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時的楊虎城 他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至少是他認為周恩來很可能是同意當天釋放蔣介石的，甚至還有可能同意張學良親送蔣介石。這應該與周恩來對他的說服工作有關。而且，如果沒有對周恩來說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沒有對楊虎城會同意蔣介石當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計劃單獨釋放蔣介石的張學良，應該是不會貿然拉着楊虎城一起送蔣介石去機場的。另外，楊虎城認為『不能就這樣放』，其中的含義是不明確的，可能是『不能當天就放』，可能是『不能無保證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讓張學良親自陪送』。楊虎城的判斷具體是哪兒失誤了？西安事變的親歷者申伯純認為:『楊本不同意無保證的放蔣，更不同意張親送，但他一向尊重張學良，又不知道周恩來是否同意張親送蔣走的事，當着蔣介石的面又不好爭執，只得和張一起去飛機場送蔣介石。』(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頁) 3.周恩來為何追到機場？ 眾所周知，周恩來是聽了張學良衛隊營長孫銘九的報告，才知道張學良要送走蔣介石。據孫銘九回憶:當周恩來得知張學良送蔣介石去機場後，『他拿起衣服邊穿邊往外走，還催促我說:「快走！快走！我們去飛機場。」』(【『西安事變』的真相――張學良將軍衛隊營長孫銘九自述】，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43頁。)如果張學良是私自釋放蔣介石，周恩來隻身一人是難以勸阻的，他得知消息後，應該首先嘗試和楊虎城等人聯繫，做出必要的部署，包括指揮鄰近部隊監視並控制機場、警戒張學良的部隊等。但周恩來只是拿了衣服就和孫銘九一起去機場勸阻，應該是他擔心張學良到機場後會陪同蔣介石一起飛往南京，認為對於張學良親送蔣介石這種個人行為，只需要也只有自己親往才能勸阻，而沒有必要做出其他應對的措施。
張楊在榆林視察部隊時合影，左起：高桂滋、井岳秀、張學良、楊虎城 顯然，從周恩來對此事的反應來看，他趕去機場，不是為了勸阻張學良釋放蔣介石，而是為了勸阻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周恩來對於此事也有幾次論述，都是嘆息張學良不該親送蔣介石，而從來沒有責備張學良釋放了蔣介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周恩來在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明確指出:『張漢卿親自送蔣走是個遺憾。我那時聽說張送蔣走了，趕緊追到飛機場想再勸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飛機場時，飛機已起飛了。我當時對人說，張漢卿就是看連環套看壞了，他現在不但要「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這就清楚地說明了周恩來當時趕去機場，是為了『再勸阻不要去送』。顯然，當時周恩來已經勸阻過張學良不要親送蔣介石，也就是說，周恩來此前已經知道張學良要釋放蔣介石，只是勸阻張學良不要親送而已。 4.怎麼看待西安事變的重要知情者端納直言是周恩來解救了蔣介石？ 西安事變時，澳大利亞人端納作為宋美齡和蔣介石的私人顧問，在西安參與了多次談判，並和蔣介石一起坐飛機離開西安，是一位重要的知情者。1945年，端納在菲律賓對記者的談話中說:周恩來起了在張、楊間的調解者的作用，挽救了這可怕的局面。端納還認為，實際上是周恩來使蔣介石得以安全離開，否則就不是這個結果，也可能事情將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周恩來……實際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中的最關鍵人物，是他把蔣將軍從綁架中解救出來的。』(［美國］【紐約時報】1945年2月28日)這充分說明了周恩來在釋放蔣介石一事上的作用，他不僅是知情者，甚至是極為重要的決策者。 可見，這些有關資料和台灣所披露的兩份日記是相互契合的，只是我們長期以來忽視了其中的線索。
1935年秋，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駐陝甘。楊虎城希望與張學良聯合抗日，下令禮待東北軍。圖為張學良（前右）入陝時楊虎城（前左）前往機場迎候，一起步出候機室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指示 事後我黨對釋放蔣介石問題的態度 既然歷史如此，為何長期沒有為人所知？這與我黨對釋放蔣介石問題的事後態度有着很大的關係。 12月25日當天，周恩來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就認為:『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毛澤東也在當天的一封電報中指出:『昨晚電恩來，待先決條件履行及局勢發展到蔣出後不再動搖才釋放。但他們今日已經釋放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宋美齡今日同機飛洛。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是否達成有利，當待證實後告。』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還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指出:『因形勢急迫，沒有待到履行停戰撤兵之先決條件即於二十五日下午釋放蔣介石，張學良送之至洛陽。蔣抵洛後當夜已下令撤兵。』1956年，周恩來還指出:『捉蔣以後再殺是困難的，因為那時就全中國的局勢說，殺蔣不如放蔣有利，至於早放晚放關係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別的枝節。』 