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羅多弼：建國後學術僵化過於強調不凡性(2)

　　還有一位鞏納爾・雅林在言語學方面也很有造詣。

　　羅多弼：雅林是個很有趣的人，他是學突厥語出身，非常有才氣，對其餘突厥語系的言語比如維吾爾語都感興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整個歐洲，特別是 德國和瑞典，比較言語學特別是比較語音學很時尚。高本漢在搞，雅林也在搞，很多人都感興味。如今看來這門知識比較冷門，沒什麼人關注，但在當時可是非常熱 門的。雅林(1907－2002)是瑞典南方的隆德大學出來的，很早就有成就，也很早就參與了瑞典的外交部。他一輩子的主要身份是外交官，是個很傑出的大 使。1950年代他出任瑞典駐分離國大使，曾在黎巴嫩牴觸、印巴爭端中調解調停，1967-1990年他受分離國秘書長的拜託調解巴以牴觸，知名於世。他 還當過瑞典駐蘇聯大使。他畢生對言語學的興味從未消失，退休後就接續鑽研，他在突厥語、維吾爾語方面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不過我想雅林可能不會自稱漢學 家，由於他對中原地區和漢字文化沒有過深化鑽研。

　　您感覺馬悅然這一代的漢學家與瑞典以前的漢學家在學術途徑上的異同有哪些？

　　羅多弼：瑞典的漢學家並不多，所以馬悅然的前輩主要就是高本漢。你沒有提到傳教士，其實他們在引見中國文學、中國哲學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不過 馬悅然的學術參照系主要還是高本漢。他們之間的異同比較明確，一方面馬悅然當然是高本漢的得意門生，高本漢感覺馬悅然是非常有前途的學者。馬悅然有才氣又 用功，高本漢有很多優良的學生，但他最喜愛的可能就是馬悅然。他們兩人性格不太一樣，假定你看馬悅然寫的【我的教員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你會發現馬 悅然很崇拜高本漢。馬悅然會崇拜其餘人，高本漢大約不會崇拜任何人，他就是走自己的路。另外，就我個人的觀察，馬悅然對文學特別是詩歌非常感興味，高本漢 也感興味，年輕時也寫過詩和小說，但他的興味主要是學術上的；馬悅然當然是很好的學者，但他的性格更像藝術家，這就和高本漢很不一樣。高本漢的漢學只對古 代中國感興味，他主要的鑽研對象是先秦文獻，興味點是漢語的展開；馬悅然對當代文學文化非常感興味，可能比對古代文化更感興味。高本漢希望學生成為獨立的 人，馬悅然搞當代鑽研他也不會擁護。

　　您是馬悅然先生的學生，到了您這一代漢學家，瑞典漢學有哪些展開變遷？

　　羅多弼：假定要講學術的語境和傳承，那麼馬悅然這一代學者把瑞典漢學的規模從言語學擴充到了文學；假定把馬悅然和他的學生比較，咱們試圖把漢學的規模從言語、文學擴大到社會、認識形態和哲學方面，至少這是咱們的主旨。而且咱們也比較強調現代、當代的問題。

　　您怎樣會對戴震產生了興味？

　　羅多弼：一開端的理由很簡略。我在鑽研了『五四』運動到當代的變化之後，感覺要進一步了解現代和當代的中國，就必須回到古代。挑選戴震作為鑽研 對象是比較偶然的，我讀余英時先生的【戴震與章學誠】時曾經對戴震有些興味，讀完之後更感覺戴震和他的時期非常值得鑽研。這跟後來中國的現代化也有關係。 戴震一方面當然紮根於傳統文化，他自己也屬於儒學的傳統。我感覺他的【孟子字義疏證】寫得很誠實，大約他的確是這樣理解【孟子】的(有人以為他更喜愛荀 子，他只是用孟子作為藉口來抒發自己的想法，不過我感覺不一定是這樣)。實踐上他的理解遠遠超出了孟子，但他不是故意歪曲孟子的意義。當我開端研讀那個時 代的著作，就漸漸對一個很大的問題感興味：哲學思維和理念原來的意義和它們在社會上發揮的功能作用有什麼關係？由於看似相同的理念會起到很不同的作用，不 同的理念卻會起到相似的作用。我比較感興味的泰州王門學派的認識形態宗旨與戴震對理學的批評很明顯有相似的地方，但他們的哲學途徑卻截然不同。從這個角度 看戴震也比較有意義。比較慚愧的是，我自己還沒有寫過對於戴震的專著，由於對乾嘉時代學術界的整個理解還不夠，希望將來還有機遇。我最近幾年在用瑞典文寫 中國的思維史，由於我感覺瑞典學術界須要對這個範疇有所了解。

