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人口問題解決了，才談得上人口素質——江湖第39期：對話易富賢

易富賢：心情肯定是不一樣的。當初寫作香港版【大國空巢】時更多的是激憤，面向的是普通讀者。這次要理性的多，並且主體部分是為【改革內參-高層報告】寫的十多萬字的內容，是為了讓決策層重視。 【大國空巢】這次能在大陸出版，司馬遷的『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和辛棄疾的『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最能代表我的心境。一方面，書能夠公開發行，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另一方面，再好的理論，如果不能擴大影響，不能轉變為政策，還不如農民的種樹書有用。

易富賢：07年香港版出版後被宣布為禁書，這次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說明官方不再排斥我的觀點。【大國空巢】07年在香港出版後有十多家出版社想在大陸出版，但因為拿不到『准生證』而一次次『胎死腹中』，可見這次能夠在大陸出版實在是不容易。

易富賢：2004年我就開始在天涯社區宣傳我的觀點，天涯網民以草根為主，接地氣，雖然最開始是一面倒反對我，但是2006年就基本是一面倒支持我了。在2008年之前天涯社區一直是我的主要輻射地，『天涯反計游擊隊』的實力非常強大。天涯是反對計劃生育思潮的發源地之一，這股思潮是自下而上的。2008年天涯對我和我的盟友進行過幾次掃蕩，反計游擊隊被衝散了，至今沒有恢復2008年之前的輝煌。而微博似乎更加適合於精英階層，他們對計劃生育興趣不太大，微博對反思計劃生育的思潮的推動不如我的預期。這些年也有數十家國內媒體和數十家國際媒體發表過我的文章。傳統媒體對於新思想往往比較警惕，靈活性不如網絡媒體，並且國內媒體受控制比較嚴。但經營網絡媒體是力氣活，需要作者親自坐鎮。我認為網絡新媒體和傳統媒體是互補的，各有優勢。

易富賢：隨着社會發展，生育率會自發地下降。假如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大約15.3億，不會如馬寅初所預測的那樣在2007年超過26億。假如中國在1980年就徹底廢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14.7億（人口和經濟結構更為健全），在2036年達到約16億的頂峰後開始負增長，不會如宋健1980年所預測的那樣，在2050年達到40億。要是採納馬寅初人口論，那麼1957年以後出生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現在的老人卻是其前出生的)，中國經濟可能已經因為老年化而步履維艱。1980至2010年共超生了2億左右孩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了『額外』的活力。

易富賢：孫中山的這一觀點是高瞻遠矚的。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認識到中國新青年中馬爾薩斯主義的盛行有讓中國亡國滅種的危險。他在【三民主義】中說：『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受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傳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在施行新的政策了。那就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讓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共存。』可惜的是，孫中山的這一警告沒有被後人放在心上。中國在1970年後還是採納了馬爾薩斯學說，實行了計劃生育，導致了如今嚴重的人口危機。

其實數量與質量並不是對立的，少生並不一定優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而且『富不過三代，窮不過五代。』『高素質者』的後代不一定素質高；『歪竹子生直筍』，『低素質者』的後代也不一定素質差。江山代有英傑出，各領風騷幾十年。
社會是一盤五味俱全的菜，誰是高素質？如果說錢多就叫素質高，統計表明：美國的公司老總們大多是大學生，博士當老總的很少見。

如果說學歷高就叫高素質，冰島是世界上平均學歷最高的國家之一，何時曾經強過？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國平均學歷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時曾經富過？

如果說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質，見義勇為的恐怕更多的是文化低、思想單純的普通工人及農民。高學歷並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我們還有『文人無德』的說法。

先把『人口』的問題解決了，才談得上『人口素質』，抱着一個自殺性的人口政策，拿一個空中樓閣的『素質』說事，真的很沒『素質』。

易富賢：人的素質是人在先天稟賦的基礎上通過教育和社會實踐活動而發展形成的人的主體性品質，即人的品德、智力、體力、審美等方面品質及其表現能力的系統整合，是一個人知識、經驗、價值觀的綜合積累。而知識、經驗、價值觀等這些東西統統是要靠人來創造，靠人來傳播，靠人與人的交流來逐漸完善的。城市由於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人』成為『才』的概率更大。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口，人類只能回到野蠻狀態。要是生在一個小鄉村，哪怕渾身都是音樂細胞，也只能在婚喪嫁娶的時候吹吹嗩吶。但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就有更多機會成長為世界級的音樂家。這就是人口數量對國民素質的貢獻。

