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茗 近三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逐漸以晚清史為主，面目日益清晰鮮活，曲折多態，不再死板單調，千篇一律。在此情況下，突破舊模式，構建新體系的呼聲和訴求漸趨強烈，晚清史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取向和視角。 所謂『晚清史』，顧名思義是指清朝晚期的歷史。有人認為晚清史以鴉片戰爭為開端始自20世紀30-40年代。其實不然，梁啓超於1920年寫成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一節就從『鴉片戰役以後』起講；而出版於20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中國近代史教材也都是以鴉片戰爭為上限，如孟世傑在所著【中國最近世史】（北京文化學社1925年版）敘論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論中國最近世史要起於鴉片戰爭，止於今日。』然而，在當時，關於晚清史的研究不算是學問，多數人並不看重，也不願投身其中。對此，梁啓超憂心忡忡，極力呼籲重視晚清史的研究。1923年，在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說：『史事總是時代越近越重要。考證古史，雖不失為學問之一種，但以史學自認的人，對於和自己時代最接近的史事，資料較多，詢訪質證亦方便，不以其時做成幾部宏博翔實的書以貽後人，致使後人對於這個時代的史跡永遠在迷離惝恍中，又不知要費多少無謂之考證才能得其真相，那麼，真算史學家對不起人了。我想將來一部「清史」――尤其關於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現在，我所知道的，像還沒有人認這問題為重要，把這件事引為己任。』 不過，真正重視對晚清史研究的是中國共產黨人。1941年5月，毛澤東就號召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展開對中國近百年史的研究，指出『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分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而在此之前，已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始用辯證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歷史。因為受蘇聯史學把十月革命以前稱為『近代』的歷史分期法的影響，當時關於中國近百年史的馬克思主義史著都以『中國近代史』為書名，如出版於1933年的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史】、1947年的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等。其中，范著【中國近代史】雖然只完成上編第1分冊，寫到1901年就戛然而止，但開創性地以革命性質的變化將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中國史劃分為兩個時期，前者從1840-1919年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後者自1919年以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影響很大，多次重版，奠定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基本體系。後來，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都習慣性地將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這樣，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晚清的七十二年再加上民國初期的八年，幾乎可以說是一部晚清史。 但這段以晚清史為主的中國近代史是以革命史為研究取向，將毛澤東所說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作為基本內容，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就被化約為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研究構架。這個構架積久日益公式化，形成了一條線索(階級鬥爭)、兩個過程(前引毛澤東語)、三次高潮(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的革命史敘事新體系。這個體系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都在中國近代史學界佔主導地位，促進了晚清史研究的畸形繁榮，表現為革命事件及其人物的研究獲得長足發展，而清朝及其統治者的歷史卻少人關注，成為陪襯。據研究，『文革』前的十七年，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等革命事件的研究最受人青睞，發表的成果最多；而洋務運動等非革命性事件則較受忽視，成果明顯不足。與此相應，人物研究也是革命陣營人物獨佔鰲頭，而所謂的反動陣營人物則乏人問津，如有關孫中山的論述多達422篇，而『中興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論作只有1篇。 這種局面自八十年代以後才逐漸改觀，雖然剛開始之前的顯學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等仍是熱門，很多問題被重新拿出來討論，但以往其他相對薄弱的重大史事也得到重視，加強了研究。隨着時間的推移，八十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逐漸以晚清史為主，面目日益清晰鮮活，曲折多態，不再死板單調，千篇一律。在此情況下，突破舊模式，構建新體系的呼聲和訴求漸趨強烈，於是晚清史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取向和視角。其中比較有特色的主要有： 1、社會變遷的取向。其通論性的代表著作是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馮契先生稱譽這是一部『才氣橫溢、情文並茂的』、『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該書以綜攬全局的氣度論述了古老的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後所發生的異乎往古的變遷，並從社會結構、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各方面作了具體深入的考察論證，極富思辨地還原出近代中國社會巨變的全息圖景，使得新陳代謝這一生理學概念展現為豐富多彩的歷史內容，從而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範式。分論性或專題性的著作主要有黃逸平的【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謝俊美的【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000年版）、顧衛民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育民的【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倪玉平的【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等。 