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學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興起於德國和意大利。在意大利，日常生活史被稱為『微觀史學』。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僅在學術界受到關注，而且走出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進入社會視野。在西歐，無論是文物展覽還是成人教育；無論是地方文化發展規劃還是大眾傳媒，都常常包含日常生活史內容，以致有人把日常生活史的出現稱為史學發展的『標識性』事件。自90年代迄本世紀初，關於日常生活史理論的論文不斷結集出版。德國和意大利發行了日常生活史專業刊物。美國史學史專家伊格爾斯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紀的歷史學】一書中，設專章對『日常生活史學』予以評介。
日常生活史在西歐出現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在西歐發達國家，從上個世紀後期開始，人們對現代化能否帶來『永恆福祉』越來越感到懷疑。面對工業化社會將人們自由選擇生活時空的權利碾得粉碎、日益強化的社會理性嚴重抑制生活多樣性的局面，人們突然發現，自古以來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在現代社會已經構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有必要對其進行認真思考。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在質疑現代化的『絕對合理性』的同時，還試圖以豐富多彩的大眾日常生活解構現代化的『鐵律』，用日常生活的多元發展走向來說明，西方的現代化雖然在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似乎代表着某種發展規律，但至少在生活方式層面具有偶然性和選擇性。他們希望在歷史中發現『不確定性』和『可變性』，從而重新建立起人們對未來的希望。
日常生活史學的出現還與當代西方學術發展趨勢有關。在20世紀，越來越多的西方思想家開始關注日常生活，胡塞爾、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和盧卡奇等人都曾對『日常生活世界』進行過理性觀照或價值評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賦予日常瑣事以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福柯雖然否認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和連續性，但是他在對精神病、診所和監獄演變的歷史進行研究後卻得出結論：全部現代史以日常生活越來越受到『規訓』為特徵；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日常生活的哲學思考尤其深入，勒菲弗爾和赫勒都出版了以『日常生活』為題的專著，法蘭克福學派則把日常生活視為最值得重視的領域之一。
文化人類學對日常生活史學的影響更為直接。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在相對封閉的人群中，衣食住行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重複而成為習慣，又隨着空間擴展和時間延續變為風俗，而風俗的人格化即為社會；所謂文化傳統不過是社會的符號表徵，它一旦形成即會反過來規範人們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學幾乎全盤承襲了文化人類學的學術理路，只是用『回顧』代替了『平視』，將研究對象從人類學的『初民』換成了歷史上的『古人』。像文化人類學賦予研究者相當廣闊的解釋空間一樣，日常生活史學也鼓勵史學家放棄『讓史料說話』的客觀主義治史傳統，大膽地進行歷史『重構』。
作為史學的一個分支，日常生活史是西方現代史學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產物。首先是對歷史結構主義的批判。20世紀西方史學發展的主要傾向是『社會科學化』，即把人類歷史看成一種純粹的客觀存在，熱衷於統計數字，繪製圖表，勾勒發展曲線，構築宏觀框架，創製社會發展模型。按照『社會科學歷史觀』，歷史研究應該具有長時段、大跨度的宏觀視野，着眼於『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力圖從總體上說明人類社會的進步規律。日常生活史學者對這種『宏觀』史學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史學『科學化』的最大弊端是『見物不見人』，而抽掉了『人』這個內核，任何社會現象都不能得到正確的解釋。日常生活史學者指出，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客觀存在的『結構』固然在某種程度上『規定』了人們的行為，但是個人畢竟保有『自由空間』和『選擇餘地』，『制度』所留下的這些『縫隙』是藉以說明某些行為差異和社會矛盾的關鍵。他們認為，在現實的生活中，個人與『結構』、『制度』之類『龐然大物』相距甚遠，而家庭成員、鄰里鄉親、甚至談話夥伴卻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巨大影響，就這個意義而言，人際交往遠比『結構』更能說明社會發展的動力。因此，日常生活史學者研究的重點不是整個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而是每個人、每個群體的價值觀以及這些人們公開或掩蓋、實施或抑制其願望的方式，最終說明社會壓力與刺激怎樣轉化為人們的意圖、需求、焦慮與渴望，人們在改造世界的同時是怎樣接受和利用外在世界的。日常生活史學者認為，空談『社會結構』，而忽視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導致對歷史規律認識的簡單化。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日常生活史學者批評『宏觀史學』，但並不否認後者的存在價值，也不想取而代之，而是將自己的研究作為後者的補充。
