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避免『大國空巢』現象--【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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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的原文:

採訪的原文：

專訪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人口學專家易富賢

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

本報記者 馬廣志 北京報道

2000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醫學院做博士後易富賢，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的人口政策問題，提出『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率先掀起反對計劃生育的思潮，因此而被稱為『異端研究者』。

2007年9月, 易富賢的人口學著作【大國空巢】在港出版，但不久即被大陸列為禁書。6年之後的今天，書中曾預測的人口變化成為現實。於是，新版的【大國空巢】於2013年3月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被新華網選為『十大好書』之一。近日，易富賢先生在美國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電話採訪。

從『胎死腹中』到『一路綠燈』

【華夏時報】：【大國空巢】從成為『禁書』到『解禁』，6年中發生了什麼？

易富賢：起初，官方對人口政策還是持開放態度的，2004年還啟動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由蔣正華（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擔任組長，宋健（獨生子女政策的論證者）和徐匡迪任副組長，集中了包括十多位兩院院士在內的300多位專家學者。當時我期望2006年的『十一五』規劃能夠調整人口政策。

但是，2006年4月，【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得出如下結論：1、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總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並穩定至今。全國總和生育率在未來30年應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按此預測，總人口將於2010年、2020年分別達到13.6億人和14.5億人，2033年前後達到峰值15億人左右。2、目前生育率反彈勢能大，維持低生育水平的代價高，必須創新工作思路、機制和方法。建議『十一五』期間應保持政策穩定。

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許多人就認為：在如此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下，生育率還能穩定在1.8；如果人口政策稍有鬆動，生育率會超過更替水平，人口會失控。因此，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規劃提出『穩定人口低生育水平』。還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提出計劃生育四個『堅持不動搖』。

【華夏時報】：此後，你的言論便開始被『封殺』。

易富賢：是的。2006年新華網論壇註銷了我的網名，禁止我發帖，凱迪等論壇也封殺了我的ID。2007年9月在港出版的【大國空巢】也於兩個月後被中央電視台宣布為『禁書』。

【華夏時報】：那為什麼6年之後的今天，卻又能一路綠燈出版了呢？

易富賢：其實，這些年有十多家出版社想在大陸出版【大國空巢】，但都因拿不到『准生證』而一次次『胎死腹中』。

但同時，中國的人口變化卻被我不幸言中，比如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在2000年、2005年、2006年分別預測中國2010年人口將達到14億、13.7億、13.6億，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8。而我在假定國家統計局數據準確的前提下，在港出版【大國空巢】中預測2010年中國人口只會達13.3285億，並從三十多個角度質疑了1.8的生育率。

2010年中國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統計表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總人口為13.3281億人（不含軍人），與我的預測結果也完全一致，而與國家計生委、主流人口學家的預測結果相差甚遠。【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也顯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根本沒有計生委和中國人口學會所認可的1.8。

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結果出來後，我應國家發改委主管的【改革內參-高層報告】的邀請，花半年多時間完成了一個10萬多字的報告。在此基礎上整理成大陸版【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於2013年3月1日由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出版過程非常順利。

【華夏時報】：6年的時間裡，大陸人口政策有哪些變化嗎？

易富賢：這6年內的大陸人口政策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紋絲不動。但令人欣慰的是，社會各界各界的人口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03年我剛登陸大陸論壇的時候，遭到網民一面倒的反對；但是2006年之後網絡民意已經逆轉。2008年的時候網絡民意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計劃生育。2010年之後知識精英也開始一面倒支持停止計劃生育了。當然，讓我感到不滿的是人口政策至今沒有調整，讓我氣憤的是主流人口學家仍然用虛假的數據誤導決策。

『停止計劃生育是名正言順』

【華夏時報】：近日，有新聞稱，大陸多地取消二胎生育間隔，這是不是釋放出的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積極信號？有什麼意義？

易富賢：這種調整其實沒有什麼實質意義。一方面符合生二胎的人口比例太少，一方面現在生育意願已經很低，普遍晚婚晚育。這種微調對提升生育率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華夏時報】：現在，在北上廣等大城市，由於生活的重壓，年輕人晚婚、晚育現象非常普遍。假如現在取消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形勢的大趨勢會不會發生變化？

易富賢：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世代更替），發達國家總和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2.1；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比發達國家要高，中國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在2.3左右。

社會越發達，教育水平和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願越低，婚齡、育齡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單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中國大陸目前的社會發展水平與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韓國、台灣地區相當，當時這兩個地區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現在泰國、伊朗的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國相當，2010年兩國生育率分別只有1.58、1.67。就是說，假如中國大陸停止計劃生育並如台灣、韓國那樣鼓勵生育，三五年的補償性出生高峰之後，生育率將跌落到1.7、1.6，然後還會沿着台灣、韓國的老路下降；這兩個地區社會發展水平超前中國大陸20年，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別只有1.22、0.895。