2、現代化的取向。現代化是從工業革命以來一直在高歌猛進的世界歷史過程。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知識人就開始討論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胡適曾在【建國問題引論】一文中指出：『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而蔣廷黻則於所著【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接連發問：『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然而，現代化再次為中國人所熱議則要遲至半個世紀之後的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之後，而率先用當代的現代化理論來研究中國歷史的則是外國學者。如由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是迄今為止國外關於中國現代化研究最系統、最有分量的一部。該書是由普林斯頓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組織9位著名學者合撰而成，於1980年出版。八年後，中譯本出版，立即在中國國內掀起了現代化研究的熱潮，有關中國近代現代化進程研究的叢書、論著大量湧現。如叢書主要有章開沅先生主編的【中外近代化比較研究叢書】（湖南出版社1988年起）和羅榮渠先生主編的【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起），專著主要有章開沅、羅福惠主編的【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編的【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許紀霖、陳達凱主編的【中國現代化史】（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周積明著【最初的紀元：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虞和平主編【中國現代化歷程】（3卷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3、社會思潮的取向。近代中國風雷激盪，新陳代謝迅速，反映在思想文化領域，就是思潮紛呈，洶湧迭起，形成一道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觀。然而，對這一奇特文化景觀的研究起步較晚，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才正式開始，1989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吳劍傑【中國近代思潮及其演進】是較早以『思潮』冠名的一本專著。其後有關近代社會思潮研究的專著和叢書逐漸增多，主要有吳雁南先生主編的【清末社會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馮契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戚其章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維革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高瑞泉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以及吳雁南等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1840-1949）】（4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但需要指出的是熊月之先生是近代社會思潮研究熱潮出現之前較早自覺從事社會思潮研究的學者，其突出成果就是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陳旭麓先生評價該書『以時代思潮起伏為經，將人物穿插其間，依次寫來，層層遞進，每一階段，有總述，有分述，讓人們既看清思想的脈絡，也感到思潮的奔騰』。 4、社會群體的取向。晚清以來，各種社會群體紛紛登上中國歷史舞台，非常活躍，各呈異彩。它們有的是舊有的，有的是新生的，但無不對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關於社會群體與近代社會的研究很受關注，成果也非常豐碩，主要著作有鍾叔河的【走向世界――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1985年版），李良玉的【動盪時代的知識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朱英的【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馬敏的【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桑兵的【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唐力行的【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95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熊志勇的【從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劉偉的【晚清督撫政治――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和楊國強的【晚清士人與世相】（三聯書店2008年版）等。其中楊國強先生的【晚清士人與世相】一書，羅志田教授評論說：『在近代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巨變中，身份地位變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為其他三民楷模的讀書人。從思想和社會的中心步步淡出，讀書人的社會變動及心路歷程，處處折射出時代的激變。本書以「士人」為對象，考察嬗變中的「世相」，確為上選。』 晚清史的研究在近三十年來獲得長足的發展，不僅湧現了大量的優秀學術成果，而且開闢了不少新領域，引進了許多新理論、新方法。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學者追蹤西方新史學動向的步伐相當快，且一些理論素養和水平較高的學者也在積極構建『新史學』、『新社會史』、『新經濟史』等本土的史學理論體系，使得筆者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窮盡一切晚清史研究的理論取向，僅就寡聞少見所及作了上述大致的歸納和梳理，不免掛一漏萬，淺薄粗疏。但正如年鑑學派創始人費弗爾所言，『所謂經濟史和社會史並不存在，只存在作為整體的歷史』，所以對於包括晚清史在內的任何歷史研究，都應該具備長程、總體的歷史觀，養成全面、整體的歷史觀念。因為理論是不可靠的，在豐富多彩的歷史面前有時會顯得蒼白無力，只有實證研究和具體分析才是歷史研究回歸理性和本真的不二法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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