日常生活史學的出現也是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西方現代社會的弊端不僅銷蝕了人們的理想和信念，也凸顯了理論的貧弱。在這種形勢下，相對主義、非理性主義、新理想主義等思潮漸漸興起，歷史學則出現虛無主義傾向，其功能被認為只限於文本解讀，而不是探明史實。日常生活史學者並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歷史上發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生活瑣事都富於意義，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說明其意義，儘管這種說明未必能夠轉化為對未來的預見，但畢竟可以形成某種『解釋的框架』，提高人們的認識水平，最終深化人們對過去、也包括對未來的理解。日常生活史學所追求的是找到一種既承認知識和理性的有限性，又能建構和解釋人類過去的歷史學。所以，日常生活史學是經驗主義的學問，是唯物主義的學問，這一點可以用日常生活史研究者多半來自馬克思主義史學群體來解釋。
經過30多年的學術實踐，目前日常生活史已經形成若干研究特色，主要包括：
研究對象微觀化。日常生活史學家追求生動立體地再現千姿百態的日常生活，並探究其發生和變化機制，結果必然導致研究對象『微觀化』，村落、街區乃至個人常常被視為最合適的研究對象。但是，日常生活史學者特別指出，研究對象的微觀並不意味着結論意義的『微小』，以小見大是日常生活史學的真正主旨。
『目光向下』。日常生活史倡導『讓史學向歷來被忽視的人群敞開大門』、『在小人物群體中探尋歷史動因』。日常生活史研究者關注社會大眾，特別是弱勢群體，他們對二戰中德國下層工人、外籍僱工、猶太人、同性戀者以及吉普賽人的研究、對歐洲近代早期慘遭迫害的『女巫』的研究，不僅在史學界，而且在社會科學界引起了震動和強烈反響。
研究內容包羅萬象。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領域十分寬泛，以至於對其關注範圍只能『軟界定』為『日常行為』，包括工作行為和非工作行為兩大類。按照這種界定，衣食住行、人際交往、職業與勞動、生與死、愛與憎、焦慮與憧憬、災變與節慶，都屬於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內容；而日常行為所牽涉的所有制關係、財產繼承、人口變化、家庭關係、親族組織、城市制度、工人運動、法律爭訟等等，也可以作為背景進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範圍。
重建全面史。20世紀中葉以來，『全面史』一直是西方社會史學者追求的目標，所謂『全面』是指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有機結合。但事實上，許多標榜『全面』的史著或是將上述四個因素列為互不相干的四條平行線，或是僅在政治、經濟、社會三者之間建立聯繫，而將文化孤懸在外。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未能準確把握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相互連接的『接點』。而日常生活史恰恰解決了這一問題。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對象是日常行為，而日常行為既有『給定性』又有『創造性』，前者屬於內在的文化範疇，後者則體現於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活動；說明兩者的關係，就等於在文化模式與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之間建立起聯繫。正因為此，日常生活史學者建構的社會模型比社會史學者所建的更加均衡、更加豐滿，許多社會史結構無法說明的現象，在日常生活史結構中得到了差強人意的解釋。
『他者』立場。日常生活史學家認為，所謂『讓史料本身說話』的科學主義歷史觀是既不正確也不可能的；史料本身並沒有意義，日常生活史的史料因其凌亂細碎而尤其如此；因此必須經過人的思考，賦予史料以意義，所以『解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時，他們對一般史學家自鳴得意的『客觀分析』也嗤之以鼻，認為這種『客觀』其實是居高臨下的俯瞰，『分析』愈深入，與歷史真實相去愈遠。同時，受文化人類學的影響，日常生活史學家不贊成對歷史上的生活方式妄加評判或濫施同情，而是主張以『他者』立場，亦即站在歷史當事人的位置上，『設身處地地感覺和體會』。他們認為，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理解，理解了古人也就理解了自己。
作者：劉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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