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的杨虎城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至少是他认为周恩来很可能是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的，甚至还有可能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应该与周恩来对他的说服工作有关。而且，如果没有对周恩来说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杨虎城会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计划单独释放蒋介石的张学良，应该是不会贸然拉着杨虎城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的。另外，杨虎城认为“不能就这样放”，其中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可能是“不能当天就放”，可能是“不能无保证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让张学良亲自陪送”。杨虎城的判断具体是哪儿失误了？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申伯纯认为:“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3.周恩来为何追到机场？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听了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报告，才知道张学良要送走蒋介石。据孙铭九回忆: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后，“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如果张学良是私自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只身一人是难以劝阻的，他得知消息后，应该首先尝试和杨虎城等人联系，做出必要的部署，包括指挥邻近部队监视并控制机场、警戒张学良的部队等。但周恩来只是拿了衣服就和孙铭九一起去机场劝阻，应该是他担心张学良到机场后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认为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种个人行为，只需要也只有自己亲往才能劝阻，而没有必要做出其他应对的措施。
张杨在榆林视察部队时合影，左起：高桂滋、井岳秀、张学良、杨虎城 显然，从周恩来对此事的反应来看，他赶去机场，不是为了劝阻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而是为了劝阻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周恩来对于此事也有几次论述，都是叹息张学良不该亲送蒋介石，而从来没有责备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明确指出:“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我当时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周恩来当时赶去机场，是为了“再劝阻不要去送”。显然，当时周恩来已经劝阻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也就是说，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只是劝阻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4.怎么看待西安事变的重要知情者端纳直言是周恩来解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时，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西安参与了多次谈判，并和蒋介石一起坐飞机离开西安，是一位重要的知情者。1945年，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的谈话中说:周恩来起了在张、杨间的调解者的作用，挽救了这可怕的局面。端纳还认为，实际上是周恩来使蒋介石得以安全离开，否则就不是这个结果，也可能事情将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美国］《纽约时报》1945年2月28日)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上的作用，他不仅是知情者，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决策者。 可见，这些有关资料和台湾所披露的两份日记是相互契合的，只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其中的线索。
1935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驻陕甘。杨虎城希望与张学良联合抗日，下令礼待东北军。图为张学良（前右）入陕时杨虎城（前左）前往机场迎候，一起步出候机室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 事后我党对释放蒋介石问题的态度 既然历史如此，为何长期没有为人所知？这与我党对释放蒋介石问题的事后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12月25日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认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毛泽东也在当天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张学良送之至洛阳。蒋抵洛后当夜已下令撤兵。”1956年，周恩来还指出:“捉蒋以后再杀是困难的，因为那时就全中国的局势说，杀蒋不如放蒋有利，至于早放晚放关系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别的枝节。” 更饶有趣味的是，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从洛阳回到南京，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诬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反动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而其解决是因张、杨在自己的“感召”下“勇于改过”。对此，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驳斥，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并特别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言下之意，不辩自明。 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于我党与西安事变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很注意把握宣传分寸。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宣传方针问题，专门发出指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即使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西安事变的宣传仍很慎重。
被迫出国时的杨虎城一家 1986年3月，中央宣传部还特别发出《关于慎重发表有关西安事变材料的通知》，指出:“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应该非常慎重，要考虑政治后果，要有利于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有利于张学良将军的安全。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一般暂不涉及；对于涉及重要机密的史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严防授人口实，授敌以柄。”可见，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我们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依据前文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不是临时的决定，他曾有过单独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后来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成功后，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和帮助，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的，并提供了关键性帮助，说服了杨虎城，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得知消息后赶往机场劝阻为时已晚。 现在，张学良、宋美龄等处理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都已逝世，国共两党也因祖国统一的重任而关系大为改善，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协作，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这种为国家利益而放弃党派纷争、不计前嫌的精神，无疑是有裨益的。(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等亲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周恩来和叶剑英(中)、秦邦宪(左)在西安的合影 资料：西安事变――1936 年12月 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 。同时致电中共中央 ，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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