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标题党--《论语．公冶长第五》串读

5.12【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做的事情，我也不想对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孔子说：“子贡啊，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经常我们认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先说的，原来是子贡先说的。

当然，子贡说的是不好的事情，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但是呢，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也要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别越来越大，那么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不能推出“已之所欲”，就可以“施之于人”。要互相尊重对方。比方说父母对子女，不能用自己的期望代替孩子自身的期望。当然，你不希望别人强迫你去做什么，反之，也不能强迫别人去什么，那怕是你自己喜欢做。所以“已之所欲，施之于人”同样是能被“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否定的，因为他有强迫色彩，不尊重对方的意愿，这也是每个人自己都不想遇到的。

5.13【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说:”夫子的文章里讲的那此道理是可以听到就明白的,但是夫子说话的神采和气概所表达出的性情与天道,那就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一个“养”字就说明要得夫子在做人和做事上精髓，那是要靠长期的涵养才能形成的，有的甚至是与生俱来。

我们经常说“腹有书诗气自华”，其实未必人人如此。有时我们说一个有某种特殊气质的，如魄力、魅力等，往往跟一个人的境界、志向、兴趣、性格、阅历等多个方面有关，这些东西往往不是从一个人文章中就能学习、模仿得来的。

5.14【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对夫子之志，也就是夫子气概之下蕴藏的“言性与天道”还是了解一些的，但是也不能做到，所以其他的门人也唯恐知道。我们知道，子路，这个人，孔子对他的评价是“由也，果”，可见此人做事很果断，闻善必从。但是他也做不到，那其它弟子更是望尘莫及。

当然，也有一说，是孔子担心子路“好勇过我”，言出必行而不考虑后果，所以唯恐子路有闻，这也说得通。

5.15【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子贡向夫子请教：“孔文子何以谥之以‘文’呢？”孔子说：“勤勉好学，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因为这样所以谥之以‘文’。”根据《左传》记载卫国大夫孔圉在品德上有亏的，所以子贡可能认为这样一个人哪能在死后给他以“文”的谥号呢？但是，在里仁篇里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之好），能恶人（之恶）。”能够给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功是功，过是过，美是美，丑是丑。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孔子看来，给他一个“文”的谥号也不足为过。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的孔子，对“忠恕”二字，可是发挥到了极至。在这里他“忠”于其事实，“恕”于其人。

所谓“下问”，不是指地位高低，也不是学识多少，而是说即使别人有一百地方不如自己，但是只要有一个地方值得自己学习，那么也应该向他请教和学习。

5.16【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评价子产：“子产这个人所具备的君子表现有四个方面。他自己为人谦逊，他侍奉君主也尽心尽力，他治理人民也恩惠，他使用民力也得体。”这个子产是什么人？

子产是春秋时政治家。名侨。西元前554年任郑国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向土地私有者征收军赋；铸刑书于鼎，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律。他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意见，善于因才任使，采用“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子产是改革派人派，其承认私田和制定刑书，那都是对当时社会制度伤筋动骨的大改革，孔子虽然没对其政策进行具体的评价，但从行己、事上、养民、使民四个角度反而对其进行肯定。所以，不要落入什么儒法思想斗争的巢臼，说那孔子就是要恢复周礼，是复古派，是复辟派。

孔子衡量一个人最终的核心标准还是“仁”，就是一个做事的态度如何，以及取得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所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正是其道德品质所表现的对人对事的态度，而“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则既是其对老百姓的态度，也是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孔子总结了子产所具备的四种君子之道，实质也是在观察社会的政治实践，从而从中抽象出仁的种种内涵。

5.17【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孔子说：“晕平仲擅长与人交往，虽然平易近人，礼贤下士，但是人们却长时间对他保持尊敬。”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可见与人交往是一门艺术，孔夫子自己未必也能拿捏到恰到好处。所以，孔子对此感慨有加。而且孔子对晏子辅佐三个君王，达五十年之义，能够长期保持那种良好的品德也是给与高度的评价的，他说：“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通常一个重臣能辅佐三朝，说明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大的政治动荡，长期政通人和，也说明这个人做人做事也是必然有过人之处，令人折服。有兴趣者不妨对他进一步多多了解。

5.18【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悦，何如其知也。”】孔子说：“臧文仲养着一只大乌龟（用来祈福），所以在那龟室中柱头斗拱上刻有山水，梁的短柱上画了藻草，装饰得像天子奉祖宗的庙般来供着它，他哪里称得上智慧啊？” 臧文仲当时以“知”而出名，他却讨好一只乌龟来祈求多福，甚至不顾礼仪所以孔子对他很不屑。

