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歷史研究的微觀與宏觀

歷史研究，首重求真。從古至今，中國史學研究的這一精神一以貫之。但隨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的演進和社會科學的興起，影響到中國近代以來歷史學用來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門，各有各的路數。這種情況難免會使重視中國史學傳統的學者慨嘆人心不古，擔心中國的史學會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實，自從進入文明社會，人類就從沒有間斷過記述和研究自己的歷史。因此，只要有人類存在，歷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樣，只要有中國人存在，中國的歷史研究就一定會以中國人自己的過去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無論換了什麼方法，它都必定要讓中國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確立起自身存在的價值。在這種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眾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眾少些；有的學者充滿了現實關懷，有的學者只關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東西；有的研究方法傳統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也曾引入了許多西方學說，可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不過七八年時間，它們便很快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的作用下，各有各的歸宿了。對於今天中國的歷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適合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存的理論和方法，最終註定也一樣會遭到同樣的命運；而適合者，也註定一定會存留下來，我們大可不必杞人憂天。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我們相信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理應，並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國歷史研究的範圍之外，卻肯定也是一廂情願。只要比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國傳統史學和當今中國的歷史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來的中國史學，從目的，到方法，直至整個話語系統，早已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這種變化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一切從事歷史研究的史學家的骨髓裡面去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今天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從西方引進過來的。像『社會』、『民族』、『階級』、『國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於西方政治學、人類學或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這每一個概念的背後，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學、人類學或社會學的觀念或解釋體系。換言之，對於中國的歷史學家來說，這些概念的使用，並不簡單地只是換一個什麼樣的詞彙來表達思想和敘述史實的問題，它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比如，當我們接受『社會』這個概念的時候，所接受的就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字眼兒那麼簡單，它的背後是西方學者用來觀察一個與國家既相聯繫，又相對應的代表着個人共同體的分析模式。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到馬克思，再到當代的哈貝馬斯，這些西方思想家在談論『社會』這一概念時，都在不斷地賦予它以新的思想內容。我們今天對『社會』的定義，包括人為地把『社會』劃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不同的子系統，並各自選擇不同的面向研究歷史，說到底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西方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的一種結果。很難認為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及其衍生的相關概念，比較其西方的意義，有了多麼大的不同。

使用西方社會科學的種種概念來研究歷史，其目的只有一個，也是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卻既有微觀的問題，也有宏觀的問題。中國傳統史學對於微觀的真實，包括憑藉特有的時空和文化聯繫，深入中國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探尋其心路歷程，確有相當見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會科學基礎的中國傳統史學，其微觀微不到構成社會基本成分的不同人群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其宏觀又宏不到關乎國家民族乃至社會發展的特有規律與趨向，即既不適宜分析太過複雜的社會現象，也不適宜總結出一個時期的歷史特質，有其明顯的不足。

這樣說是不是太過貶低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功用呢？希望並非如此。但很顯然，在西方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傳入中國以前，我們看不到有哪部傳統史學著作曾致力於此。這是因為，中國傳統史學不具有工具性特點，無法像西方社會科學那樣，發明出一種虛擬的結構，並由此衍生出相應的模式、過程、因果關係、互動系統之類的解釋工具，因此它對帶有整體性的太過複雜的多數歷史問題，更多的只是滿足於片斷的、表象的或過程的描述。而今天，歷史的解讀僅僅停留在表象和過程的描述上，哪怕對一些人物的研究十分深入，也是不夠的了。今天，我們只要想對以往的歷史進行解讀，就勢必要藉助於西方社會科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不借用西方社會科學純粹虛擬的結構，不對歷史做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面向和系統的區分，不使用國家、民族、階級、族群等概念來定義不同的人群，不運用所有制、生產方式、利益關係和＊＊主義等等概念來界定不同人群之間的聯繫特性……，就不可能處理任何複雜的歷史課題，甚至無法將散落的看起來各自孤立的事實，有條理地組織起來，做出合理的解釋。打一個不很準確，但可能形象一些的比方，中國傳統史學和受到西方社會科學影響的近代以來歷史學之間的區別，多少有點像中西醫的不同。西醫治病有解剖學為依據，有化學及物理學為基礎，它可以利用科學的分析檢測手段，對疾病的病灶、發生的原因和發病的程度，做出比較確切的診斷，因此對疾病的研究、診治和預防分門別類，條理清楚，用藥及施治針對性極強。而中醫治病主要憑藉的則是陰陽、表里、寒熱、虛實的辨證觀念和醫生個人用藥的經驗，凡病皆辨證論治，用藥多在求人體內在之平衡，其治病的手段雖有許多西醫不可替代的重要特點，但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中醫需要借鑑西醫之所長，不言自明。