【華夏時報】：你一再強調，當下人口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但很多人也擔心，城裡人現在的生育欲望是不強烈，但放開後的農村人口是否會發生劇烈反彈呢？您在書中也說，『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未必會上升太多。』依據是什麼呢？

易富賢：農村的養育成本也增加非常快，以前可以就地入學，現在由於生源減少，五六所小學撤併為一所，需要坐車或走很遠的路上學，有些邊遠山區的孩子，甚至需要父母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相對成本遠遠高於城市，因此農村的生育意願也已經很低了。比如【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全國、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3個、1.78個和1.60個。

此外，農村育齡人口數量在快速減少。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從1990年的26.2%提高到2000年的36.09%、2013年的53%了。其中育齡人口的城市化率遠遠高於總人口的城市化率。絕大多數育齡人口都已經進城。進城的農民工的生存壓力、撫養的相對成本遠遠高於城市戶籍人口，生活標準和生育觀念也受到了城市的影響，他們的生育意願並不高。

【華夏時報】：在當前社會保障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假如沒有計生政策，是否導致人口增長過快成為這個社會的負擔呢？又會不會出現補償性生育高峰？

易富賢：我在書中根據育齡婦女結構、生育意願、生育能力綜合判斷，停止計劃生育後最多補償性出生三千萬人，補償性出生高峰期間，生育率難以超過2.3；每年出生總人數也很難達到2500萬，遠低於中國1963年（3000萬）、1990年（2800多萬）和印度現在的水平（2700萬）。這個補償性高峰將是中國經濟的救命稻草。

二戰後的嬰兒潮奠定了發達國家幾十年的經濟繁榮。現在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危機是因為1970年代之後的嬰兒荒。而美國經濟卻能率先復甦，是因為在1980年代後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又出現了一個嬰兒潮。

【華夏時報】：那您認為人口政策應該如何調整？除了調整人口政策，還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和措施出台？

易富賢：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既然停止計劃生育後既不會出現社會難以承受的堆積高峰，今後也不會因為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而出現人口膨脹壓力，那麼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過渡？停止計劃生育可謂是名正言順。但是停止計劃生育還不足以恢復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還必須改革整個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政策，讓主流家庭願意生、也養得起三個孩子，其難度比1979年的改革開放要大得多。

『人口數據腐敗危害更大』

【華夏時報】：談論人口問題，繞不開馬寅初先生，他主張有計劃經濟，也應該有計劃生育，因此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長的觀點。你如何評價在當時社會背景下，馬寅初的【新人口論】？

易富賢：馬寅初當時的視野非是常局限的。隨着社會發展，生育率會自發地下降。假如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大約15.3億，不會如馬寅初所預測的那樣在2007年超過26億。要是採納馬寅初人口論，那麼1957年以後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現在的老人卻是其前出生的)，中國經濟可能已經因為老年化而步履維艱。將馬寅初理論抬上神龕，意味着否定5億多生命的生存合法性！

【華夏時報】：計劃生育1982年被定為基本國策，這離不開宋健先生的『人口控制論』，以及他『若不再控制人口，以後大陸都沒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裡去』的驚世之言。後來有人贊其『把人口學變成一門精確的定量科學』。對此，你怎麼看？

易富賢：宋健的理論是建立在機械物理學的基礎上的，沒有將人當人看。僅僅過了幾年，他的預測結果就已遠離實際。比如，宋健認為不會出現『男性數目會多過女性』的問題；但事實上中國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很快就出現出生性別比失衡，今後將有四千萬光棍找不到老婆。宋健認為，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老化現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後才會出現。……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養』；但事實上中國在1999年就進入了老年化社會，今後四億老人將老無所養。宋健認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可以不必擔心』；但事實上中國在2003年就因為年輕勞動力的減少而開始出現民工荒。

假如中國在1980年就徹底廢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14.7億（人口和經濟結構更為健全），在2036年達到約16億的頂峰後開始負增長，不會如宋健所預測的那樣在2050年達到40億。

事實上，人口變化是有高度的規律性的。其實1980年的時候，西方國家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了人口變化的這種規律。1980年代初期就有一些歐美的經濟學者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講座時指出，經濟發展會自發降低生育率，中國根本沒有必要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但是由於中國當時的政治環境，這些學者的觀點被禁止傳播。

【華夏時報】：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學者開始反思計劃生育政策的後果，比如北大的袁剛說計劃生育再搞下去，等於民族自殺。有這麼嚴重嗎？如果有這麼嚴重的話，那為什麼這個政策還依然堅挺？

易富賢：長期以來，中華民族一直是世界第一大民族。1820年中國人口占全球37%，經濟也占全球的33%。在1820年後，中國人口增長非常緩慢，占全球比例下降到1950年的22%。1950年到1980年，中國人口與世界同步增長，占世界比例穩定在22%左右，在國防和外交上也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面。