说到“山节藻悦”，重提一下“宰予昼寝”，有人认为应该是“宰予画寝”。因为这个两字的古文极其相似，可能搞错了。如果有人说那宰予调皮，在墙上乱画，所以老师批评他。这也太牵强了一点。至于如果说，宰予也是如好比“山节藻悦”一般在装饰房间，在梁上、墙上搞些花里胡哨、浮而不实的东西，夫子在那里发火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倒也说得通，是为一解，一般的文科生，特别是宰予这种比较喜欢出风头的往往喜欢做这种事。

5.19【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多次做楚国的令尹，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多次被罢官，也没有表现出怨恨的样子。每次交接时，一定把自己任内的一切政务全部告知新接替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算是忠于国家的忠臣了。”子张说：“可算是上个仁人吗？”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得上仁人呢？”子张又问：“崔杼杀了齐庄公，陈文子有四十匹马，舍弃不要，离开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说：‘这里执政的人和我们的大夫崔子一样。’又离开了。到了另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执政者和我们的大夫崔子也一样。’于是又离开了。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干净得很。”子张说：“可算得上个仁人吗？”孔子说：“不知道，这又怎么能算得上仁人呢？”

前面提到“仁”是“至善至美”“至诚至敬”的完美的境界，作为一位仁者，他不光要将仁德在程度上做到极致，而且在各个方面也没有缺失。对孔子而言，他是不会轻易以仁许人，他可能称在某个人“君子”，但是对于“仁”，那是有极其苛刻的道德标准的。

令尹子能够做得在官位的得失上宠辱不惊，以国事为重，可以称得上“君子之道四”中“事上以敬”，所以称之为“忠”；那么，陈文子所谓的“无道则隐”，虽然也称得上“清”，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孔子并不是主张选择逃避的，而是应该和子路一样死于国难，死得其所。清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平常自己理解的“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但是在孔子眼里，这远远不是“仁”。

所以，在这里，我们对孔子说的“无道则隐”，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5.20【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做事情总是反复思考后再付之行动。孔子听说后，说：“一个人做完事情之后也要反复思考，总结经验，检讨得失，观过识仁。在这里孔子实际讲的是思想与实践的关系。

把“三思”解释为三次，然后望文生义，把“再”解释为“两次”应该说是不合孔子原意的。也很教条，孔子本意是三思而后行，行后再三思，不断的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提高自己的认识和水平。

5.21【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说：“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太平的时候，则表现得相当智慧，在国家动乱的时候，则大智若愚。他的智慧是别人可以达到的，但他的大智若愚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宁武子跟前面提到的“陈文子”之“清不一样，在国家危乱之中，他不去朝，也就是不逃避，而是在危局之中通过大智若愚的方式”，甚至冒着生命风险，以极强的韧性从中周旋到底，收拾乱局，而不是“无道则隐”，一走了之。

特别是一个人在天下太平之时表现过智慧，立场，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然后在乱局之中又要显得愚笨，让对手（晋国）放心，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对孔子来说，什么时候要隐，什么时候要仕，如何隐，如何仕，都不是教条的。都是跟当时的时局相关的，不能一概而言之。

5.22【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在陈国说：“回家吧，回家吧，我老家的年青人志向远大，即使才华横溢，但做事粗疏，我不知道如何教育和指导他们啊！”在这里孔子表达到回到鲁国之后的志向和用意所在，也对当时年青人成长上的存在的时弊有所揭示。

5.23【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孔子说“伯夷叔齐这两位贤者，不记恨周武王伐商的昔日行径，所以在心里并没有个人的私怨啊”

伯夷和叔齐两位贤者在中国历史是相当有名的，应该说，也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安仁”的例子之一。这两位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说明“无道则隐”并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此二位贤者，仁者安仁，作为商的臣子，既不能投向那怕行仁政的周朝，也不能反对这个行仁政的周朝，所谓唯一的出路就是“归隐”，但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私怨，自然也不会因为饿死就会产生埋怨。而一个仁者在遇到不同的道德规范在自己身上发生冲突时，考虑的是做到滴水不漏，面面俱全，那的为之付去生命，也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孔子说：“苟志于道，无恶也”又说：“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同样在生死之间也是如此，义与之比，当生则生，当死则死，绝无怨言。

武王伐纣对于天下来说是替天行道，但是对于伯夷叔齐个人来说则有背于伦理。所以，他们劝，劝而不听则逃。对于“无道”，我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天下失序。有时，往往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要求施之于身的，那种冲突和矛盾。

