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乌鲁木齐5月28日电(杨)“世界上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哪一人种的数量最多？”5月28日，在高伯舟的家中，记者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包括一些工具书，都会回答黄种人，但实际上，白种人才是最多的。”高伯舟说：“在欧美，这类似于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在中国，这么简单的问题却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主要是这里存在一个误区，比如印度人以及非洲北部、亚洲西部的阿拉伯人虽然肤色较黑，却都是白种人，人种并不能简单地看肤色。” 高伯舟所说的，正是他对《辞海》的一处质疑。几年来，这位目前已从新疆团校退休的教师将自己对《辞海》的疑问集结起来，写就了一本《辞海质疑》。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个“较真”的人，而作为权威的工具书则更需要严谨。 《辞海》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从1979年起，《辞海》便开始按比较固定的频率，每10年出版一个版本，其间则不断有修订和增补。曾任复旦校长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曾用不下40年的时间反复改写“直线”条目，给辞典条目一个准确简洁释义的难度可见一斑。 “毕竟是人编写的，也会有问题，我们应该尊重权威，但也要有自己的质疑精神。”高伯舟说。 这种严谨的态度也来自于他从小对于词典的独特感情。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本民国时期字词典，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事，玩的时候把它撕掉了，爷爷当时非常心疼地说，这是一本智慧啊，懂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高伯舟告诉记者：“刚上学的时候书籍十分贫乏，老师甚至都不一定有一本词典，直到1963年上高中时我才买了自己第一本词典。” 但正是从那时起，词典成为渴求知识的他最喜爱的读物，此后他接连通读了《世界知识词典》和《新知识词典》。1967年，高伯舟从废纸堆中淘到了第一本旧的《辞海》，实际上那只是多册《辞海》中的一本，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期望能凑全这一部《辞海》，但最终也没能如愿，此后，他也开始有意识地收藏各种版本的词典，将其摆满了一整个书架。 在读79版的《辞海》时，他偶然发现一些问题，经常翻看，便会发现值得商榷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便将其一一纪录下来。1996年前后他为此手写了几千字，寄给了采编委员会，没想到自己发现的一个问题被印在《辞海》的通讯中，同时还收到了一封编委会寄来的信，这给了高伯舟不少的鼓励。 从此，高伯舟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扑在挑错的工作中。99版出来后，他就开始将其中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并最终集结成篇幅不小的《辞海质疑》。 “首先，本身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发现问题；其次，质疑就得拿出经得住推敲的理由。当时没有网络，我每次遇到问题就需要查阅一些权威性的书籍，有时候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在《辞海质疑》中，存疑的词条被摘录下来并且在问题处标有下划线，而紧接在后边的就是作者对其质疑的文字。其中收录的，有内容上的纠正，也有对繁琐条目和措辞的改进建议。 如今，高伯舟依然是每出一本《辞海》就会去买，他说，此后他也会继续对词典的情有独钟，当然也会继续从中“找茬”。 “词典这种东西，要是迷信它的话就会受到误导，可能就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词典的不断完善需要我这样‘较真’的人。”高伯舟说道。 编辑：秋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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