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大力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民族史領域裏正在形成一種十分值得重視的新研究取向。也許可以稱之為『邊緣視角』。 在中國，漢族佔據了全部人口中的將近十分之九；漢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中長期處於核心成分的地位。就此種意義而言，民族史的研究對象原本就帶有『邊緣』人群的性格。不過，以『邊緣』人群作為研究對象，並不意味着這一研究就必定會從『邊緣視角』出發。情況似乎恰恰相反。中國民族史以及邊疆史地的學術傳統所一向採取的，其實主要還是某種『中心視角』。正因為如此，前述新取向，可能會推動着民族史研究的風格發生若干重大的轉變，例如從着重關注中央王朝的治邊策略與治邊實踐轉向更多地關注邊陲地域社會自身狀況的變遷，從聚焦於漢-少數民族關係史轉向互動背景下以相關族群為主體的敘事，從着重關注政治-軍事層面轉向對族群社會內部經濟、文化及人-地關係的研究，從主要依靠漢語歷史文獻轉向更多地關注田野調查、民族語文資料和口頭傳說，並且把對於民族語文資料的文獻學解讀和民族史的宏觀敘事更密切、更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由於『邊緣視角』的採納，一個曾在過去的民族史研究中被長時期忽略的層面，於是便在研究者的視域內突顯出來。這就是某個特定的人群如何在與『他者』接觸和互動的經歷中逐漸塑造或重新塑造有關自身的歷史記憶，而這一主觀『建構』過程又怎樣從形式與內容各方面影響了該人群集體身份意識的歷史變遷？人類學對所謂『族裔認同』（ethnic identity）的討論，就這樣被引入民族史考察的範圍。如果站在這一認識基點上反觀關於民族的『斯大林模式』的定義，我們就更容易發現，相當多被視為民族的人們群體，其實未必同時在語言、經濟生活、地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擁有共同語言，或者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的人群，卻又並不屬於同一民族或族裔群體。因此，無論民族還是族裔群體，都不可能作為『宛若存在於自然界之中的』純粹客體，脫離該族體大眾的主觀歸屬意識而獨立存在。換句話說，上述主觀歸屬意識遠不只是人們的思想意識對某個純粹客觀的外在客體的被動反映，它本身實際上還在積極地參與對那個經常被我們誤以為是『自然實體』的民族或族群的構建。 在民族與民族史研究中強調族體主觀認同的重要性，從更宏大的思想背景來說，可能反映了我們對傳統的知識論、或者所謂『再現哲學』的反思。據此，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過程，從一開始就不完全是由他去發現絕對外在於他自身的某個純粹客體的過程；他在『發現』它的同時也『創造』了它。惟其如此，民族或族群才會在本族體大眾的主觀建構下真正發育起來，成為『想像的共同體』。 其實，在過去的實際民族工作中，對民族或族群具有被人為地從主觀上加以構建的屬性這一認識，業已含糊地反映在『照顧民族意願』的實踐之中。到1980年代，民族社會學界似曾有意將這種主觀歸屬意識歸入斯大林模式的民族定義所指述的『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俄語文獻裏的『共同心理素質』一詞，原文為（на базе）общности……и психического склада проявляющегося в общности культуры，直譯當作『（基於）……及表現於文化共同性之中的心理氣質的共同性』。其中的склад一詞，除『氣質』外，還有『體格』、『方式』、『結構』、『風格』等意思；它在此處與英語中的mentality、quality、constitution等語詞意義相近；因此這個詞被西方學者英譯為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make-up（共同心理構成）、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constitution（共同心理特徵）或者thecommon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共同心理結構）。有的中國學者把它解釋為『共同心理狀態』，認為『一個民族的物質生活、精神文化、風俗習慣、歷史傳統、文學藝術、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風格等特點，都是這個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的具體表現』。也有人認為，共同心理素質可以被看作『民族特性的同義語』，但同一作者在另一處提到族群認同時，又說它『或者說[即]心理素質』。實際情況是，我們對『共同心理素質』一詞至今無法達成某種明確而一致的界定。但是民族或族裔認同作為族體大眾所共同擁有的一種集體歸屬意識的特定表達形式，卻是能夠清楚地予以辨認和確定的。 將有關族裔認同問題的討論引進民族史研究，當然沒有顛覆該學科經長期積澱所形成的諸多根本觀點和基本知識。因為它絲毫不否定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享歷史記憶之類『原基聯繫』（primordialties）乃至由上述種種原基聯繫產生出來的『原基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在民族或族群的形成、發育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族裔認同不可能基於完全虛無的憑空『想像』而得以確立；它必須以這樣那樣的帶有草根性質的原基聯繫和原基情感作為自己的基礎。對族裔認同的分析想要強調的只是，不應該簡單地將它當作原基聯繫和原基情感的等同物來處理，因而忽略了對以下過程的解析，即特定人群中的精英或准精英是如何通過對既存原基聯繫和原基情感的有意識過濾、選擇、放棄、放大、重組和重新解釋，去改塑它們的現實形態，並從中提升出族裔認同這種主觀歸屬意識的。新的分析也無從摒棄自清末『邊疆輿地之學』興起以來逐漸形成的從事民族史研究的精緻方法。儘管我們斷不能把族名一類符號的歷史延續性看作就是某個世代傳承的特定人群在歷史上不斷延續的證據，但符號的延續性依然經常是想像中的族體延續性得以成立的一種基本依據。因此它仍然指示着人們利用歷史資源來構建『想像共同體』的邏輯軌跡或心路歷程。『循名責實』的傳統考據方法在這裏仍舊保持着一展其身手的充分空間。 滿族的起源與發展，在清代中國本不是一個可以隨便討論的問題。那得照『欽定』的條則，由皇帝說了算。而當日的西方漢學家們，倒不受這種禁忌的約束。從克拉普羅特的著述算起，中外學術界關心這個課題，大約已有二百年之久。這個很老的話題，自從族裔認同的觀念被提出來以後，重新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自然，滿人在清代絕對算不得是一個『邊緣』人群。不過，正因為他們掌控着國家的權力中心，這個從昔日的帝國邊疆發展起來的邊疆帝國，方才能動員它掌握的政治和文化資源，通過獨特的『政治化』方式，促使直到那時候尚仍具有文化-軍事共同體性格的『滿洲』人群，最終演變為一個前現代的民族。此一過程當然留下了不少很值得加以闡發分析的新論題。 孫靜在讀博士的時候，即選擇這個題目來撰寫學位論文。畢業之後，又經過她好幾年的推敲錘鍊，這部在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又經過反覆修改的文稿，終於可以作為專著正式出版了。我為此感到十分高興。她堅持要我為本書寫一篇序言。回想兩年之前，我曾與她合作寫過一篇很長的論文，追溯清中葉前『滿洲』認同的歷史變遷過程及其結果。現在實在想不出還剩下什麼有點新意的話可以講。所以只好就族裔認同與民族或族裔群體的形成發育之間的關係問題，寫幾句老生常談，聊以敷衍塞責。 （本文系作者為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一書所寫的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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