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中國傳統與現代化進程（訪談）

文藝復興這樣的古典運動在每個文化中通常過一段時期就會發生。中國的烏托邦總是指向過去的。儒家的烏托邦是周公時期的西周封建政治、西周的禮治和禮樂的和諧。在西方語境中，一直到馬克思都認為，希臘是人類最美好的童年。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包括尼采、海德格爾都是重新闡發希臘思想方面的這種生命力。從這個角度而言，任何民族、文化的新生運動或者向前躍進，都恰恰是從一個非常認真的、非常深入的向後看，找出連續性為起點的。

經濟觀察報：西方興盛的漢學研究表明，西方知識分子非常關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回到中國，在中國學習西方、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這些傳統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楊煦生：這個問題，讓我們先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我們把它放大為過去500年的世界史的問題。試想500年前，如果當時沒有大航海、沒有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也就沒有西方目前的『現代』，也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在500年前的世界，世界上的各個傳統之間有着明顯可見的差異，但那個時候只是不同的文化形態問題，就如一邊是玫瑰園一邊是牡丹園，本無所謂先進和落後的問題。

但是在各大文明中，惟有西方突然之間產生了一種現代運動，這個運動並非人為的，而是幾個因素自然結合，這種歷史的偶然性使這個文明走上了一條和其他幾大文明不同的道路。西方的現代性是不自覺地形成的，不是有意識地、人為地創造出來的一個運動。

這種現代性的形成使西方成為一種絕對的強勢文明，包括開始的歐洲和後來的北美。從16世紀一直到19世紀，殖民運動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對非洲、美洲的奴役一直到對全世界的奴役，在此期間所有被奴役、被殖民和在經濟、政治、軍事上被打垮、擠壓的這些文明產生了嚴重的屈辱感和不平衡感，於是『西化』成為問題，這種意識在19世紀中葉開始明晰（如中國、日本）。因而在西方以外的世界，『西化』（20世紀中葉以來明確的理論表述為『現代化』）成為一場人為運動。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和世界其他地區、包括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個是主動的、自發的，一個是被動的？

楊煦生：是的。就像中國從鴉片戰爭之後、尤其在經歷甲午戰爭刺激之後的西化運動，是將原本無比強烈的屈辱感轉化為了一種強大的改革動力。這個改革動力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人為性和意志色彩，從而不自覺地把西方設定為全世界社會文化經濟的惟一的典範模式。

但如果把目光放長遠來看，500年在世界史中是個很小的時段，這一時期確實是西方現代崛起的時期。此時，假如一種別的文化中的人對西方產生一種仰慕、開始學習和追隨，是理所當然的，完全可以理解。但在21世紀的關口，重新反省這段歷史，我們可能覺得，原本似乎天經地義的一些東西，並不一直都是天經地義的。

經濟觀察報：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化也有其內在的特殊背景？

楊煦生：是的。過去500年的歷史是把問題放大了看，假如放到一個具體的語境中，在每一個民族、每一種大的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都出現過這個問題，一個民族突然出現的某種歷史性的飛躍，往往發軔於對自身古典或古代社會新一輪的研究和探索。

經濟觀察報：其實歐洲就是如此。

楊煦生：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文藝復興運動。這種古典運動在每個文化中通常過一段時期就會發生。中國的烏托邦總是指向過去的。儒家的烏托邦是周公時期的西周封建政治、西周的禮治和禮樂的和諧。在西方語境中，一直到馬克思都認為，希臘是人類最美好的童年。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包括尼采、海德格爾都是重新闡發希臘思想方面的這種生命力。從這個角度而言，任何民族、文化的新生運動或者向前躍進，都恰恰是從一個非常認真的、非常深入的向後看，找出連續性為起點的。

印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印度在20世紀有『三聖』，『聖雄』甘地、『聖詩』泰戈爾、『聖哲』阿羅頻多。阿羅頻多為何成為聖哲？就是因為這位20世紀上半葉的思想家一直從事對印度的傳統思想――如印度原典【薄迦梵歌】的重新闡釋，這一工作激發了印度的獨立運動。

所以有時對於古典的重溫並不純粹是一種書齋式、象牙塔式的工作，而是關乎一種文化的自我定位、關乎文化的自性（identity）的重新確立的問題。這個『文化自性』問題，涉及一個民族文化、精神生活中某種最基本的要素，這些要素時時支配着很多生活層面，只是我們未必清晰意識到。這和國際學界的另一個高頻詞Ethos（希臘概念，意為精神氣質、倫理精神）有很多關聯。從這個角度而言，一個民族越是面臨世界化，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的世界化，傳統的問題都必然重新呈現出來。

經濟觀察報：但中國100多年來一直強調對西方的學習，反而有時會把本國的傳統、包括儒家和其他各種傳統當作落後的、無助於現代化的東西。

楊煦生：淺薄的進步論總是覺得越新越好，越洋越好，這是一種過分淺薄、不負責任的思維。放開一些，實行拿來主義，這些沒錯。在150多年來，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一直處於一種嚴重的心理失衡之中。這種無意識的心理失衡，在廣泛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表現為一種抽象的自豪感，例如動輒便稱述我們5000年連續的文化，西方某家某派之論，本為中國某子、某子之言；另一方面就是覺得『百事不如人』，為這個文化落到這樣一個地步而自怨自艾。

