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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學術的恢弘長卷

國學新聞| 歷史的天空

2006-11-20 15:17| 發布者: 南丘| 查看: 1159| 評論: 0|來自: 中華讀書報

摘要: 【乾嘉學術編年】(以下簡稱【編年】)是陳祖武先生等推出的一部研究乾嘉學術的力作。該書為編年體學術資料長編,記述了自乾隆元年至道光十九年近一百餘年的學術大事,包括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學術舉措、學者之重要著述 ...
【乾嘉學術編年】(以下簡稱【編年】)是陳祖武先生等推出的一部研究乾嘉學術的力作。該書為編年體學術資料長編,記述了自乾隆元年至道光十九年近一百餘年的學術大事,包括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學術舉措、學者之重要著述及見解、學術師承及往還等等,把乾嘉學術的發展概貌清晰地勾勒出來,並為研究者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

清代學術文獻浩如煙海,為歷代之最,諸如實錄、檔案、方志、年譜、專著、文集、筆記、書信等,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然而,如何對卷帙浩繁的學術文獻進行全方面的爬梳和整理,以及採用何種形式撰寫包含如此宏富學術資料的學術史,也是一個難題。前賢們為此進行了不斷的探索與嘗試,其中採用學案體和章節體的形式來董理清代學術相關文獻、撰述清代學術史可謂多有創穫,足以嘉惠後學。前者如【清學案小識】、【清儒學案】等;後者以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發端;繼之有著名的【船山學案】和【清儒學案新編】。然而,學案體史籍在編纂體裁方面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也無法彰顯一代學術的橫向、縱向聯繫及蘊涵於其間的規律。章節體學術史的出現則標誌着『學術史編纂翻過學案體史籍的一頁,從而邁入現代史學的門坎』,但從某種程度上講,章節體儘管從方法和理論上較之學案體能夠較為科學、系統地把握學術之大勢與一般性規律,卻難以容納太多的學術資料,亦有不足。因此,清代學術、乾嘉學術研究要取得長足發展,應探索文獻董理與新的編纂體裁相結合的新路徑。

陳祖武先生遵循錢穆、劉汝霖等前輩師長開闢之門徑,以編年體的形式撰述乾嘉學術,『主要依據高宗、仁宗、宣宗三朝【實錄】,以之為綱,博採官私史籍、方志、檔案、文集、專著、譜諜、筆記等,年經月緯,綱舉目張』,撰成【編年】一書。該書採用現代學術規範,凡書中引用的文獻資料均註明出處,用與正文不同的字體醒目地標出,而且對所引資料的來源大多在引文下用小號字進行了介紹。可以說,傳統編年體裁在【編年】中得到了恰當的運用,並獲得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發展和完善。

【編年】雖然是一部學術資料長編,但我們又不能單純地把它當作一種資料書籍來看待。綜覽【編年】,其不但展現了乾嘉時期學術發展的基本面貌,而且反映了乾嘉學術演進的重要規律――學術發展是內在理路與外部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由【編年】所記可見,清廷的兩面性文化政策對學術的發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一方面清廷實施提倡經學的措施。比如,乾隆三年,高宗頒諭,敦促士子『究心經學』;乾隆九年,清廷再度提倡科舉士子講求經學;乾隆十年,高宗策試各省貢士,以『將欲為良臣,舍窮經無他術』相號召。另一方面,清廷實行消極的文化政策。比如,乾隆八年,翰林院編修杭世駿,因對策失誤,議及『內滿而外漢』,遭革職;洪亮吉也曾以『肆意妄言,有心誹謗』獲罪,遣戍伊犁(後獲赦回原籍)。文人遭遇類似於革職、流放、斬首的例子比比皆是。囿於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加以清廷實行的種種文化政策,漢學得以在這個階段確立其學術主導地位。嘉慶、道光年間,清朝社會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危機,而乾嘉漢學則在此期間走向了衰落。這在【編年】所輯的文獻中都有明確的印證,如【劉禮部集】對於清代的漢學研究頗有微辭,認為:『由董生的【春秋】以窺六藝家法,由六藝以求聖人統紀,旁搜遠紹,溫故知新,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雖盛業未究,可不謂明允篤志君子哉?』

可見,隨着時代的發展,已經有學者意識到漢學積弊甚重,並在不同程度上對之進行了批判,今文經學開始復興。通過【編年】所輯的廣泛文獻資料,可以看出乾嘉漢學從發展p興盛到沒落的整個過程都體現着學術發展的規律。

一般認為乾嘉學術是指以文字、音韻、訓詁為主要研究手段的乾嘉學派的學術研究,但事實上乾嘉學術還應包括除乾嘉學派之外其他方面的學術研究。【編年】的一個鮮明的特點是,選取了當時其他學術發展的大量文獻資料,從而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乾嘉學術的整體面貌:

第一、理學的不斷革新與演進。清初以來,理學經過清政府的扶持升入廟堂,其哲學思辯的色彩減少並逐漸教條化,具有了新的時代特色,到了乾嘉時期也有所發展。【編年】通過選取大量有關理學方面的文獻資料,反映出乾嘉時期理學發展的一些情況。例如,乾隆元年,福建歸化建成四賢祠,紀念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雷f應約撰文,表彰四位先生的學行;嘉慶十七年,翁方綱撰成【自題校勘諸經圖後】,主張為學不可『自外於程朱』。

第二、禮學研究的興盛。禮學歷經宋明數百年的衰微,自清初開始復興,經清廷提倡,在乾嘉年間鼎盛發皇。【編年】的編撰者們注意到了這一重要學術現象,對於有關禮學研究成果多有記述。例如,乾隆元年高宗頒諭,命開館纂修【三禮義疏】,朝廷認為『昔朱子請修【三禮】,當時未見施行,數百年間,學者深以為憾。應取漢、唐、宋、元註疏詮解,精研詳定,發其義蘊,編輯成書,俾與【易】【書】【詩】【春秋】四經,並垂永久』。

第三、諸子學發展的潛流。乾嘉時期的一股學術潛流是對諸子學的深入研究,其成就主要表現在對諸子著作的注釋和校勘等方面,【編年】對此有着細緻的記述。例如,【編年】收錄了嘉慶十五年臧庸致書孫星衍,討論校勘【管子】之事,並推尊王念孫的成就。對王念孫的【讀墨子雜誌】、【讀荀子雜誌】、【讀管子雜誌】的情況也進行了記述。

此外,乾嘉學術還包括史學、金石學、小學、算學以及天文學等方面,在這些領域都有著名的學者和專著產生。凡此種種構成了波瀾壯闊的乾嘉學術發展史。

最後有一建議,精益求精起見,應在書末按照人名或學術分類編一個索引,將會更加有利於本書的使用。

  (【乾嘉學術編年】,陳祖武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作者:孫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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