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负面报道为何增多

       何亚福

近几年，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中国的传统媒体上，都出现了很多关于计划生育的负面报道。下面举几个最近的例子：

12月14日《南方日报》报道：“广州番禺区要求新生入学提供母亲上环证明。”

12月17日《南国都市报》报道：“海口独生子女夫妻被刁难：上环才发准生证。”

12月1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山大学校内一餐厅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时，被要求出示其法人代表中大校长的计划生育证明。”

12月19日《大众日报》报道：“山东菏泽牡丹区潜规则：母亲不上环婴儿不落户。”

12月26日《生活新报》报道：“巧家一妇女超生回乡遭关押，第二天被强制结扎。”

12月29日和30日《中国青年报》连续刊登关于“福建南安计生干部涉嫌非法关押老人与儿童”的报道。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媒体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报道和文章，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宣传“计划生育利国利民”，几乎看不到有关计划生育和计生部门的负面报道。

那么，是不是近几年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增多了呢？实事求是地说，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比，近几年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主要原因是：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相比，近几年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都下降了，“超生”现象减少了。

为什么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有所减少了，计生负面报道反面增多了？我认为原因在于：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资源，认识到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水平，“超生”其实是利国利民的。在过去，许多人由于受到计划生育片面宣传的影响，认为“超生”者多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因此，虽然他们明知强制上环结扎、牵牛扒屋之类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但由于他们内心深处认为“超生”本身就是不对的，因此他们也不愿意谴责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

我曾看到有一位网友回贴说：“超生虽然不对，但计生办粗暴执法也是不对的。”这位网友虽然批评计生办粗暴执法，但他同时认为“超生也是不对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对计生暴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打个比方，有一个小偷在偷东西时，被一位过路人张三发现，张三见义勇为要抓小偷，但反而被小偷倒打一耙，小偷污蔑张三才是“小偷”，并把张三打成重伤。围观群众误以为张三是小偷，因此，虽然他们认为把“小偷”打成重伤是不对的，不符合法律程序，但他们并不想为小偷说话，因为偷窃行为本身就是不对的。然而，当人们后来了解到，张三不是小偷，而是见义勇为者，这时，人们当然要谴责真正小偷的暴行。

同样道理，当人们认识到，“超生”者不但不是多占了社会公共资源，相反，“超生”者为改善中国人口结构、为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超生”者的身份从“小偷”变成“见义勇为者”，这时，人们自然认为应该谴责计生办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