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罗多弼：建国后学术僵化过于强调不凡性

　　原题目 [罗多弼谈瑞典汉学傳統]

　　从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安特生发现北京人、仰韶文化起，瑞典汉学家的身影就与中国近代学术展开紧密联络在一起。受过系統言语学锻炼的高本汉，第一次运用纯言语学标准处置了聚讼多年的《左传》真伪问题。喜仁龙钟情于罗汉和城墙，知晓突厥语的雅林多次調查南疆的喀什噶尔。到高本汉的高徒马悦然，瑞典汉学的规模扩充到了文学，马悦然的学生罗多弼教授又将这一规模扩充到社会和认识形态。他在复旦大学文史钻研院拜访时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梳理了瑞典汉学的语境和展开。

　　咱们可不可以说瑞典汉学是从斯文・赫定和安特生开端的？

　　罗多弼：广义的中国学，还要早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和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末。最早的两篇写中国的文章出如今1690年代，是两个瑞典学者写的。第一篇是《万里长城》(Murus Sinensis)，发表于1694年；第二篇是《中国人的大帝国》(De magno Sinarum imperio)，发表于1697年，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我的一个朋友，斯德哥尔摩大学拉丁文教授汉斯・艾利(Hans Aili)先生最近将这两篇论文翻成了英文，希望明年能发表。他告訴我，《万里长城》的作者约纳斯・洛克纳奥斯(Jonas Locnaeus)先生如同更关心国防问题，对中国本身没有体现出特別大的興味。而《中国人的大帝国》的作者埃里克・罗兰(Eric Roland)先生倒是对中国和中国人很有興味。艾利教授还说罗兰艳羡中国以科举为基础的官制，他将中国的官制和欧洲的贵族制停止了比较。

　　瑞典为何早在1690年代就有了对于中国学的论文呢？它们的写作背景是怎么的？

　　罗多弼：这个问题临时不容易回答。咱们应该记得，在当时的欧洲，瑞典是一个大国。瑞典的国王和贵族有国际的野心，而瑞典的上层社会，包括国王，大約以为像瑞典这么重要的国度关于全世界，包括中国，都须要有所了解。兴许这是这两篇论文呈现的一个背景。

　　那么1690年代以后，不时有瑞典人钻研中国问题吗？

　　罗多弼：是的。十八世纪瑞典有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驅散于1813年；在此期间共组织了往复瑞典与中国的一百三十二次贸易飞行，运用了三十七艘船只)。多亏这家公司跟中国的贸易，很多瑞典人对中国开端感興味，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此外，十九世纪瑞典也开端派传教士到中国来。

　　所以，斯文・赫定和安特生并不是最早开端钻研中国问题的瑞典人。但是他们，还有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可以说是最早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钻研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问题。假定要用“汉学”这个概念，也就是以中文资料为钻研对象，那么恐怕瑞典的汉学就是从高本汉，以及他同时期的一些会中文的传教士开端的，而赫定和安特生都没有学习过中文。

　　我看过一个说法，1902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时，安特生去了南极調查却硕果累累。他当时很後悔没有来中国，赫定在中国探险取得的庞大成功对安特生有一定的刺激，所以他后来也对中国产生了興味。

　　罗多弼：这大約是一部分解释。但是安特生来中国主要是接受中方的约请，他是作为地质学家来中国的，并不是考古学家。瑞典的地质学当时比较兴隆，安特生是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受丁文江的约请在北洋政府当农商部矿政司顾问，来中国从事地质勘察。

　　是不是由于当时的瑞典被中国以为是“西方幾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度之一”，所以得到了约请？

　　罗多弼：这个话扩充到国度就太籠統了，不过瑞典当时曾经不是帝国，跟法国、英国当然不能比，所以说对亚洲的确没有什么野心。而且安特生本人是个非常开通、有同情心的人，他对中国的学术興味是很单纯的，没有什么其余动机。假定把安特生和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比较的话，不要遗忘个人的性格也很重要。

　　您上过高本汉先生的课吗？

　　罗多弼：我见过他，但是没有上过他的课。我1968年开端学中文，那个时分他曾经退休了。他从1939年至1960年代初当瑞典的东方博物馆馆长，同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课，但是没有教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是1965年开设的，第一位汉学教授是马悦然，他是高本汉的学生。

