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視野中的東周歷史

　　（作者）揀選的是春秋戰國的歷史，但注目的卻是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性格和社會結構。……他是試圖通過對這個時期的歷史的考究，來推斷儒法國家產生的淵源

在後現代歷史學家已經宣稱『一切歷史都是文本建構的產物』，因而歷史寫作與文學創作沒有質的差異，也並不存在一個等待被歷史學家去發現的所謂真相的當下情境中，趙鼎新的【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似乎與這個時代的『氣味』格格不入。他像懷抱着巨大野心的唐・吉訶德，跳出了當代語境的規約，如同與大風車作戰一樣直接回到了那個風起雲湧的東周時代。顯然，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對波瀾壯闊的春秋戰國時期作一全景式的細描，這樣，我們驚奇地發現，趙的歷史寫作似乎屬於一種今天已經被批得體無完膚的『宏大敘事』，充滿了結構性分析和學術元話語。

我們的主流歷史學是『越小越好』，在材料的爬梳和把玩中炫耀性地展示作為歷史學的『行規』和『手藝』。趙鼎新顯然沒有落入這個窠臼，他揀選的是春秋戰國的歷史，但注目的卻是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性格和社會結構。從這個邏輯鏈條上，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作者要把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銜接起來，他是試圖通過對這個時期的歷史的考究，來推斷儒法國家產生的淵源與性質及對後世社會的影響。

作者在自序中這樣闡述全書的中心論點（歷史學家很少使用這樣開宗明義的直白方式）：『春秋-戰國時代的封建制度導致了諸侯國之間頻繁而輸贏不定的局部性戰爭，正是在這類特殊類型的戰爭中所形成的競爭和衝突，促進了效率導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擴展，進而為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各領域的演變提供了根本動力。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社會所具有的特殊的結構性條件，這一推動社會演進的戰爭力量最終卻為國家所馴服。進而，在秦朝統一中國後的八十年中，或者說，在西漢時期，中國逐步轉型為一個以儒士為主導的科層制帝國，而武官和商賈階層被推至社會權力格局的邊緣。』這當然是一個大膽而具有新意的結論。中國的社會歷史結構似乎也符合這樣一種剛性的描述。作者把韋伯所謂的工具理性用來描述東周時期的文化特徵，與我們一直以來對於春秋戰國的歷史想像也大相徑庭。在我們的歷史記憶中，春秋戰國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平庸的枯燥乏味的『工具理性』占據的時代，而是諸子百家充分享受言論自由，並因此而萌發了中國所謂軸心文明的轉型時代。我們的印象是，中國文明的特質在於其價值理性，主要是倫理本位的價值體系。

但想像的記憶未必就等於歷史本身，更何況多元的記憶與表達總比被指定的單一記憶或約定俗成的想當然要好。歷史寫作本來就應該是一場場無休止的對話，活人與死人的對話，現實與過去的溝通，史料與觀點的碰撞。從這個角度來說，【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絕不是趙鼎新的『獨白』，而是其與諸多對手的『對話』（這個對手的名單包括韋伯、許倬雲、彭慕蘭、金觀濤等一長串對中國歷史頗有研究的學人）。作者曾經在一次演講中指出，近代以來歐洲的人文學術越來越趨向於『解釋傳統』（按照自然科學的邏輯規則去假設、求證、設置問題意識等，所謂按圖索驥是也），而古典的學術尤其是中國文史學家卻是強調『解讀傳統』（即在對材料與歷史的深切了解下，長久地沉浸其中而偶有斬獲和意識自覺，所謂水到渠成是也）。我本來以為作者的這本著作會是回歸傳統的解讀，沒想到卻是非常專業化的『解釋方法』的運用。作者將東周劃分為霸主時期、轉型時期和全民戰爭時期，分門別類地描述了這三個時期的歷史特徵，指出在這三個時期占主導力量的制度因素。作者論述的重點顯然在最後一個時期，他在這一節里提出了很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比如他認為通常被肯定的諸子百家『在思想起源上的單一性不僅限制了中國古典時代哲學家們的想像空間，而且使周代樹立的宗法文化在周王朝垮台後仍得以代代流傳』。另外，作者從孔子學生子貢和范蠡富可敵國的財富傳奇中，大膽地推論：『儘管中國的記史傳統偏愛記錄少數成就卓著的政治英雄的言行事跡，但實際上當時為市井民眾所推崇的並不是所謂的政治人物，而是商人。』對於一個已經習慣於用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模式來認識中國歷史的中國讀者來說，這個依據一兩個財富故事而作出的推論確實顯得『突兀』，姑且算作『一家之言』吧。

百川歸流，作者最終的關懷所系當是最後一章所闡述的『中國歷史的模式』。通過對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與滿人建立的清朝的歷史命運的對比，作者認為東周時期所萌生的儒法國家體制對後世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可以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朝接受了漢族文化和儒法體制就比短命的元朝存在長久。這也是治中國歷史學者的『通識』。中國古代是一個士大夫政治模式主導的社會，誰得罪了儒生，誰倒霉，誰拉攏了儒生，誰長命。同時，作者認為帝制中國對各種宗教採取一種寬容態度的原因在於：儒家學說並非排他性的超驗的宗教，而是世俗化的倫理規範。而儒教通過建制化的方式與帝國權力的核心形成了緊密聯盟，其他『異端邪說』都不可能攻入這個城堡，正因為此，政府對各種宗教一般會採取相對寬容的政策。這自然可看做森嚴的儒法體制留給歷史的一份『自由主義遺產』了。但是，在對於社會和商業的態度方面，儒法體制確是高壓的專制的，不給『市民社會』任何生長空間，導致中國不可能在儒法體制的籠罩下，內生性地發展出一種工業資本主義道路。這種從政治模式來解釋經濟發展路徑的方式具有濃郁的社會學色彩，為我們探究中國歷史的衍變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作者：風石堰

　　【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趙鼎新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