更饒有趣味的是，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從洛陽回到南京，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詞】，誣稱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反動派煽惑』和自己防範不周，而其解決是因張、楊在自己的『感召』下『勇於改過』。對此，毛澤東於12月28日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加以駁斥，公布了蔣介石在西安答應實行的六項條件，指出蔣是『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並特別指出:『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言下之意，不辯自明。 早在西安事變期間，對於我黨與西安事變關係的問題，我們就很注意把握宣傳分寸。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宣傳方針問題，專門發出指示:『西安事變系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部問題，本黨絕未參與』，『蔣之釋放，張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對此案之處理，本黨也認為是南京內部的問題』。即使在成為執政黨之後，對於西安事變的宣傳仍很慎重。
被迫出國時的楊虎城一家 1986年3月，中央宣傳部還特別發出【關於慎重發表有關西安事變材料的通知】，指出:『發表有關西安事變的材料應該非常慎重，要考慮政治後果，要有利於同志間的團結，有利於促進祖國早日統一，有利於張學良將軍的安全。對於有爭議的人和事，一般暫不涉及；對於涉及重要機密的史料，一定要嚴格注意內外有別，嚴防授人口實，授敵以柄。』可見，為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張學良的安全等，我們長期以來對西安事變的宣傳有所保留。出於這樣的考慮，沒有論述周恩來在12月25日釋放蔣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迴避周恩來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張學良，有利於張學良的安全；同時還可以維持蔣介石『體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變是國民黨的內部問題。 依據前文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得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不是臨時的決定，他曾有過單獨釋放蔣介石的計劃，後來在周恩來和蔣介石會談成功後，得到周恩來的同意和幫助，才釋放了蔣介石；周恩來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是知情的，並提供了關鍵性幫助，說服了楊虎城，但對張學良親送蔣介石是不知情的，得知消息後趕往機場勸阻為時已晚。 現在，張學良、宋美齡等處理西安事變的當事人都已逝世，國共兩黨也因祖國統一的重任而關係大為改善，進行了一系列的溝通協作，如實研究西安事變，弘揚這種為國家利益而放棄黨派紛爭、不計前嫌的精神，無疑是有裨益的。(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
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等親赴西安，通過談判，促成事變和平解決。這是周恩來和葉劍英(中)、秦邦憲(左)在西安的合影 資料：西安事變――1936 年12月 12日 ，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國西安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的事件。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進入新的高潮，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擔負剿共任務的東北軍與西北軍厭惡內戰，力主抗敵，兩軍領導人張學良、楊虎城等開始與共產黨及紅軍發生聯繫，初步奠定了三方團結抗日的政治基礎。 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的衛隊進抵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與蔣的衛隊交火。蔣聞槍聲，倉皇越後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被張學良的衛隊搜索發現後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蔣介石高級黨、政、軍官員陳誠等10餘人拘押。張、楊於12日當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楊分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 。同時致電中共中央 ，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中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進攻西安，藉機擴大事態，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力，進一步與日本妥協。英、美帝國主義及親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則希望事變和平解決，以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和英、美在華利益。宋子文、宋美齡委託英籍顧問端納飛西安探視情況。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並相應作了軍事部署，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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