如今的歷史學必須要借鑑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並不僅僅是出於所謂『宏大敘事』的需要。傳統史學同樣以談論帝王將相為其所長，西方史學如今也格外注重最基礎的社會史的研究。借鑑之必要，是因為歷史學是以史料為建構歷史真實的基本前提條件的。而相對於任何一段具體的歷史而言，史料都不可能是完整的，且選擇哪些史料和節取哪段文字來說明歷史，都要視研究者的主觀而定。因此，歷史研究固然強調客觀，但完全否認主觀的存在，反對任何價值上的判斷，卻是難以做到的。而當我們試圖解釋某些具體的歷史問題時，只要它稍一涉及價值判斷，我們就不可能僅僅憑藉史料來說明問題了。

舉一個較為能夠說明我的看法的例子。以近代史學界關於孫中山早年向日本出讓滿蒙權益一事的爭論為例。從微觀史實的角度，我們可以運用傳統史學的方法對孫中山有沒有向日本出讓中國滿蒙權益的事實本身，進行細密的考證。問題是，由於孫日之間這種交涉的高度秘密性，具體到某些史實，單純憑藉史料考證，已顯不足。一些學者所以會圍繞着孫中山是否與日本在1915年簽訂過秘密的【中日盟約】一事，存在着極為不同的看法，即是為此。但是，圍繞着【中日盟約】的真實性所展開的爭論，並不足以否定孫中山曾經有過出讓滿蒙權益的設想和做法的情況，因為只要把相關史實聯繫起來就足以做出某種合乎邏輯的推斷了。比如，通過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乘清政府戰敗之際為奪取廣州而向日本領事求援，1911年孫中山關於日本經營滿蒙有利於中國的言論，1912年孫中山為抵制袁世凱奪權向日方提議以滿蒙權益換取援助，1915－1916年中華革命黨在日本軍人和浪人的參預下，利用日本強占膠東半島的機會，在青島組織軍隊發動對北京政府的作戰，以及1918年孫中山再度以滿蒙為誘餌尋求日本援助等種種可以得到證實的情況，就足以證明孫中山曾經想要用滿蒙權益來換取日本援助絕非虛言。

僅僅發現了上述史實，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否就足夠了呢？有學者堅信，歷史研究的使命就是發現事實，至於對發現的事實如何解釋，或者從發現的事實中總結歸納某種規律和趨向，則不是歷史學的任務。但是，應當了解的是，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之所以會去研究或去討論某一歷史問題，首先就是因為我們認為這一研究或討論有其必要和意義。而這裡的所謂必要和意義，其實正是我們主觀所賦予的。因此，無論用什麼樣的方法，歷史研究的過程通常也就是一種我們在重新解釋歷史的過程。既要重新解釋，我們當然不能只停留在發掘事實的層面上。有些問題，只要發現了事實，解釋也就存在於其中了；而有些問題，僅僅發現事實還不夠，還必須要有所解釋才能達到我們研究它的目的。仍以上述問題為例，我們所以會去討論孫中山出讓滿蒙權益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回答由此所產生出來的一系列對孫中山個人的歷史評價問題。而這種回答，僅僅靠已經發現的孫中山有過想以滿蒙權益交換日本援助的事實自己來說話，是遠遠不夠的。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如果我們不用歷史的眼光對這樣的事實來加以分析和解釋的話，簡單地依據現行的觀念，今天的多數讀者顯然無法理解孫中山的這種行為。他們甚至可能會對孫中山，乃至對歷史上其他有過類似言行的革命者和革命黨愛國與否都會大起疑問了。

孫中山是否真的愛國呢？對此只要全面地研究過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和他的政治理想，就不難明了。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孫中山的上述行為呢？在這裡，就必須藉助於西方社會科學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思路了。比如，我們必須了解西方政治學以及國際關係學當中關於民族、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等相關的概念和理論，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和認識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我們需要了解，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包括人們的民族主義意識，及其主權觀念和領土疆域的劃定，都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發展的過程，並非是對古代國家的一種簡單的繼承關係。這種情況影響到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對國家、民族及其主權、領土問題的認識，也不能不是一個變動的發展的過程。孫中山早期的民族主義目標，在同盟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綱領中就已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了。即使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觀念，其後的種種言論仍舊顯示，他對中華國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舊是以古代傳統的漢族國家為基礎的。換言之，孫中山所愛的國家，以及他對國家主權、疆域和領土的理解，不僅在他的國家觀形成過程中是變動着的，也與我們今天的認識更是有相當的差距的。故即使我們發現孫中山確有試圖出讓滿蒙權益的事實，也並不妨礙我們相信孫中山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

作者：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