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从国外媒体看中国历史

前些年，李辉翻译了彼得・兰德著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这本书启发了他的思路，着手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一本新书:《在历史现场》，副题是“换一个角度的叙述”。不久前他出版的《封面中国》又进了一步，书中谈的是外国媒体对中国每日每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报道。

这本书的构思很别致。书名《封面中国》中的“封面”，特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时代》周刊往往用跟它那一期报道内容相关人物的图像来作封面。先后在封面上出现的中国人有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他们在当时，都是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后来又都成了历史人物了。担任过《时代》周刊执行主编的盖恩斯，曾经这样概括地说过该刊创办人卢斯和哈顿的一个重要的见解:“由个人而认识历史力量乃最佳途径。”事实也真是这样。就说以《史记》开例的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不就是通过个人的活动来展示历史的进程吗？

这本书的副题是“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李辉就是以这一段历史为线索，介绍了《时代》周刊的相关内容。其中颇有一些极有意味的历史细节，是在通常粗线条的史籍中看不到的。而这些外国报刊上的材料，就有了一种独特的史料价值。

这里摘引几个例子。

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英国政府即宣布派兵来中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时代》(2月7日)这样报道了这事在中国引起的反应: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正是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所要打击的对象。可是在面对外国入侵者的时候，却是一致对外的了。《时代》周刊的这一报道，有助于人们对当年混战中的军阀的认识。

《时代》周刊有一条谈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报道(1936年1月24日)，它说:“日本人很久以来就相信，中国共产党在穿越七个省的大撤退过程中，是在‘给蒋的军队带路’，这肯定是根据莫斯科和南京之间的秘密协定在行事。”去年或者前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畅销书也持这一说法，认为莫斯科和南京之间存在某种相关的协定。我觉得此说可疑之点不少。在得到档案材料证实之前只能聊备一说。至于说“给蒋的军队带路”，也就是说蒋军用追击红军的名义进入地方实力派的地盘，像何键的湖南，陈济棠的广东，李白的广西，王家烈的贵州、刘湘的四川等等等等，如果不借这个大题目，“中央军”是不好随便进去的。据说是政学系的杨永泰向蒋提议了这个只追不堵的高招。从事后的结果看，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记得唐德刚在一本什么书里也是这样谈论长征的。

在以抗日名将陈诚的头像为封面的这一期《时代》周刊(1941年6月16日)中，热情赞颂了正在艰苦作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它说:

在将近四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年轻军官已经熟练掌握了野战技巧――悄然无声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仅靠野菜生存，尽管缺乏军火，但他们仍然懂得何时使用，如何使用它们。

中国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但也能于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65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另外，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

紧接在这段引文之后，本书作者满怀激情地写道:这篇报道，“读来荡气回肠，它无疑是对几年来为国捐躯、为国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的礼赞与讴歌，对中华民族而言，他们是永远的英雄！读当年的这些报道，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一角，重新触摸到一个群体在战争烽火中跳跃的生命。这是烽火中的传奇，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命，理应融入几千年的历史之中，让后人感怀，让后人景仰。”作者是被这些“永远的英雄”深深感动了。

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到好些重要的历史画面，例如河南的饥荒，延安的情况，在1944年11月13日的《时代》周刊上还提到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些在我的这篇短文里就不可能详加摘引了。

从书中一些段落里可以看出作者历史的眼光。例如在写到蒋介石跟史迪威关系的时候，在蒋的强烈要求之下，罗斯福召回了史迪威。“在与史迪威的个人较量中，蒋介石赢了。”接着作者指出:“可是，从未来发展角度看，蒋介石又未必是真正的赢家。”我以为，在作者所写的那一大段分析之外，是不是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一来就得罪了罗斯福(这还不要紧，他几个月之后就死掉了)和马歇尔(这可颇有关系，后来他曾有一段时间甚深地介入了中国事务)。战后美国的态度，对于蒋介石在内战中的失败是大有关系的。

关于日本的投降，书中说:“然而，即便承认战败，裕仁天皇也是以相当含混朦胧的表述，而且诏书中没有使用‘投降’一词，反而依然强调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自存与自卫’，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则根本没有提及。”

对此，书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作者联系到了六十年后的今天，他指出:

不难看出，如今依然困扰远东的诸多问题绝非天外来客，日本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表述修订，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今日现象与历史自有关联，早在当年日本战败之时的乞降细节中就有迹可寻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国无暇顾及也无力改变；后来的中国，则因时局和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了矛头所指。相关的历史陈迹，仿佛随着时光消逝而渐行渐远。谁能想到，有一天，它们又将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国际关系难解的死结。人们此时才发现，一切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样，他就把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了起来。

在本书的后记里，作者说，“我非史学家”。这表明他在用一种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到柳条湖的铁路边去凭吊当年引发“九・一八事变”的爆破现场；他到卢沟桥凭吊“七七事变”发生的现场，在宛平老城的城墙上细看那多处的弹孔，那个历史性的夜晚留下的痕迹；到了柏林，还要到远郊去看看威廉皇太子的塞西林，这里曾经是举行波茨坦会议的会场……当年太史公，为了著作他那不朽的《史记》，不也是到处奔波，凭吊历史现场，访求遗献的么。李辉是人民日报的名记者。新闻记者和史学家本来有相同的基因。记者写的，是此刻发生的新闻，到了后世，就是历史资料了。在二十世纪，留下了重要历史著作的，像梁启超、王芸生、黎澍、李锐，就都有个当记者的经历。当李辉有了更多更好的著作之时，他当然也不愧是记者出身的史学家了。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李辉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作者：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