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羅多弼：建國後學術僵化過於強調不凡性

　　原題目 [羅多弼談瑞典漢學傳統]

　　從斯文・赫定發現樓蘭古城，安特生發現北京人、仰韶文化起，瑞典漢學家的身影就與中國近代學術展開緊密聯絡在一起。受過系統言語學鍛鍊的高本漢，第一次運用純言語學標準處置了聚訟多年的【左傳】真偽問題。喜仁龍鍾情於羅漢和城牆，知曉突厥語的雅林多次調查南疆的喀什噶爾。到高本漢的高徒馬悅然，瑞典漢學的規模擴充到了文學，馬悅然的學生羅多弼教授又將這一規模擴充到社會和認識形態。他在復旦大學文史鑽研院拜訪時接受了筆者的採訪，梳理了瑞典漢學的語境和展開。

　　咱們可不可以說瑞典漢學是從斯文・赫定和安特生開端的？

　　羅多弼：廣義的中國學，還要早於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和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末。最早的兩篇寫中國的文章出如今1690年代，是兩個瑞典學者寫的。第一篇是【萬里長城】(Murus Sinensis)，發表於1694年；第二篇是【中國人的大帝國】(De magno Sinarum imperio)，發表於1697年，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我的一個朋友，斯德哥爾摩大學拉丁文教授漢斯・艾利(Hans Aili)先生最近將這兩篇論文翻成了英文，希望明年能發表。他告訴我，【萬里長城】的作者約納斯・洛克納奧斯(Jonas Locnaeus)先生如同更關心國防問題，對中國本身沒有體現出特別大的興味。而【中國人的大帝國】的作者埃里克・羅蘭(Eric Roland)先生倒是對中國和中國人很有興味。艾利教授還說羅蘭艷羨中國以科舉爲基礎的官制，他將中國的官制和歐洲的貴族制停止了比較。

　　瑞典爲何早在1690年代就有了對於中國學的論文呢？它們的寫作背景是怎麼的？

　　羅多弼：這個問題臨時不容易回答。咱們應該記得，在當時的歐洲，瑞典是一個大國。瑞典的國王和貴族有國際的野心，而瑞典的上層社會，包括國王，大約以爲像瑞典這麼重要的國度關於全世界，包括中國，都須要有所了解。興許這是這兩篇論文呈現的一個背景。

　　那麼1690年代以後，不時有瑞典人鑽研中國問題嗎？

　　羅多弼：是的。十八世紀瑞典有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731年，驅散於1813年；在此期間共組織了往復瑞典與中國的一百三十二次貿易飛行，運用了三十七艘船隻)。多虧這家公司跟中國的貿易，很多瑞典人對中國開端感興味，對中國的了解也越來越深。此外，十九世紀瑞典也開端派傳教士到中國來。

　　所以，斯文・赫定和安特生並不是最早開端鑽研中國問題的瑞典人。但是他們，還有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可以說是最早運用現代學術方法來鑽研對於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問題。假定要用『漢學』這個概念，也就是以中文資料爲鑽研對象，那麼恐怕瑞典的漢學就是從高本漢，以及他同時期的一些會中文的傳教士開端的，而赫定和安特生都沒有學習過中文。

　　我看過一個說法，1902年斯文・赫定發現樓蘭古城時，安特生去了南極調查卻碩果纍纍。他當時很後悔沒有來中國，赫定在中國探險取得的龐大成功對安特生有一定的刺激，所以他後來也對中國產生了興味。

　　羅多弼：這大約是一部分解釋。但是安特生來中國主要是接受中方的約請，他是作爲地質學家來中國的，並不是考古學家。瑞典的地質學當時比較興隆，安特生是萬國地質學會秘書長，1914年受丁文江的約請在北洋政府當農商部礦政司顧問，來中國從事地質勘察。

　　是不是由於當時的瑞典被中國以爲是『西方幾個沒有帝國野心的國度之一』，所以得到了約請？

　　羅多弼：這個話擴充到國度就太籠統了，不過瑞典當時曾經不是帝國，跟法國、英國當然不能比，所以說對亞洲的確沒有什麼野心。而且安特生本人是個非常開通、有同情心的人，他對中國的學術興味是很單純的，沒有什麼其餘動機。假定把安特生和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斯坦因比較的話，不要遺忘個人的性格也很重要。

　　您上過高本漢先生的課嗎？

　　羅多弼：我見過他，但是沒有上過他的課。我1968年開端學中文，那個時分他曾經退休了。他從1939年至1960年代初當瑞典的東方博物館館長，同時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教課，但是沒有教職。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第一個漢學教授職位是1965年開設的，第一位漢學教授是馬悅然，他是高本漢的學生。