易富賢：我認為有下面幾個原因：

一、中國領導有實行計劃生育的主觀意願。【NSSM-200】認為，一些國家的政府對計劃生育根本不感興趣，一些則很感興趣，需要計劃生育並歡迎更多的技術及資金援助。對於後者，應該給予最優先資助。顯然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屬於後者。文革後國內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一方面是『窮怕了』，一方面對未來的人口增長沒有底（當時人口增長仍然較快），對科技進步缺乏信心，沒有意識到經濟發展和教育提高會自發降低生育率。因此，決策者和理論家、學者們仍堅持將控制人口當成救國的重要手段之一。於是中國就成了聯合國人口基金優先資助的國家。

二、聯合國人口基金財大氣粗。要知道中國1950年至1980年平均外匯儲備才1.47億美元，1978年是1.67億美元，而1980年是負值。聯合國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與剛剛步入改革開放的中國草簽了5000萬美元的資助項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共累計資助金額2億多美元），以建立計劃生育和人口學體系（當前中國活躍在人口學舞台的學者基本上都是聯合國人口基金培訓的），推動獨生子女政策的制定。當時人口學是非常富裕的學科，像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等的人口所都擁有自己的汽車（當時很多大學都沒有汽車），人口學出國的機會也非常多。

三、當時歐美國家在物質上處於制高點，對中國的吸引力非常大。從中美開始接觸直到文革結束後，中國國內輿論對西方文化理論也由過去的絕對排斥轉為吸收、學習為主。當時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以為西方國家傳來的思想都是先進的，而中國很多學科也確實從與西方國家的交流中受益。於是也就不加辨別地全盤接受了西方的人口學理論。這也成為中國對西方人口學理論態度轉化的重要背景。1978年宋健到歐洲開會，有人提供給他控制人口的資料。他開始研究人口控制。中國根據宋健等人的理論在1980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四、中國學術和制度的單一性使得中國對國際思潮缺乏綜合辨別能力。政策很容易根據某些人的偏好一面倒地受多樣化的國際思潮中的某一種思潮所影響，將多樣性的國際思潮過濾成單色，並轉變為國策。

易富賢：說起來，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質量比較高。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被認為質量不高。2010年7月19日原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成員梁中堂教授在【瞭望】發文評價2000年的人口普查，『由於11月5日全國摸底匯總的人口總量沒有達到統計部門根據年度人口變動抽樣估計的結果，就臨時穿插一項在全國複查、補漏的活動。經過半個多月的重複工作又找回來4000多萬人，全國登記人口才變成了12.4億。即使是這樣，它比1999年統計公報還少1430萬，比1998年少450多萬。於是，有關方面又「評估」出一個1.81%的漏報率，追加了2227萬，達到12.6億——一個與年度人口變動監測勉強可以銜接的數據。』也就是說，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結果顯示中國人口只有12億人，經過複查、補漏變成12.426億，然後又額外修正1.81%，才變成了公布的12.658億。筆者在【大國空巢】中分析，2000年實際人口應該只有12.2億。

2010年進行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總結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經驗和教訓，實現「見人就登」、「見戶口信息就登」兩頭登的登記方式。』這種方式可以防止漏報，2011年人口普查漏登率只有0.12%。但是毫無疑問，會提高重報率。儘管如此，匯總的人口數仍然低於預期。以福建為例，福建省人口普查辦的『內部明電』說：『根據各地2010年11月1日上報的摸底數匯總，全省常住人口3329萬人，比2009年少298萬人。』但『六普』公報（第2號）：福建常住人口3689萬。就是說福建省最後公報人口比普查匯總人口多了10.8%。我在【大國空巢】中用年齡別死亡率計算（比如1990年的人口到2010年為20歲及以上人口，這些人口不會多，只會依照年齡別死亡率減少），2010年實際人口應該只有12.8億，而不是公布的13.4億。尤其是2010年1至5歲人口存在『額外』的重報。

易富賢：農村是強制，城市是軟制。以生育率來判斷，計劃生育當然對城鎮的影響更大。因為城市根本不敢超生，而農村畢竟還有一些自由空間，還有超生的膽量。以強制手段來看，農村更為慘烈，很多農民因為超生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從老年化角度來看，計劃生育對農村影響更大，因為由於年輕人口湧向城市，農村的養老危機更嚴重。比如2010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城市、農村分別為7.66%、10.03%。有些年輕人為了逃避養老的義務，進城後斷絕與父母的聯繫。

