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大力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民族史领域里正在形成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新研究取向。也许可以称之为“边缘视角”。 在中国，汉族占据了全部人口中的将近十分之九；汉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长期处于核心成分的地位。就此种意义而言，民族史的研究对象原本就带有“边缘”人群的性格。不过，以“边缘”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就必定会从“边缘视角”出发。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中国民族史以及边疆史地的学术传统所一向采取的，其实主要还是某种“中心视角”。正因为如此，前述新取向，可能会推动着民族史研究的风格发生若干重大的转变，例如从着重关注中央王朝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转向更多地关注边陲地域社会自身状况的变迁，从聚焦于汉-少数民族关系史转向互动背景下以相关族群为主体的叙事，从着重关注政治-军事层面转向对族群社会内部经济、文化及人-地关系的研究，从主要依靠汉语历史文献转向更多地关注田野调查、民族语文资料和口头传说，并且把对于民族语文资料的文献学解读和民族史的宏观叙事更密切、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由于“边缘视角”的采纳，一个曾在过去的民族史研究中被长时期忽略的层面，于是便在研究者的视域内突显出来。这就是某个特定的人群如何在与“他者”接触和互动的经历中逐渐塑造或重新塑造有关自身的历史记忆，而这一主观“建构”过程又怎样从形式与内容各方面影响了该人群集体身份意识的历史变迁？人类学对所谓“族裔认同”（ethnic identity）的讨论，就这样被引入民族史考察的范围。如果站在这一认识基点上反观关于民族的“斯大林模式”的定义，我们就更容易发现，相当多被视为民族的人们群体，其实未必同时在语言、经济生活、地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拥有共同语言，或者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的人群，却又并不属于同一民族或族裔群体。因此，无论民族还是族裔群体，都不可能作为“宛若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纯粹客体，脱离该族体大众的主观归属意识而独立存在。换句话说，上述主观归属意识远不只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某个纯粹客观的外在客体的被动反映，它本身实际上还在积极地参与对那个经常被我们误以为是“自然实体”的民族或族群的构建。 在民族与民族史研究中强调族体主观认同的重要性，从更宏大的思想背景来说，可能反映了我们对传统的知识论、或者所谓“再现哲学”的反思。据此，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由他去发现绝对外在于他自身的某个纯粹客体的过程；他在“发现”它的同时也“创造”了它。惟其如此，民族或族群才会在本族体大众的主观建构下真正发育起来，成为“想象的共同体”。 其实，在过去的实际民族工作中，对民族或族群具有被人为地从主观上加以构建的属性这一认识，业已含糊地反映在“照顾民族意愿”的实践之中。到1980年代，民族社会学界似曾有意将这种主观归属意识归入斯大林模式的民族定义所指述的“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俄语文献里的“共同心理素质”一词，原文为（на базе）общности……и психического склада проявляющегося в общности культуры，直译当作“（基于）……及表现于文化共同性之中的心理气质的共同性”。其中的склад一词，除“气质”外，还有“体格”、“方式”、“结构”、“风格”等意思；它在此处与英语中的mentality、quality、constitution等语词意义相近；因此这个词被西方学者英译为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make-up（共同心理构成）、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constitution（共同心理特征）或者thecommon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共同心理结构）。有的中国学者把它解释为“共同心理状态”，认为“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格等特点，都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具体表现”。也有人认为，共同心理素质可以被看作“民族特性的同义语”，但同一作者在另一处提到族群认同时，又说它“或者说[即]心理素质”。实际情况是，我们对“共同心理素质”一词至今无法达成某种明确而一致的界定。但是民族或族裔认同作为族体大众所共同拥有的一种集体归属意识的特定表达形式，却是能够清楚地予以辨认和确定的。 将有关族裔认同问题的讨论引进民族史研究，当然没有颠覆该学科经长期积淀所形成的诸多根本观点和基本知识。因为它丝毫不否定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享历史记忆之类“原基联系”（primordialties）乃至由上述种种原基联系产生出来的“原基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在民族或族群的形成、发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族裔认同不可能基于完全虚无的凭空“想象”而得以确立；它必须以这样那样的带有草根性质的原基联系和原基情感作为自己的基础。对族裔认同的分析想要强调的只是，不应该简单地将它当作原基联系和原基情感的等同物来处理，因而忽略了对以下过程的解析，即特定人群中的精英或准精英是如何通过对既存原基联系和原基情感的有意识过滤、选择、放弃、放大、重组和重新解释，去改塑它们的现实形态，并从中提升出族裔认同这种主观归属意识的。新的分析也无从摒弃自清末“边疆舆地之学”兴起以来逐渐形成的从事民族史研究的精致方法。尽管我们断不能把族名一类符号的历史延续性看作就是某个世代传承的特定人群在历史上不断延续的证据，但符号的延续性依然经常是想象中的族体延续性得以成立的一种基本依据。因此它仍然指示着人们利用历史资源来构建“想象共同体”的逻辑轨迹或心路历程。“循名责实”的传统考据方法在这里仍旧保持着一展其身手的充分空间。 满族的起源与发展，在清代中国本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讨论的问题。那得照“钦定”的条则，由皇帝说了算。而当日的西方汉学家们，倒不受这种禁忌的约束。从克拉普罗特的著述算起，中外学术界关心这个课题，大约已有二百年之久。这个很老的话题，自从族裔认同的观念被提出来以后，重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自然，满人在清代绝对算不得是一个“边缘”人群。不过，正因为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从昔日的帝国边疆发展起来的边疆帝国，方才能动员它掌握的政治和文化资源，通过独特的“政治化”方式，促使直到那时候尚仍具有文化-军事共同体性格的“满洲”人群，最终演变为一个前现代的民族。此一过程当然留下了不少很值得加以阐发分析的新论题。 孙静在读博士的时候，即选择这个题目来撰写学位论文。毕业之后，又经过她好几年的推敲锤炼，这部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反复修改的文稿，终于可以作为专著正式出版了。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她坚持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言。回想两年之前，我曾与她合作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追溯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过程及其结果。现在实在想不出还剩下什么有点新意的话可以讲。所以只好就族裔认同与民族或族裔群体的形成发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写几句老生常谈，聊以敷衍塞责。 （本文系作者为孙静《“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一书所写的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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