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是，每當社會碰到危機的時候，大家都會拎起孔夫子來臭罵一頓。但孔夫子欠我們什麼？孔夫子要把一切都給我們創造出來，那麼我們幹什麼？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即一種有時顯得過分輕率的民族主義，往往掩飾的是過分的自卑，這裏揭示的倒是一種茫無頭緒、走投無路的境地。有趣的現象是，在中國，持輕率的民族主義和輕率的世界主義立場的，經常是同一種人，往往是同一種人在不同時間段和語境中的不同表現。經常在極端的西化派和極端的復古派之間變來變去的，如果不是同一群人，也往往是同一種氣質和見識的人。

經濟觀察報：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一種同質化。

楊煦生：我們必須面對和承認這種歷史。因為自由市場是一種侵略性的經濟，它具有擴張性，可以同化別的經濟。自由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藐視精神生活的。這其中需要很多的社會調控，如歐洲國家一直自覺所做的一切。對於這個趨勢，目前似乎看不出更好、更合理和容易實施的體制來代替它。但即便如此，我們為了一點物質上的豐足、經濟上的發展、生活上的更多舒適度，是否就可以放棄我們精神層面的東西？如果真正放棄了精神層面，生活和生命的整體性能否保得住？這是目前比較恐怖的一個情況。

拿破崙曾經認為，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巨人』，不要去驚醒它。現在這個巨人看來真是醒了。但如果醒就要讓它真正地醒，從精神生活的意義上真正醒來。所以目前我們必須有這種意識，這個醒覺過程中的巨人，它和世界將是一種什麼關係？不管這個巨人是被刺激、被捅醒的，還是在酣暢的大夢之後自覺慢慢甦醒的，它應該帶着清醒的神志、健康的心態，清清爽爽走自己的路，而不應是一個夢遊的巨人，踉踉蹌蹌、神志未清的巨人。當然這些都是大話空話。最終有意義的僅僅是，這種意識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的落實。我們作為讀書人，有幸生於這個時代，所能做的也不過是儘可能地讓這樣的問題意識成為自己學術活動、精神活動的背景。

經濟觀察報：具體來說，你認為中國傳統的社會模式和價值觀有哪些可以用於現代化進程呢？

楊煦生：首先，人的精神需求是很多層次的。舉例而言，中國從秦代之後一直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結構，我們動不動地說它是專制政治、東方專制主義、亞細亞方式等，這些都是從西方拿來的說法。但它有種完整的結構，如皇權的得來必須帶有天命這種准宗教性質的合法性，相配套的是士大夫文化，這種文化可進可退，可以有很藝術性的人生，也可以經天濟世，通過科舉進入社會。在天命賦予合法性的皇權政治的下面，是一種相對自由的郡縣制，之下是鄉村層面的自治。這套體系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在邏輯上是自洽的。人總要有某種精神上的皈依，但這種精神上的皈依對個人而言往往根植在他的語言裏。這種心理的、語言的、社會的、政治的結構其實是一體的，根植在你的語言和價值中。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說根植在語言和價值中？

楊煦生：人是一種需要意義的生物，需要有心理生活和情感生活等，這些都只能從自己的傳統出發。我在德國生活過將近13年，我的感覺是，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傳統缺乏熱愛，對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實際上是不可能得到別人的尊重，也不可能得到理解的。反過來，如果對本國文化理解多一點，他理解別國的文化也更容易些，別人也更容易理解他。個人的問題很容易解決，但一個社會的心理問題、總體上的精神危機問題，只能通過長期的精神性的活動來解決。

經濟觀察報：在這一過程中西方漢學的價值是什麼？作為本次漢學大會的發起人之一，你覺得漢學在我們當前的文化學術生活中可能的角色是什麼？

楊煦生：我自己對漢學的定義是，這是一場主要由西方文明發起的和中國之間的一場延續400年的很艱難的、曲折的對話。這場對話中，有過很多美好的富於精神意義的成果，中國曾經給予歐洲的啟蒙運動很大刺激，對伏爾泰等思想家來講，中國當時是他們的烏托邦。雖然萊布尼茨不是很烏托邦化，也看到了中國文化一些根本性的東西。真正一流的歐洲思想家總是多多少少要關注一些如何調和歐洲思想和東方思想，包括中國和印度思想的問題，他們對於東方的文化和價值有一種平等相待的心態。

反倒是我們自己失去了這種平等心態，要不就是覺得西方什麼都好，我們百事不如人，要不就是『老子祖上也闊過』的心態。從整個社會精神生活的角度，我們的確需要一種精神上的自省和自覺，不管身處什麼文化氛圍之下都是這樣。文化是一種血脈，不是一件外衣，在表面的消費層面上誰都可以做一體化的東西，如吃『麥當勞』、看荷里活，但往深層次就不靈了。從學理而言，要讓這種社會心理明朗化些，將這些沉在無意識的東西揭發出來。當一個人有過分的自豪感的時候，往往也掩蓋的是背後那種自己不願直面和正視的不踏實的東西。

漢學是西方語境中的一種人文學科，它給歐洲的現代性提供過重要的精神資源，並因此成為西方思想史本身的一個維度。而我們今天對海外漢學的關注，正是我們自身文化覺醒的一個重要維度。漢學成為今日中國文化學術的話題，絕不意味着，我們再一次強制西方學術界充當中國社會無所不備的『藥方』。對漢學的關注，是中國語境中文化自性省思不可或缺的環節。在這個意義上，對西方語境中的漢學以及我們自身提上議事日程的國學的思考，都將共同融入對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文化命運的省思。

（原載【經濟觀察報】2007年4月9日。楊煦生先生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德國圖賓根大學哲學博士。採訪做於3月於北京舉行的世界漢學大會期間。）

記者 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