易富賢：人口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勞動力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低生育率會導致經濟後勁不足。日本在1994年15至64歲總勞動力下降，歐盟在2009年勞動力下降，並都在勞動力負增長前夕就出現經濟危機。中國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後就低於更替水平，導致總勞動力在2014年開始負增長，這將重創經濟。

易富賢：由於世界資源分布很不均勻，低於『世界平均』並不意味資源不夠。美國、加拿大、前蘇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5.4%，但卻擁有全球41.5%的耕地。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印度的67.7%，但由於畝產是印度的2.2倍，人均糧食產量是印度的1.56倍。68%的世界淡水資源集中在占全球23%人口的7個地區：美洲、前蘇聯、大洋洲、印尼、緬甸、剛果(布)、剛果（金），其中南美人口只占全球的5.7%，但水資源卻占全球的1/3。可見『世界平均』毫無意義。76.1%的人口人均水資源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人均水資源與德國、英國相當，比捷克、丹麥、波蘭、比利時、羅馬尼亞、印度、韓國等國要多，更是以色列的10倍。

中國目前城市污染有下面幾個原因：

一、發達國家在中國目前這個發展階段都出現過高能耗、高污染的情況。1885年的英國、1920年的美國單位GDP能耗分別是中國2010年的1.9倍與2.1倍。長期被工業煙霧籠罩的倫敦，由於清潔燃料的使用與對排放物的控制，目前空氣比16世紀時還要潔淨。

二、中國的城市化引發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數億人口短時間內湧入城市，而城市的生態建設卻相對滯後。中國城市規劃對土地限制太嚴，容積率太高，導致單位面積污染太重。

三、國際污染轉移入中國。發達國家通過進口中國工業產品而將污染間接轉移到中國。

但中國的環境從趨勢上看是樂觀的。

一、中國的單位GDP能耗預計將步發達國家當年的老路，繼續下降。

二、從長遠看，中國今後增加的能源主要在新能源上。因此中國的人均碳排放不可能達到發達國家現在的水平。

易富賢：高房價與低生育率互為因果。由於城市規劃的不合理，城市容積率高，人均室內空間和戶外空間小，房價高，民生壓力大，民不聊『生』。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台灣地區生育率只有0.9至1.2。美國生育率較高，與其房價低有關。美國的人均住房面積是日本的2倍多，但房價更低。美國中位房價只是人均的5倍。美國德州的生育率全美最高，其房價低（是人均GDP的3倍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2011年中國人均GDP為35199元，其中北京為80394元、上海為82560元。如果依照美國的標準，那麼2011年全國、北京、上海的中位房價只應為18萬、40萬、41萬元人民幣。中國目前之所以能夠忍受天價房價，是因為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個孩子，並且還靠雙方父母一起幫忙買房。如果中國主流家庭如美國那樣有三個孩子，又不靠父母幫忙買房，那麼房價不可能這麼高。

易富賢：延長退休年齡是一種拒付養老金的方法。

2010年中國是8.4個15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對應1個65歲及以上老人，目前只有城市四千多萬老人享受社保，依靠全國8億勞動力來支撐目前的養老體系。但即便如此，養老金也開始出現危機。 2010年中國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人分別為1.78億、1.19億；而到2037年將分別超過4億、3億；到2050年分別達到4.5億、3.4億。而勞動人口卻不斷減少。15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人之比將從2010年的8.4：1上升到2035年的3：1及2050年的2：1。養老金短缺將是今後各屆政府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退休年齡也將不斷推遲。

美國養老金制度建立70多年了，並且1988年之後生育率一直穩定在2.1附近,人口結構遠遠比中國好，但是2018年社保將開始入不敷出，到2042年整個社保系統將被消耗殆盡，全面破產。美國已經提出將退休年齡推遲到70歲。而中國1996年到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要指望在70歲就能夠拿到退休金，很多人能夠在75歲拿到退休金就不錯了，關鍵是能否活到75歲。

因此，養老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存錢不如存人，多養個孩子等於買份最好的養老保險。少壯不努力（生幾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易富賢：很多人選擇做丁克，是受計劃生育的宣傳誤導以為養老可以靠政府，以為不要付出（養孩子）就可以享受退休金。如果『丁克』比例增加，將加重人口危機，並且導致老年犯罪率提高。如果主流家庭養不起三個孩子，意味着社會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應該改變這種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而不是順應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少生孩子。