　　那您感覺老外寫的思維史跟中國學者自己寫的思維史最大的區別在哪裏？

　　羅多弼：西方很早就有人寫中國思維史，思維史是個從西方來的概念。作為西方人，我並不感到驕傲的是，西方學者寫另一種文化的思維史未免帶入本國 文化的宗旨。所以有的將中國文化當作模仿的對象，將之現實化，或者正相反，將之妖魔化。他們的宗旨要麼是不滿意本國文化，想尋覓更好的代替品，要麼他們想 證實西方最好。

　　這都是西方人該當解脫的成見，但也是其寫作的特點。

　　假定要說西方漢學的優點，有些學者的分析非常嚴密。我可以舉兩個例子，葛瑞漢吸收了西方學術史中非常好的傳統，來分析中國的思維。我也很喜愛史華慈，他的分析可能沒有葛瑞漢嚴密，但他的視角非常廣，會做一些很有意義的比較。

　　西方學者鑽研中國思維史和中國學者的差異可能在於動機不同，這是好事，後果會使學術更加多樣化。中國學者鑽研思維史，可能想回到傳統，也可能與自己的認同感有關，或者在古代傳統中尋覓資源，等等。

　　如今的時期是全球化的時期，中國在西方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中西學者相同的動機越來越多。我發現咱們和中國同行的獨特興味就是比較，針對比較的問 題大家見地很不一致，但主要不是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中國學者之間見地也會有很大的不同。我個人比較中立，學者當然須要說明中西思維之間的區別，但另一方 面看，共通的地方也很多。歐洲傳統和中國傳統中對於人性、道德、倫理的想法可以視為一個或幾個主題的變奏。我感覺學者不應把不同文化傳統的區別誇張化，這 會帶來一些風險，大方面會把中西文化對抗，細緻上會忽略各自文化傳統內部的多樣化。

　　中國學者在掌握中文資料方面有着先天劣勢，但回憶一百年來的學術，目前中國的水平沒有抵達這麼大的國度這麼長久的文化應該抵達的水平，由於有些 外在的緣由，政治、社會的問題。『五四』時分的學問分子要走西化路線，他們打倒孔家店時心裏想到的是就義，不是他們樂意這樣做，而是他們感覺只要這種就義 能力救中國。可是羅素1920年來中國的時分就警告過他們不要太極其，不要放棄傳統的好處。那個時分有種優越感貫通着民國學術史。建國後學術進入了一種僵 化的框架，要謀求新的理解就很困難。不過也有些有價值的作品，比如侯外廬的【中國思維通史】，資料很豐碩，還是值得參考。最近幾十年中國經濟崛起，由於富 裕得到了尊重，又很容易導致一種極其的優越感。我擔憂在展開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中國學問分子會過於強調中國文化的不凡性。以前馬克思說亞細亞消費模式， 共產黨很擁護，他們一定要證實消費模式是一樣的，由於假定不一樣，就說明中國不如外國。而如今中國人會說不凡就是最好，言語學者往往拿漢語證實喬姆斯基的 普世語法不對，這樣的視角和態度很惋惜。中國有很優良的傳統，非常豐碩，這應該是屬於全人類的寶藏，值得大家欣賞和鑽研，但不應被用來證實中國文明就比其 他文明更好或者更優越。我感覺咱們該當回到孔孟，看他們對於人性、倫理的討論考慮，他們的視角是沒有界限的，他們的對象是人類。孔子可以代表中國，但他主 張的價值是普世價值。咱們還可以回到道家傳統，莊子提示咱們尊重個性，他的逍遙、主張自由的重要性，也很確定多元化。這些都是咱們今天應該主張的思維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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