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60周年前夕談國史研究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朱佳木

記者：當代中國研究所是專門從事編纂、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的機構，今年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想請您談談近些年來國史研究的有關情況。
　　朱佳木：國史研究是一門相對年輕的新興學科。嚴格意義上的國史研究，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總結新中國歷史經驗開始的。1981年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高層次集體研究國史的重大成果，爲此後學術界的國史研究指明了正確方向。
　　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編纂的大型叢書【當代中國】，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提議、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中央宣傳部部署的。它按照部門、行業、省市、專題設卷，歷經十餘年，先後動員約十萬名學者和幹部參與編寫，陸續出版了152卷，總計1億字、3萬幅圖片。其規模之宏偉龐大，利用檔案資料之豐富確鑿，包含內容之全面系統，在新中國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堪稱迄今爲止最權威的國史資料性著作。20多年來，有關方面還出版了大量可供國史研究利用的文獻檔案資料，其中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共和國主要領導人的文選、文集、文稿、傳記、年譜，有1949年至1965年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文獻集，以及共和國一些重要領導人的日記、回憶錄。所有這些，都爲國史研究提供了基礎性條件。
　　1990年，經黨中央批准，成立了專事編纂研究國史的當代中國研究所。目前，該所正在按照中央批准的科研規劃，編纂具有編年史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編年】。與此同時，中央許多部門和省市以及高校，紛紛建立了當代史研究機構。如果算上地方志工作機構在修志中對新中國歷史內容的編修，檔案部門對新中國歷史檔案的整理，與國史研究有關的部門就更多了。這些機構培養了眾多的國史研究學者，產生了不勝枚舉的國史研究成果，使國史研究成爲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儘管如此，國史研究與史學其他分支學科相比，從總體上看尚處於初創階段，要建立完整、系統的國史研究理論和國史學學科體系，還需要進行不懈的努力。
　　記者：可見國史研究的成果還是非常突出的，下面請您簡要地總結一下當前國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朱佳木：國史研究的對象距離現實比較近，而且仍在不斷向前發展。因此，研究中的問題比較多是正常的，不奇怪的，也是有利於促進學科自身建設的。比如，什麼是國史的主線、主流，如何認識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國史的關係，怎樣劃分國史中的不同時期，如何評價新中國歷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的關係，當代人能否寫當代史，國史能否由國家機構編寫，國史研究與黨史中建國後部分的研究有沒有區別、區別是什麼，等等。在這些問題上，都存在不同看法，都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按照黨中央有關決議、決定的精神，進行深入探討。
　　這裡，我著重談談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國史的關係問題。唯物史觀認爲，區分人類社會不同階段的主要標誌在於與不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社會形態。因此，對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進行分期，應當主要依據社會形態的變化。我國史學界正是運用這一理論，把1840年中國由封建社會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爲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嶺。按照這個標準，本來應當把1949年新中國成立作爲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分水嶺。但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史學界、教育界把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作爲了中國現代史的開端。其原因是要突出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這在當時有其現實合理性，但混淆了革命史與國家史分期的不同標準。自上世紀80年代國史研究興起之初，人們爲了避開『現代史』的既有定義，提出了『當代史』的概念，使這一矛盾被暫時掩蓋起來。但隨著新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國近代史及國史研究的深入，『現代史』原有定義的弊端日益突出，已經到了非改變不可的地步。
　　目前，國務院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在歷史學的二級學科中設有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等專業，卻沒有中國當代史和國史專業。有的高校爲了解決當代史、國史教學的實際需要，把當代史、國史放到了『近現代史』專業中。這兩種做法都不合適，尤其後一種做法更爲不妥。因爲現有『近現代史』的定義是1840年至1949年，在這個定義沒有改變的前提下，把當代史和國史放到裡面，無形中就淡化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於中國歷史的劃時代意義。我認爲，正確的做法應當是統一中國歷史階段劃分的標準，將中國近代史的上下限由原來的1840年至1919年改爲1840年至1949年，並將中國現代史的起點由原來的1919年改爲1949年。在這個前提下，再把中國現代史與當代史、國史合併。合併後，可以稱『中國現代史』，也可以稱『中國當代史』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不管稱什麼，都應當把『中國現代史』專業從現有的二級學科『中國近現代史』專業中獨立出來。這個意見，史學界早已有人提出，近些年更形成了廣泛的共識。
　　記者：您剛才介紹了在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當代史、國史劃分上的不同觀點，下面請您再談談對現代史或當代史、國史里不同時期的劃分情況。
　　朱佳木：新中國成立至今60年，對這60年的分期也存在不同方法。比較普遍的分期方法有：二分法，即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爲界，分爲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四分法，即根據【歷史決議】，分爲『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偉大歷史轉折以後』的時期（包括粉碎『四人幫』以後的頭兩年）；五分法，即在四分法的基礎上，再以開始實行過渡時期總路線爲界，將新中國初期的七年分爲『國民經濟恢復』或稱『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三年，以及『社會主義改造』的四年這樣兩個時期；六分法，即在五分法的基礎上，將偉大歷史轉折以後的時期，再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爲界，分爲『徘徊中前進』的兩年（即粉碎『四人幫』後的頭兩年）和『社會主義建設歷史新時期』；八分法，即在六分法的基礎上，以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召開爲界，將『社會主義建設歷史新時期』劃分爲『改革開放初期』的13年和『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11年；再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爲界，把2003年以後作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經濟社會進入科學發展的改革開放新階段』。