但是實行計劃生育以來，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0-14歲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印度占全球21%）。如果繼續2010年的1.18的總和生育率（而【中國統計年鑑-2012】顯示2011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04了），中國人口將在2100年降至4.6億（一半以上人口超過59歲；總人口只占全球的5%），在2200年降至6800萬。意味着中國經濟占全球比例將不斷下降，國際戰略地位也將快速下降。世界最大的民族就這樣一步步淪落為無足輕重的老弱小民族！這不是民族自殺又是什麼？

客觀調查顯示中國生育率在1990年後低於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只有1.22了。說明中國至少在1990年後就應停止計劃生育；但聯合國人口基金、國家計生委和人口學會一次次將生育率修改為1.8，誇張地預測未來人口，阻止人口政策調整。

【華夏時報】：這種人口數據的腐敗很難讓人想象。

易富賢：在我看來，人口學家的人口數據腐敗比官員的物質腐敗危害更大。蘇聯解體就是一個例子。美國學者彼得?舒瓦茨、彼得?德魯克都在蘇聯1991年解體前幾年就認為人口決定了蘇聯即將崩潰。而蘇聯的人口危機很大程度又是因為學者用錯誤的人口數據誤導決策。俄羅斯科學院國民經濟預測研究所人口和生態中心主任阿納托利?維什涅夫斯基說，早在20世紀60年代，俄羅斯的出生率就已降至臨界點以下。但是有關人士用種種複雜的『遊戲』遮蓋住了這一問題。20世紀90年代，人口減少的真相暴露出來，但勢頭已無法扭轉。

『2016年將達到經濟拐點』

【華夏時報】：你不止一次提到，今後鼓勵生育會非常艱巨。您覺得破除計劃生育政策的難點在哪兒？

易富賢：生育率下滑是『勢能』，是免費的。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生育率也會自發下降。而鼓勵生育卻需要昂貴的『動能』，是高成本（物質成本和文化成本）的。歐盟和日本鼓勵生育幾十年，但是現在歐盟生育率不到1.6，日本不到1.4。中國破除計劃生育的難點在於要清除計生委和人口學家的數據迷霧。將人口政策的話語權交給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相對於將是否判處死刑交給死刑犯自己決定一樣。日本、台灣、韓國生育率持續低迷，過度迷信人口學家的建議也是原因之一。

【華夏時報】：您在書中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人口數量對國力強弱的影響作用，但也有人認為中國更急迫的是提高人口質量。對此，您如何看？

易富賢：人口數量與質量並不是對立的，少生並不一定優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我在【大國空巢】中專門分析了獨生子女政策降低了人口素質，尤其是心理素質。獨生子女寄託了家長所有希望，家長盲目地認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是提高了素質，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步韓國、台灣的老路繼續飆升，一方面導致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結不起婚，生育率快速下降；一方面導致中國製造業由於補員不足而衰落。『人口製造業』和『物質製造業』雙重下降。

【華夏時報】：現在很多研究人口學的人都說，中國第一總人口馬上要進入衰減階段，另外勞動力人口已經從頂峰下滑，這對中國經濟有多大影響？

易富賢：1990年前後日本15-64歲人口接近頂峰，經濟如『日』中天；在1995年開始負增長，經濟也『日』薄西山。歐盟總勞動力在2010年開始負增長，也同時出現經濟危機。中國15-64歲人口在2013年達到頂峰之後將快速下降。

當15-64歲總勞動年齡人口中的40-64歲人口超過15-39歲人口時，經濟將出現危機。日本是在1994年達到這一拐點，歐盟是在2008年達到這一拐點。中國將在2016年達到這一拐點。

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老人與勞動人口之比）低於12%時，經濟可以保持在8%以上的年增長率；一旦高於12%後，經濟增長率將跳躍性下降。2011年之前，中國的老年撫養比一直低於12%，過去三十年經濟也保持9%以上的增長率。但是2012年中國的老年撫養比已經為12.6%，2020年將達到17.6%，2030年將超過25%。

也就是說，由於勞動力的數量下降和結構老化，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已經結束，中國經濟增長速率將會不斷下降。

【華夏時報】：近年來我國城鎮化水平穩步提高，近日國務院專家預計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60% 。你認為，人口政策對城鎮化發展有什麼影響？

易富賢：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都是依賴農村新增加的年輕勞動力，而不是老人。其他國家推行城市化的時候，兄弟姐妹進城後，共同將父母接進城，老人也能夠被動城市化。

中國2013年城市化率為53%，相當於日本1950年、韓國1978年的水平，當年兩地60歲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別只有7.7%、5.9%，而中國2013年60歲及以上老人比例卻高達14.7%。今後進城的農民工也將陷入兩難的境界：既無力接父母進城，又無力『常回家看看』，部分人只好重返農村。

城市化也是生育率跳躍性下降的過程。尤其是中國城市規劃和整個社會和經濟結構都是圍繞着獨生子女政策的，這種結構很難改變，並慣性地延續。隨着城市化進程，進城的農民也被迫適應這種結構，生育率將繼續下降，等到城市化完成後，將成為老年化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