唐長孺；山東大學：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中山大學：劉節；吉林大學：羅繼祖；南開大學：鄭天挺；杭州大學：任銘善。』1963年冬，除了任銘善外，名單中的專家都先後到京，住進了北京西郊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開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據從長春赴京的羅繼祖日後回憶，當時的點校組不吃中華書局的食堂，單開小灶；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內工作，上下班的時間也不加規定。據中華書局留存的1964年【二十四史工作匯報】記載，來京學者『在生活方面，掛上了蚊帳，又買了涼蓆』。當時，從來自南方的專家獲得增加的大米供應，到解決大家的醫療問題，乃至添置單人沙發，無不照應周全。這些人到京後不久便是國慶節，每人均獲一張觀禮券，那是羅繼祖第一次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這段時間的點校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晉書】完成了點校並部分發稿，【周書】、【南齊書】、【陳書】付型，【北齊書】、【梁書】的點校也基本結束，其他各史都做了程度不等的工作，為以後的繼續點校打下了良好基礎。 一度停頓 遺憾的是，好景不長。 1965年，點校【唐書】的中山大學教授劉節『拂袖而去』，離開了點校組。在中華書局批判他的會議上，劉節發言說：『我是學孔子的，我從孔子得到了好處，我不能忘恩負義。孔子的學說我用得上。開會總要發言，發言就要講真話。我寫了【怎樣研究歷史才能為當前政治服務】，結果就開大會批判我，在大會上我沒有認錯。很多人勸我退休，我相信黨，所以我不怕。』 據羅繼祖日後回憶，1966年5月，『當時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文出，大家已預料一場浩劫將不免。』作為歷史學家，劉節不可能對那場浩劫沒有預感，但出於一個歷史學家的責任感，仍在學術研究上發表【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統治者的美化】，反對姚文元。劉節因此成為中大『文革』中第一批挨批鬥、被迫害的教授。 當外地學者開啟『翠微校史』之時，原在北京的各位先生仍然各自在家點校，以碰頭會的方式商量問題。但有一位先生例外，負責點校【金史】的遼金史專家傅樂煥，曾於後期住到中華書局的招待所。不多久，傅樂煥亦被所在單位勒令回校檢查。據曾與其聯床而居的羅繼祖回憶，『他是傅斯年的侄子，讀書時就住在他的家裡，生活和學業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幫助。而在上世紀60年代，受「血統論」影響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稱，加之傅樂煥還與胡適有不少關係，這在當時是被看作重大的社會關係。所以運動剛一開始，學校就把他作為重點，要求他停止中華書局的工作，回校檢查並接受群眾批判。』 傅樂煥生性內向，平素不苟言笑，昔日同窗曾有一說法：『樂煥不樂（平日一臉嚴肅），恭三不恭（鄧廣銘，字恭三，平時頗有些恃才傲物），政R不政（說張政R書生氣十足，根本不懂政治）』。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傅先生更是惶惶不可終日。1966年5月，傅樂煥離開翠微路大院之後，在陶然亭跳湖自殺。 據羅繼祖回憶，繼劉節被逐、傅樂煥投陶然亭湖水自盡後，山東也來信要求王仲犖和盧振華、張維華回校參加運動。點校工作實際上已難以為繼，只好宣告暫停，各自回校。 艱難的恢復 1967年，正『當紅』的戚本禹下令繼續點校工作，且可以使用『舊人』，使得停頓了一年的點校工作得以恢復。『在滿城大字報和口號聲中，居然有一塊地方能夠坐下來讀書、搞業務，這在當時的北京恐怕是獨一無二的，有幸參加這一工作的知識分子，樂得在這塊小天地里逃避一時，即使在大熱天裡來回跑跑，也在所不辭，不以為苦』，趙守儼曾撰文章回憶。 當時因為運動，很多『舊人』已不能來，『工農兵』參與了領導工作。有人提出，在標點上也應當體現出『階級觀點』，如認為『帝（崇禎）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這是騙人的鬼話，決不能用感嘆號，要改用句號』。 遺憾的是，此度恢復，只維持了一年多，隨着戚本禹垮台，業務攤子自然解體。中華書局稱，『這段時間基本上是按照原來辦法工作，新的點校原則始終未確定，進展不大。』 直至1971年2月才有轉機――針對甚囂塵上的『文化專制主義』，周恩來向出版界提出恢復出書的要求，並針對當年對書稿的審查、修改特別指出：【資治通鑑】還用審查嗎？『二十四史』還要修改嗎？ 『總理：中華書局標點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種，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會議可否將此項任務分工繼續完成，作為研究批判歷史的一種材料。現在一些老知識分子也閒着無事，可以組織一些人來做。』這是1971年4月，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前夕，有關部門在請示並獲得毛澤東批示同意後，寫給周恩來的信。周恩來當日即批覆：『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 4月7日，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及國務院出版口、中華書局領導並學部留守組軍代表等，前往東城區乾麵胡同，到年事已高的顧頡剛家中傳達批示。儘管身衰體弱，顧頡剛在接到批示後，還是用了一個多星期，寫出了一份【整理國史計劃書】，系統地談了自己的設想。一紙批示，顧頡剛書庫里的封條被揭掉了，薪水復原了，醫療關係轉至北京醫院高幹病房，插隊子女也被調回身邊。 1971年6月，啟功被單位軍代表辦公室的人告知，說『二十四師』要調他去。啟功聽了一頭霧水：『莫非要把我進一步看管起來？我什麼都沒做啊！』第二天才問明白是『二十四史』。啟功很高興地前往中華書局報到。 王鍾翰先生當年被借調到中華書局時，被告知『一借就是三年』，不想他一待十年，1980年秋才調離書局。 最通行的『國史』標準本 1977年11月，『二十四史』點校本中最後完成的【宋史】（實際出書時間為1978年）出版，前後經歷整整20年的『二十四史』點校終於完成。 『二十四史』點校出版工作歷時20年，每個階段參與點校的人有所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體參與，算上弟子門生，包括中華書局的員工，全部參與該項工作的人數約為三百多人。但在最初的版本上，甚至沒有印上點校者的姓名。 此前，歷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並較為通行的主要有三種版本：清乾隆年間的武英殿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書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近代由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問世後，各種舊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幾乎全被替代，成為海內外學界公認最權威、最好的現代通行版本，享有『國史』標準本的美譽，成為後來者做歷史研究時最倚重的本子。采寫/本報記者 朱玲 註：本文參考了【二十四史工作匯報】等中華書局館藏檔案，感謝中華書局何明昕女士對本專題的支持。 點校本【史記】修訂了什麼？ 以趙生群先生為主的修訂組成員都是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系的教師，長期從事古典文獻的整理和相關研究。從2005年最初的調研階段開始，修訂組為之連續不斷地工作了近八年。 【史記】修訂本的主要成就包括： 1.廣校諸本。修訂組全面而系統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種【史記】刻本，以及十餘種日本鈔本、敦煌寫本。選用善本之精，校勘規模之全，超過此前各家。 2.新撰校勘記三千三百餘條。 3.訂補疏誤，後出轉精。充分利用清代至今前賢時彥及日本、海外學者的校勘、研究成果，適度參考出土文獻，擇善而從。 4.尊重底本、優化完善。 5.多領域專家協作。點校本【史記】修訂同時邀請天文、曆法、禮制、中西交流等專門領域研究名家參與修訂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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