　　以上無論哪種分期方法，都屬於學術上的見解，應當也完全可以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平等的學術討論。不過也要看到，有的歷史分期方法並不是學術見解，而是某種打著學術旗號的政治訴求。例如，有人提出，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只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還有人主張，將鴉片戰爭至今的中國歷史分爲三個時期，即新中國成立之前爲近代史，新中國成立之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爲現代史，三中全會之後爲當代史。這些觀點從表面上看，似乎都在抬高改革開放的地位。但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它們實際是在歷史分期問題上設置『理論陷阱』。一旦接受這些觀點，要麼導致改革開放是繼承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結論，要麼導致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是兩種不同性質社會的結論。
　　記者：剛才您說到不能把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的社會看成是不同性質的，您認爲應當怎樣看待這兩個時期的關係？
　　朱佳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是由我們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這個時期與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時期相比較，無疑具有明顯而巨大的變化。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說：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社會主義中國、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看不到這個區別，我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究竟『特』在哪裡。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兩個時期並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對立的，而是繼承發展和內在統一的。首先，改革開放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前近30年社會主義建設基礎上的。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說：改革開放事業是在以毛澤東爲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人民建立新中國並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並取得寶貴經驗基礎之上進行的。其次，改革開放後與改革開放前相比，在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黨的領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方面，並沒有發生變化。看不到改革開放前後這種根本的一致性和連續性，也不可能懂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爲什麼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麼『主義』的。所以，這兩個時期是一個整體，都是新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既不能用前一個時期否定後一個時期，也不能用後一個時期否定前一個時期。古人講：『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我們要汲取前蘇聯由於全盤否定自己歷史而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絕不能任由各種歪曲、醜化新中國60年歷史的言論自由泛濫。
　　記者：您剛才提到『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的話，這說明歷史與國家興衰存亡的關係很密切。您能不能就這個問題再展開談一談？
　　朱佳木：在階級社會中，歷史學各分支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無一例外地具有階級性、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不過，國史研究由於其研究的對象是實行共產黨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階級性、政治性、意識形態性顯得更爲強烈些。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降低和取消國史研究學術性、科學性的標準。在社會科學領域，一門學科是否是科學研究，並不取決於這門學科是否具有政治性或政治性的強弱，而在於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觀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觀規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統的知識體系和符合科學研究要求的學術規範。國史研究既然是一項學術性工作，就要像其他史學研究一樣，首先必須儘可能詳盡地收集掌握和仔細考證歷史材料，通過運用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材料進行歸納分析，弄清歷史事實，闡明歷史原委，總結歷史經驗，探尋歷史規律，預測歷史前途。只要抱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刻苦鑽研，嚴謹治學，遵守公認的學術規範，那麼，國史研究的階級性、政治性、意識形態性與學術性、科學性之間，就不會相互對立，而會相互統一；國史研究者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會妨礙其做學問，而照樣可以做出好學問。
　　歷史說明，對歷史特別是對國家史的認識和解釋，歷來是意識形態領域中各個階級、各種政治力量較量的戰場。統治階級爲了維護其統治，總是高度重視對國家史解釋的話語權，並把它視作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而被統治階級和政治力量要推翻一個政權，也十分看重對歷史解釋的話語權，總是試圖用自己的解釋說明原有統治的不合理性。這可以說是一個帶規律性的社會現象，區別只在於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階級和政治力量，對歷史的解釋符合或比較符合歷史的本來面貌；而反動的階級和政治力量，對歷史的解釋難以符合歷史的本來面貌。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爲霸占中國的台灣和東北三省，推行奴化教育，把台灣和東北歷史從中國歷史中剝離出去。陳水扁當政時，爲了搞『台獨』，竭力推行『去中國化』運動，也把台灣史從中國史中分割出去，把沒有台灣的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課本。他們都是妄圖通過否定、割裂中國歷史，達到滅亡、分裂中國的目的。
　　既然『去人之史』可以『滅人之國』，反過來說，『衛己之史』不是也可以『護己之國』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爲歷史研究尤其是國史研究，也有『護國』的功能。這與史學所具有的經世致用的功能完全一致，也與近代以來中國史學家尤其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愛國主義優良傳統相吻合。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抵制和批駁各種攻擊新中國歷史的言論，同時大力加強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國史研究，在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中開展國史教育，普及國史知識，把正確認識和解釋國史納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工作，使國史的研究、宣傳、教育在樹立以愛國主義爲核心的民族精神、堅定全國各族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心和信心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記者：謝謝您！我相信您所談的這些對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正確地理解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歷史，培養科學的歷史觀、價值觀是有相當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