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國】：從國外媒體看中國歷史

前些年，李輝翻譯了彼得・蘭德著的【走進中國――美國記者的冒險與磨難】。這本書啟發了他的思路，著手研究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活動，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一本新書:【在歷史現場】，副題是『換一個角度的敘述』。不久前他出版的【封面中國】又進了一步，書中談的是外國媒體對中國每日每時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報導。

這本書的構思很別致。書名【封面中國】中的『封面』，特指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時代】周刊往往用跟它那一期報導內容相關人物的圖像來作封面。先後在封面上出現的中國人有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他們在當時，都是公眾關注的新聞人物，後來又都成了歷史人物了。擔任過【時代】周刊執行主編的蓋恩斯，曾經這樣概括地說過該刊創辦人盧斯和哈頓的一個重要的見解:『由個人而認識歷史力量乃最佳途徑。』事實也真是這樣。就說以【史記】開例的紀傳體的二十四史，不就是通過個人的活動來展示歷史的進程嗎？

這本書的副題是『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1923－1946)』。李輝就是以這一段歷史爲線索，介紹了【時代】周刊的相關內容。其中頗有一些極有意味的歷史細節，是在通常粗線條的史籍中看不到的。而這些外國報刊上的材料，就有了一種獨特的史料價值。

這裡摘引幾個例子。

1927年1月3日，國民政府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英國政府即宣布派兵來中國，對中國施加壓力。【時代】(2月7日)這樣報導了這事在中國引起的反應:

這些部隊調動的消息當然電傳到了中國，引起中國民眾情緒普遍高漲。在中國北方，目前以和外國人友好而著稱的大軍閥張作霖，也通過其子少帥張學良發表了令人隱憂的談話:『英國正向中國派遣大量軍隊，他們像是要卡住中國的喉嚨。假如外國人想捏死中國，他們很快就會發現，北方和南方將站在同一戰壕里抗擊侵略者。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

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奉系軍閥，正是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所要打擊的對象。可是在面對外國入侵者的時候，卻是一致對外的了。【時代】周刊的這一報導，有助於人們對當年混戰中的軍閥的認識。

【時代】周刊有一條談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報導(1936年1月24日)，它說:『日本人很久以來就相信，中國共產黨在穿越七個省的大撤退過程中，是在「給蔣的軍隊帶路」，這肯定是根據莫斯科和南京之間的秘密協定在行事。』去年或者前年出版的一本英文暢銷書也持這一說法，認爲莫斯科和南京之間存在某種相關的協定。我覺得此說可疑之點不少。在得到檔案材料證實之前只能聊備一說。至於說『給蔣的軍隊帶路』，也就是說蔣軍用追擊紅軍的名義進入地方實力派的地盤，像何鍵的湖南，陳濟棠的廣東，李白的廣西，王家烈的貴州、劉湘的四川等等等等，如果不借這個大題目，『中央軍』是不好隨便進去的。據說是政學系的楊永泰向蔣提議了這個只追不堵的高招。從事後的結果看，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記得唐德剛在一本什麼書里也是這樣談論長征的。

在以抗日名將陳誠的頭像爲封面的這一期【時代】周刊(1941年6月16日)中，熱情讚頌了正在艱苦作戰的中國軍隊的官兵，它說:

在將近四年的戰鬥歷程中，這些年輕軍官已經熟練掌握了野戰技巧――悄然無聲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僅靠野菜生存，儘管缺乏軍火，但他們仍然懂得何時使用，如何使用它們。

中國軍隊除勇敢外還有一點:忍耐。當食物匱乏時，他們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這一數量僅僅只夠維持生存――也能堅持數月。整個冬天，他們一直穿著薄薄的棉軍裝抵禦寒冷，絕大多數人沒有鞋子，但也能於情況緊急時每日行軍四十英里。他們每個月的報酬只有65美分，其中幾乎一半要支付出來。另外，他們還得忍耐失敗和失望，儘管如此，他們從未喪失過信心。

緊接在這段引文之後，本書作者滿懷激情地寫道:這篇報導，『讀來盪氣迴腸，它無疑是對幾年來爲國捐軀、爲國浴血奮戰的中國軍隊的官兵們的禮讚與謳歌，對中華民族而言，他們是永遠的英雄！讀當年的這些報導，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歷史一角，重新觸摸到一個群體在戰爭烽火中跳躍的生命。這是烽火中的傳奇，屬於中華民族的生命，理應融入幾千年的歷史之中，讓後人感懷，讓後人景仰。』作者是被這些『永遠的英雄』深深感動了。

在這本書里，人們可以看到好些重要的歷史畫面，例如河南的饑荒，延安的情況，在1944年11月13日的【時代】周刊上還提到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這些在我的這篇短文里就不可能詳加摘引了。

從書中一些段落里可以看出作者歷史的眼光。例如在寫到蔣介石跟史迪威關係的時候，在蔣的強烈要求之下，羅斯福召回了史迪威。『在與史迪威的個人較量中，蔣介石贏了。』接著作者指出:『可是，從未來發展角度看，蔣介石又未必是真正的贏家。』我以爲，在作者所寫的那一大段分析之外，是不是還可以補充一點:這一來就得罪了羅斯福(這還不要緊，他幾個月之後就死掉了)和馬歇爾(這可頗有關係，後來他曾有一段時間甚深地介入了中國事務)。戰後美國的態度，對於蔣介石在內戰中的失敗是大有關係的。

關於日本的投降，書中說:『然而，即便承認戰敗，裕仁天皇也是以相當含混朦朧的表述，而且詔書中沒有使用「投降」一詞，反而依然強調日本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爲了國家的「自存與自衛」，對「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則根本沒有提及。』

對此，書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和評論。作者聯繫到了六十年後的今天，他指出:

不難看出，如今依然困擾遠東的諸多問題絕非天外來客，日本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表述修訂，日本領導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今日現象與歷史自有關聯，早在當年日本戰敗之時的乞降細節中就有跡可尋了。只不過，當時的中國無暇顧及也無力改變；後來的中國，則因時局和現實需求的不斷變化而改變了矛頭所指。相關的歷史陳跡，仿佛隨著時光消逝而漸行漸遠。誰能想到，有一天，它們又將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進人們的視野，成爲國際關係難解的死結。人們此時才發現，一切其實還遠遠沒有結束。

這樣，他就把歷史的思考和對現實的思考統一了起來。

在本書的後記里，作者說，『我非史學家』。這表明他在用一種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但我們也看到了他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他到柳條湖的鐵路邊去憑弔當年引發『九・一八事變』的爆破現場；他到盧溝橋憑弔『七七事變』發生的現場，在宛平老城的城牆上細看那多處的彈孔，那個歷史性的夜晚留下的痕跡；到了柏林，還要到遠郊去看看威廉皇太子的塞西林，這裡曾經是舉行波茨坦會議的會場……當年太史公，爲了著作他那不朽的【史記】，不也是到處奔波，憑弔歷史現場，訪求遺獻的麼。李輝是人民日報的名記者。新聞記者和史學家本來有相同的基因。記者寫的，是此刻發生的新聞，到了後世，就是歷史資料了。在二十世紀，留下了重要歷史著作的，像梁啓超、王芸生、黎澍、李銳，就都有個當記者的經歷。當李輝有了更多更好的著作之時，他當然也不愧是記者出身的史學家了。

【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1923－1946)】 李輝著 東方出版社出版

作者：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