　　我读书的时分见过高本汉幾次，但是不意识。他也不是一个特別容易亲近的人，真的就是一辈子埋头做知识。他年岁越大，性格也越多愁善感，我听马悦然说晚年的高本汉很容易掉眼泪，年轻的时分素来不哭，不太流露感情。年岁大了就比较容易情緒化。

　　我有一次陪李约瑟去拜访高本汉，仿佛是1977年，那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教训。这两位都是在各自范畴贡献突出的顶尖学者，不过他们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我心目中的高本汉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这方面他和“五四”时代的一些学者比较相似。他感觉科学可以处置一切问题，要是科学也不能处置的问题他就不去思索了。所以他非常注重事实，对笼统的思维表示懷疑，不喜爱。举个例子，高本汉一辈子都在搞言语学，那段时代里言语学术界的展开变迁很大，有些新的货色他就不时不招认，比如说音素(phoneme)的概念，指言语中能够区别意義的最小语音单位，这个概念是比较笼统的，高本汉就不时不招认它。这是他的性格使然。李约瑟对形而上学非常感興味，所以两人的思維模式很不一样。李约瑟对道家很感興味，高本汉也是，但李约瑟是对其中神秘的部分感興味，而高本汉是个阅历主义者。除此之外，两人的差异兴许跟社会观和政治观有关系，高本汉非常喜爱古代中国文化，李约瑟也是，但是高本汉大約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有些失望，感觉惋惜，他说二十世纪远不如古代，而且如同越来越差；我记得李约瑟突然问高本汉，你上次什么时分去的中国？高本汉说1922年。李约瑟就吃了一惊，问他为什么后来不时没有再去中国。我很清楚地记得高本汉的回答：“由于我更违心记得我在西安府见过的中世纪的中国。”那是他在辛亥反动期间到山西和陕西的回顾。李约瑟当然相反，他对共产党评估比较高，感觉周恩来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他们俩性格很不一样。

　　那次说话终了后李约瑟有什么评估吗？

　　罗多弼：细致说过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尽管他们很不一样，但还挺谈得来。而且在交谈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独特點，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记得李约瑟问高本汉看中国文化长河，傳統的高峰在哪里？高本汉说是庄子。咱们说话的地方是医院，当时高本汉的身體很虚弱，但头脑非常清楚，他的病床旁就放着《庄子》，不时在看，非常喜爱。

　　高本汉和前辈的斯文・赫定、安特生等人有没有过来往？

　　罗多弼：高本汉当然知道斯文・赫定，还经过信。赫定是瑞典学院的院士，有一次他跟高本汉联络，问他有什么中国作家值得推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本汉提了胡适和章炳麟，这当然说明高本汉对现代文学没有太多了解。

　　我知道高本汉对安特生的评估很高，安特生謝世的时分高本汉写了一篇悼文，他不是一个会随意写悼文赞赏别人的人，这说明他是真心信服安特生。他到底怎样看赫定我不是很清楚，赫定在瑞典社会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由于政治的缘故。赫定非常亲德，这影响了当时大多数学问分子对他的评估。从一战终了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瑞典提赫定的人非常少。本来他的读者是很多的，包括小孩，由于他写了很多浅显读物，写得非常好，很有故事性。到了咱们这一代学问分子，曾经可以做到撇开他的政治立场去评估他的学术。

　　瑞典还有一位汉学家喜仁龙，跟高本汉是同辈人……

　　罗多弼：喜仁龙是芬兰人，很早就搬到瑞典。他原来钻研的是欧洲艺术史。他在瑞典国度博物馆工作过，发现了很多中国画，引起了他对中国艺术史的興味。他的贡献不限于欧洲，对全西方的贡献都很大。他写的幾本对于中国绘画、中国花园的著作非常受欢迎，文笔很美。我据说他和高本汉关系不好。喜仁龙不会中文，这恐怕影响了高本汉对他的评估。而且高本汉以为喜仁龙应用了一些中国人致使汉学家的帮忙，出书的时分却不招认。这些都是我的猜测，不敢妄下论断。不管怎样说，我以为这些小节也不是承認喜仁龙的成就和贡献。惋惜的是钻研喜仁龙的学者很少，最近才有位芬兰学者明娜・卡特里娜・特尔梅(Minna Katriina Torma)写了一本对于他的书叫《情迷罗汉：喜仁龙的中国艺术之旅》(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é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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