有道是自古忠孝难两全，或者说自古忠义难两全,事实就是这样。一方是国，一方是亲，或一方是邦,一方是义,当然平常人平时不会遇到，但是古代社会的王亲贵族、忠臣义士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关头，对于气节之士而言，那种冲突和考验还是相当特殊的。

5.24【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做人坦诚直率？有人向他借醋，他不说没有，反而跑到他的邻居家讨来而借给别人。”在孔子看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应该坦诚。当然也有可能微生高舍不得把自己的借给别人，又不想回绝，所以去借邻居的以应付、讨巧。在孔子还看来，这都是不坦诚和直率的表现。

5.25【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说：“刻意说好听的话，装出好面孔，扮成一副恭敬的好样子，求取悦于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亦认为是可耻。心里怨恨别人，又不明说，仍和别人交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是可耻的。”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又说过“以直报怨”。《论语》在《学而》中就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

5.26【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颜渊子路侍立在旁，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我希望有车马，着皮裘，和朋友们共同使用，那怕是最终散尽其财，我心里没有遗憾。”颜渊说，“我希望自己心怀仁善，但是不自我夸耀。对别人做好事，自己不认为这施舍。”子路说：“我们也想听先生的志愿呀！”孔子说：“愿老者能得到安顿。朋友能互相信任，年轻人能得到关怀。”

孔子之志跟学生的志向比较起来，有几个特点：

第一：孔子无“我”，他并不跟学生一样，关心自己会如何，圣人往往是忘身无我，心怀天下。他没有说他自己要实现什么的志向，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做出什么样的业绩。而且表达出别人的真诚祝愿。

第二：他的视界更加开阔，他放眼天下，希望所有老人、朋友、年轻人得到安顿、信任、照顾，实际包括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老者有所安，是对老者的照料,朋友有所信，是朋友之间的照料，年轻人得到关怀，也是对年轻人的照料。

第三：他并没有慷慨陈辞，甚至连“天下”这样的词没有使用，而用很平淡的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也没说，最终由谁来实现。

第四：他始终把对于人的关心放在第一，就是讲到那么仁德，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追求个人的完美，还是社会的和谐，是追求理论的精纯，还是现实的美好。在他而言，老有所安，少有所养，人有所助，就是“仁”在社会上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心和照顾，就是“仁者爱人”至于如何实现，谁能实现之，在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5.27【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孔子说：“完了，我没有见过能发现自己的过错，而又在自己内心反省自己的人。”我们知道对于道德而言，往往需要前识者，也就是有一批人能够首先在社会上进行道德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当大家都这样做，作为道德先驱就必须去思考，我这样做真正的符合道德的内在精神和要求吗？如果不符合，那么我应该如何反省自己？作为思想家，他应该超前于社会，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孔子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大家都认为一切的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时候，社会也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作为思想家或道德学家的贤者，对自己的反思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当然，对普通人而言，一个人做错了事，当然应该在内心加以反省，而不是寻找客观理由、强词夺理、自以为是、为所欲为。但是如果孔子是说这，也不至于发出“已矣乎，这样的感慨”，因为他不可能没见过。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和实权人物，甚至周天子。因为制约他们的社会力量很小，国家和社会治理得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君王大臣的自我警醒和检讨。这也是儒学思想的局限之一，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臣的自律之上。但是在当时，的确就是如此。

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会有像我这样具有忠信品德的人，只是不像我那样好学罢了。”

《公冶长》这一篇，花那么多笔墨的辑录孔子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实际上是通过枚举的方式在展示孔子的仁学思想。在这里，《论语》在此篇的结尾强调一个“内讼”、一个“好学”，其目的，就让《论语》的读者能见贤思齐，也就是“好学”，见不贤而内省，也就是“内讼”。甚至能把历史当作教科书“温故而知新”，继续承传和发扬孔子的仁学思想。

在孔子那个时代，经过了礼乐文化的长期浸染和熏陶，象孔子那样的忠信之士并不少见，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各种侠义之士，忠义之臣也比比皆是，整个社会局势却一日不复一日，甚至更加动荡不安，社会更加失序。这让孔子进一步去思考，要解决春秋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光靠一腔热血的忠和一身肝胆的义也是不行的。社会要发展，时代要进步，危机要扭转，人不“好学”、人不“内讼”，不去做理性的思考和冷静的分析，光靠激情和斗志，不去思考应该忠于什么，如何去忠，应该义于什么，如何去义，那就会流于蛮干，就会徒劳无功，不但于事无补，甚至会雪上加霜，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