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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理論之父、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認為，當代經濟的增長，國家財富的構成，主要是人力資本帶來的結果，技術進步主要是靠人力資本積累。新資源的開發依賴於年輕的體力和智力，人口減少，意味着資源也減少。
三月份，中國發展出版社推出的【大國空巢】一書颳起了一股閱讀的旋風。在新華網三月份『十大好書』的推薦榜上，超過七成的網絡投票選擇了這本書。
作者易富賢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者，原籍湖南。作為一名醫學博士，這本書是他十年來跨界研究人口問題的結晶。長期以來，他的觀點在網絡內外引起強烈的共鳴。
易富賢表示，幾十年來，『人口爆炸』、『資源危機』、『環境危機』、『就業壓力』等理論，成功地構建了一個『緊急避險』的理論枷鎖——很多人認為，『實行計劃生育是不得已的選擇』。針對於此，【大國空巢】以事實判斷摧毀了這一枷鎖，盼能有助於重建大眾的價值判斷以及生命人倫底線。
他援引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的話說，『見識廣博和善於思考的人如今卻越來越不願意繼續接受人口增長和文明興盛之間的聯繫。相反，當他們思考我們現在的人口密度，特別是過去300年間人口的增長速度時，他們變得高度警覺，視人口增長的前景為噩夢般的災難。』
4月2日，易富賢通過電子郵件回覆本報專訪(註：鑑於原文較長，見報文章在不改動作者原意的基礎上有編輯)。
記者：一百多年前，馬相伯曾經說，『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而仲大軍先生為您的【大國空巢】一書作序說，『它成為中國的第一聲雞鳴，由此喚醒沉睡了多年的中國社會。』您如何自我評價這『第一聲雞鳴』的喚醒作用？
易富賢：其實計劃生育從最開始就遭到農民一面倒的反對，1980年以來共超生2億左右孩子。從實踐層面上來講，我的觀點不能叫做『第一聲雞鳴』。超生的父母提出了樸素的理由，我算是比較系統地推翻計劃生育的理論基礎，從這個角度講，算『第一聲雞鳴』也說得過去。
記者：有一種說法稱，聯合國預測中國人口到2100年只有5億。從世代更替水平來說，生育率至少應該是2.1。目前中國生育率眾說紛紜，您的測算結果是多少，按照這一生育水平，在一兩百年內可能帶來什麼後果。
易富賢：『六普』顯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2010年只有1.18；2010年0-19歲人口只有32121萬人。如果繼續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那麼中國人口將在2018年開始負增長，到2100年只有4.6億人，到2200年只剩6800萬人。
記者：您主張，人口有其內在調控機制。古代通過『左手』(瘟疫、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等)調控人口；工業化通過『右手』壓迫人口，降低生育意願，出現嚴重老年化。那麼，『左、右手』之外，人口繁衍能不能通過行政手段調控，這種調控的缺陷是什麼？
易富賢：人口有內在的調控規律，不能強制性地進行干預。但是我並不是說政府在人口問題上應該完全無所作為。
【周易】上講『天地之大德曰生』。在甲骨文裏，『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天有生育萬物之功，故稱為帝。可見古代最高領導(帝)的首要職責就是鼓勵生育，人丁興旺才能奠定政治合法性。西方的【聖經】也認為上帝是造物主，呼籲『生養眾多』。縱觀人類文明史，絕大多數時間都是鼓勵生育的。
亞當·斯密認為『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只有高度責任感的政府才願意進行人口投資，唐太宗的【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就是一篇柔性引導的範文。人口政策要『順其自然』，而不是『任其自然』。
記者：您拋出一個命題，『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當人人都在喊人口爆炸的時候，您為什麼有這樣的追問？人口、科技與資源利用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易富賢：首先，由於世界資源分佈很不均勻，低於『世界平均』並不意味資源不夠。其次，經濟水平並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資源決定的，人均資源遠遠超過美國的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的社會發展水平卻反而不如美國，而與中國差不多。
古代人口增長非常緩慢，生活質量也沒有大的變化；近代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市場擴大。從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裏，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GDP增加73倍。社會越發達，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願越低，婚齡、育齡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可以說，二十世紀面臨的是人口爆炸和經濟繁榮，而二十一世紀面臨的將是人口坍塌和經濟衰退。
記者：很多人認為，中國人口下降就可以減少資源消耗。中國人口減少，是不是可以拯救地球資源？哪個國家或者哪個民族，有沒有義務去犧牲族群的繁衍來拯救資源？
易富賢：人口增加，『減法』地消耗現有的資源；但是卻能『乘法』地使目前的『非資源』(如氮氣、太陽光)變為新資源(氮肥、太陽能)。人力資本理論之父、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認為，當代經濟的增長，國家財富的構成，主要是人力資本帶來的結果，技術進步主要是靠人力資本積累。新資源的開發依賴於年輕的體力和智力，人口減少，意味着資源也減少。
記者：您提到，2003年剛登錄大陸論壇時，反對人口控制的觀點遭到網民一面倒反對；到2006年網絡民意基本逆轉，此後所有網絡投票中，都是一面倒地支持調整人口政策。2007年，【大國空巢】還只能在香港出版，但今年這本禁書在內地出版了。究竟有哪些因素造成民眾和官方均出現了這種反差巨大的戲劇性變化？這種變化對您的個體體驗來說，有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細節記憶？
易富賢：一方面是反思計劃生育思潮是自下而上的，從網絡草民到知識精英，再到政治精英。2006年是網絡草民基本覺醒，但是知識精英作為整體大約在2010年才覺醒，現在很多政治精英也認識到人口危機了。
對我個人來說，2010年前地方政府專門開會將我描繪為『賣國賊』、『反華勢力』，威脅不讓我回國。但是2010年、2012年我回國時，卻比較受歡迎，分別在全國舉行講座13場和23場。
記者：您在與內地官員尤其是計生部門官員以及主流人口學者接觸中，他們是否意識到人口控制負面作用帶來的危機正在來臨，他們中對人口政策意識持開明態度的有多少？
易富賢：其實這些年從基層計生人員到省級、國家計生委的官員，很多與我有私人聯繫，他們中很多人是認識到人口危機的，也知道人口數據真相，他們希望停止計劃生育的願望比其他人還要強烈，停止計劃生育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解脫。人口學界很多人私下裏是認同我的觀點的，但是只有梁中堂、李建新、穆光宗、陳友華、王廣州、丁金宏等少數人口學教授敢於與我站在一起。
記者：在淺閱讀盛行的娛樂至死時代，嚴肅性的社會問題研究書籍往往遭受冷遇。但【大國空巢】一書熱銷，出乎出版社預料並緊急加印。您認為是什麼吸引了這些讀者，是批判的勇氣，還是執着的精神，還是科學負責的態度，還是其他的因素？
易富賢：這個原因比較複雜。一方面，是大家都在呼籲停止計劃生育政策，支持【大國空巢】也表明一種態度；另一方面，我在網絡耕耘12年，2007年港版【大國空巢】出版社前就有數千萬人次讀者，【大國空巢】幻燈片光是在凱迪社區就有1500多萬點擊率；還有，我在寫作上是儘量在通俗的演繹和嚴密的邏輯之間走鋼絲。按照茅于軾老師的話說：『這本書資料最詳盡，觀點最客觀，論據最紮實，而且通俗易懂。』該書既可以如啤酒那樣暢懷痛飲，也可以像茅台那樣細細品味，畢竟這是12年的陳釀。書中五味雜陳，不同的人能品出不同的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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