　　我讀書的時分見過高本漢幾次，但是不意識。他也不是一個特別容易親近的人，真的就是一輩子埋頭做知識。他年歲越大，性格也越多愁善感，我聽馬悅然說晚年的高本漢很容易掉眼淚，年輕的時分素來不哭，不太流露感情。年歲大了就比較容易情緒化。

　　我有一次陪李約瑟去拜訪高本漢，仿佛是1977年，那是一次很有意義的教訓。這兩位都是在各自範疇貢獻突出的頂尖學者，不過他們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我心目中的高本漢是一個科學主義者，這方面他和『五四』時代的一些學者比較相似。他感覺科學可以處置一切問題，要是科學也不能處置的問題他就不去思索了。所以他非常注重事實，對籠統的思維表示懷疑，不喜愛。舉個例子，高本漢一輩子都在搞言語學，那段時代裡言語學術界的展開變遷很大，有些新的貨色他就不時不招認，比如說音素(phoneme)的概念，指言語中能夠區別意義的最小語音單位，這個概念是比較籠統的，高本漢就不時不招認它。這是他的性格使然。李約瑟對形上學非常感興味，所以兩人的思維模式很不一樣。李約瑟對道家很感興味，高本漢也是，但李約瑟是對其中神秘的部分感興味，而高本漢是個閱歷主義者。除此之外，兩人的差異興許跟社會觀和政治觀有關係，高本漢非常喜愛古代中國文化，李約瑟也是，但是高本漢大約對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有些失望，感覺惋惜，他說二十世紀遠不如古代，而且如同越來越差；我記得李約瑟突然問高本漢，你上次什麼時分去的中國？高本漢說1922年。李約瑟就吃了一驚，問他爲什麼後來不時沒有再去中國。我很清楚地記得高本漢的回答：『由於我更違心記得我在西安府見過的中世紀的中國。』那是他在辛亥反動期間到山西和陝西的回顧。李約瑟當然相反，他對共產黨評估比較高，感覺周恩來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他們倆性格很不一樣。

　　那次說話終了後李約瑟有什麼評估嗎？

　　羅多弼：細緻說過什麼我不太記得了。儘管他們很不一樣，但還挺談得來。而且在交談中他們還發現了一個獨特點，是我沒有想到的。我記得李約瑟問高本漢看中國文化長河，傳統的高峰在哪裡？高本漢說是莊子。咱們說話的地方是醫院，當時高本漢的身體很虛弱，但頭腦非常清楚，他的病床旁就放著【莊子】，不時在看，非常喜愛。

　　高本漢和前輩的斯文・赫定、安特生等人有沒有過來往？

　　羅多弼：高本漢當然知道斯文・赫定，還經過信。赫定是瑞典學院的院士，有一次他跟高本漢聯絡，問他有什麼中國作家值得推薦作爲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高本漢提了胡適和章炳麟，這當然說明高本漢對現代文學沒有太多了解。

　　我知道高本漢對安特生的評估很高，安特生謝世的時分高本漢寫了一篇悼文，他不是一個會隨意寫悼文讚賞別人的人，這說明他是真心信服安特生。他到底怎樣看赫定我不是很清楚，赫定在瑞典社會是個非常有爭議的人物，由於政治的緣故。赫定非常親德，這影響了當時大多數學問分子對他的評估。從一戰終了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瑞典提赫定的人非常少。本來他的讀者是很多的，包括小孩，由於他寫了很多淺顯讀物，寫得非常好，很有故事性。到了咱們這一代學問分子，曾經可以做到撇開他的政治立場去評估他的學術。

　　瑞典還有一位漢學家喜仁龍，跟高本漢是同輩人……

　　羅多弼：喜仁龍是芬蘭人，很早就搬到瑞典。他原來鑽研的是歐洲藝術史。他在瑞典國度博物館工作過，發現了很多中國畫，引起了他對中國藝術史的興味。他的貢獻不限於歐洲，對全西方的貢獻都很大。他寫的幾本對於中國繪畫、中國花園的著作非常受歡迎，文筆很美。我據說他和高本漢關係不好。喜仁龍不會中文，這恐怕影響了高本漢對他的評估。而且高本漢以爲喜仁龍應用了一些中國人致使漢學家的幫忙，出書的時分卻不招認。這些都是我的猜測，不敢妄下論斷。不管怎樣說，我以爲這些小節也不是承認喜仁龍的成就和貢獻。惋惜的是鑽研喜仁龍的學者很少，最近才有位芬蘭學者明娜・卡特里娜・特爾梅(Minna Katriina Torma)寫了一本對於他的書叫【情迷羅漢：喜仁龍的中國藝術之旅】(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é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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