中國養小孩成本高，與計劃生育也有很大的關係。孩子越多，邊際成本越低，養第2個孩子的成本是第1個孩子的60%，養第3個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個孩子的27%，但3個孩子對社會的回報卻是一個孩子的3倍。 中國只允許生1個孩子，不像其他國家那樣通過多生孩子而降低邊際成本，養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的回報率卻是全世界最低的。由於只有1個孩子，中國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只養到高中畢業（美國讀大學大多靠孩子自己打工或貸款），還得承擔大學教育、買房、結婚、生育等費用。可以說，中國是以3個孩子的成本只為將來培養了1個勞動力。現在大家覺得即便停止計劃生育也養不起兩個孩子，是根據獨生子女的養育標準；如果主流家庭生三個孩子，那麼養育成本將大幅下降，很多經濟弊病也會逐漸消除。

易富賢：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育率只有0.7左右，廣州、深圳估計也差不多。整個東北（包括農村）的生育率只有0.75。意味着很多青壯年不結婚。

易富賢：獨生出子女有幸福的童年（其實也不幸福，因為從小就得上各種培訓班），但將有無比承重的中年。

易富賢：無論是傳統養老還是現在的社會養老，核心都是下一代人養上一代人。現代社會養老並不比古代傳統養老更科學。不能輕易丟棄傳統。

林肯認為『專利是智慧之火澆上利潤之油』。同樣，養兒防老是在慈愛之火澆上利潤之油，以能夠持續燃燒下去。而社會養老卻是潑上一盆水。就生育行為來說，養兒防老是正反饋，多子多福；社會養老則是負反饋，多子少福。

養兒防老就像森林的大樹，可能並不好看，但是卻有頑強的生命力，已經受了數千年的檢驗。而社會養老就像室內的盆景，雖然好看，但是長不大，才幾十年就面臨危機。

現在經濟社會化程度已經非常高，經濟『土壤』發生了改變，無法恢復傳統的家庭養老，需要借鑑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劃分政府職責和生育私權，探索並建立起『園林養老』。今後應該是家庭養老（幼）為主，社會養老（幼）為輔，在『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基礎上，『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在『老吾老』、『幼吾幼』的前提下『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如何建立起這套制度，尚是任重道遠。

停止計劃生育的最大阻力是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用虛假的數據誇張性預測人口，誤導決策。比如說1980年宋健預測中國人口會達到40億峰值（其實即便當時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人口峰值連16億都達不到，今後還將減少），中國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客觀調查顯示中國生育率在1990年後低於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只有1.22了。說明中國至少在1990年後就應停止計劃生育；但聯合國人口基金、國家計生委和人口學會將生育率修改為1.8，認為人口政策稍有鬆動，生育率將超過更替水平，人口會無限增加。中央領導又不懂人口，就只好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了。

2010年人口普查證實了1996至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說明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過去的理論破產了，但是他們再次將1.18的生育率篡改為1.5、1.6，預測全面放開二胎後生育率會達到4.4，每年會出生4700萬孩子。面對他們這種人口恐嚇，決策層可能連放開二胎都不敢了。

易富賢：國際和國內都證明二胎方案也是錯誤的。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台灣、韓國提倡只生二胎，隨着經濟發展，生育率從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後面相繼出台鼓勵生育政策，但並未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1.1左右的超低水平上。伊朗於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從1989年的5.2劇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勵生育，也未出現高峰，2010年生育率只有1.67。凡是曾經提倡只生二胎的地區，現在都已經後悔莫及。中國也從80年代開始在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萬人口的農村地區試點『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低於1.6。

社會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中國大陸目前的社會發展水平與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韓國、台灣地區相當，當時這兩個地區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現在泰國、伊朗的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國相當，2010年兩國生育率分別只有1.58、1.67。就是說，假如中國大陸停止計劃生育，三、五年的補償性出生高峰之後，生育率將跌落到1.7、1.6，然後還會沿着台灣、韓國的老路下降；這兩個地區社會發展水平超前中國大陸20年，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別只有1.22、0.895。因此，中國需要果斷停止計劃生育，並出台鼓勵生育政策。

易富賢：我希望這是一個好事情。這次撤併國家計生委，將執行功能併入衛生部，將決策部門劃給國家發改委，尤其是原來負責人口規劃的國家計生委副主任陳立不能如願以償當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而是到國家行政學院當副院長去了。這種人事安排比國家計生委原主任李斌擔任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的象徵意義更大。我希望在今年的三中全會上，中央能夠排斥主流人口學家的理論恐嚇，果斷停止計劃生育。

易富賢：目前還是盡一切努力推動停止計劃生育。今後有時間和精力的話，我想再研究如何提升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