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與近代文化變革

今年的5月31日，南社紀念館在上海金山南社後期人物姚石子的故居落成開展，第二屆南社學金山論壇同時在這裏召開。這不能不說是南社研究界籌劃已久的一件盛事。

回首創立於1909年的南社，人們比較容易記起的恐怕還是那位與毛澤東有多年詩文交往的柳亞子，至於其他的人和事，與我們已遠隔了一個世紀的雲煙，今人能夠記起來的就不多了。而在學術界，學人們對南社了解的雖然不少，但對南社的誤解也較常見。例如，南社通常僅被當作一個文學社團來看待，而實際上，它是社會各領域知識分子結合而成的一個進步文化團體，古典文學形式只不過是其聯誼的手段。正如南社成員高旭所說：南社成員雖『借南社以為溝通之具』，但除了以文會友外，更主要的是借南社互通聲氣，鼓動革命。南社成員陸丹林在一篇回憶錄中也有類似的表白。又如，由於前期南社與辛亥革命的密切關係，人們對南社的譽揚就多強調其政治功績，而對於南社成員堅守的古典文學形式則多有批評。其實，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情境，我們可以發現，南社對於中國近代文化的變革，對於中華古文明在近代的轉型與發展，也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並且在很多領域留下了相當豐富的文化遺產，而這些長期以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關注。

在辛亥革命時期，南社毫無疑問是當時進步文化革新思潮的產物，事實上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先路，是從清末改良派的維新思想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陳萬維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書中就明確指出，辛亥革命中包括南社在內的文化革新思潮對新文化運動具有重要意義，『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思想觀念，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被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不僅原屬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且與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識分子基本上為同一世代』。前期南社成員在參與政治革命的同時，也在倡導並進行着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並且為中國現代新文化中諸如文學、藝術、學術、新聞各方面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儘管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比，它的思想和文學的革命性創新相對來說是有局限的，溫和的。例如，南社這一代人並不像新文化運動那一代人那麼激烈地反傳統，但他們已將傳統儒學經典與君主制度下的政治倫理相剝離，使之轉化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時代的召喚、革命的需要，也使他們在宣傳革命、啟蒙大眾的過程中，對文學文體革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他們已經在報刊上大量使用白話文，提高了戲劇與小說的地位，並且成為現代戲劇與小說的創作先鋒。南社中有些人，後來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如沈尹默就是新詩的最初嘗試者之一。南社人還是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很多人是新聞、出版、教育、法政、工商等現代知識分子職業的第一批開創者和成功者。所以，在新文化諸子出現之前，南社人也曾是一代青年仰望的文化英雄。正如顧頡剛所說：『那時革命的文學團體，是陳去病和柳亞子所領導的南社，……使得我們作中學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學葉紹鈞就在這報上抄下了許多心愛的詩詞，作為自己創作的模範。』當然，作為新文化的前驅，南社人在文化轉型中無可避免地要比新文化運動諸子更早地觸碰到傳統文化兼容現代文明的底線，由於舊文化的底色更重一些，因而思想解放的程度也就顯得更謹慎一些。而更具意義的是，南社人在文化的守成與創新上面臨的兩難困境及痛苦經歷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前鑒，新文化運動正是通過對這一代人的揚棄來實現他們在文學革命與思想解放諸方面的突圍的。就此而言，我們對南社一代人的歷史作用與地位也就值得重新評估，儘量客觀地凸顯其價值。

即便是對於南社備受詬病的文化保守風格，我們亦當歷史地看，而不可輕率地一筆抹殺。當年南社的命題――在努力促進民族現代化的同時，懷着國魂喪失的隱憂，致力於保存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增進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這依然是今天面臨全球化與文明衝突共存的我們不能拋棄的命題。他們在文化革新上的『局限』，與他們在傳承並且發展民族文化遺產上的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可以視為一枚硬幣同時具有的兩面。事實上，南社人對傳統文化的開掘和發展，曾為清末困難重重的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也使中國近代文化在不斷變革的同時，仍然為今天的人們留下了可以守望的心靈故鄉。他們的努力及由此為我們留下的文化財富是如此豐富而廣泛，囊括了精神與物質各個方面，包括了思想文化與人格修養、藝術形式與審美追求等方面的研究與實踐。例如，南社人表現出的厚重的傳統人格，向世人呈現出的從狂生、名士到愛國主義者的諸多形象，都是幾千年中國文化的凝結。又如，除了擁有眾多的國學大師外，南社人從詩文詞曲、琴棋書畫、金石篆刻甚至於醫卜星相、花木盆景、辟穀養生，但凡國粹人才無所不具，無奇不有；對各種中國藝術，他們在全面總結、充分繼承中，又以開放的胸襟借鑑與融匯西學，從而有新的創造，新的發展，為中國文化開出新局面。再如，南社人大多熱衷收藏古玩字畫、宋元鉛槧，無寶不珍，還對多處文化遺址進行了發掘、搶救與保護、宣傳。柳亞子、姚石子、高燮都是著名藏書家。姚氏後人將姚氏五萬冊藏書捐獻國家時，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撰文嘉獎，有『四部門目悉備，精校名槧，燦然溢目』的評價。

還應該提到的是，南社以它遍佈國內各個行業的1000余名社員和相關的刊物，構成了類似梁啓超所說的『學者社會』中的一個巨型的學者社區。鬆散的、輕鬆自由的聯誼關係構成的獨立的學者社會，本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在現代學院體制下消逝的傳統之一。中國近代西式教育體系建立之後，部分傳統文化內容，諸如詩詞、書畫、篆刻等，很大程度上被學院教育拒斥。而南社及其成員，以及他們所依存所聯繫的文化圈，通過家傳、師承、社團等學院外的民間形式，繼續傳承這些民族文化之脈。此外南社人在圖書館、地方志等方面也作出諸多貢獻，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文史館工作過，是現代方志和現代圖書館事業的開拓者。憶及這些，怎能不讓人為之感到敬佩和欣慰？

總之，南社與南社人，尤其是它對中國近代文化變革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需要我們重新加以梳理。第二屆南社學金山論壇的成功舉辦，為人們重新評估與重新認識南社與南社人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

作者：盧文芸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