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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漢學] 德川日本的〖春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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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恒 發表於 2017-9-29 10:5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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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批注十三经图 资料图片

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儒学在扶桑的广泛传播,深入影响。德川时期,随着对儒家经典研探的不断深入,日本涌现出很多儒学名家、儒学流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著作,为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学的发展及其对德川幕政、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乃至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响,即具有代表性意义。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学为主,作为德川朱子学派领军人物的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收集、校勘、刊刻、传播〖春秋〗经学文献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开启了德川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之风,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林罗山的子孙及后学,著作纷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学派在此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幕府统治的维护和巩固裨益良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幕府对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之亲疏,将大名分成不同种类,其中亲藩与德川氏关系最近,亲藩中的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统辖着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实为幕府之藩屏。这种为政之法显然是对〖春秋〗经传的资鉴。〖左传〗(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设有谱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剥夺、转封大名的领地,而这,或许亦受到〖春秋〗经传中诸侯国迁徙封地之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列考春秋诸国,复增益迁徙的国家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资鉴于〖春秋〗经传,权时制宜,妥善措置,从而结束诸国长期混战之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攻研开始朝着深细精微的路向发展。儒者们不再满足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着中国古人的注疏视若拱璧,而是开始对经传含义展开具体而微的探索、阐释。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阵容明显扩大,著作数量明显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较弱。德川时期,随着〖春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逐渐提升了文化自信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诠解中。原本,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出现的『中国』,多涉政治或地理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获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中被提出,如〖穀梁传·成公九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彼此对立,语意互敌。德川儒者从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义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如上月专斋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絅斋(1652—1711)言:『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宁说,正是〖春秋〗经传促使日本摆脱了以遐夷偏邦自处的文化自卑,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第三阶段是德川晚期(1780—1852)。此期的〖春秋〗学走向全面繁荣。在清代考据学的持续影响下,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学的统治地位,也打破了古学派的一统江山,诸派并作,蔚成大观。德川晚期〖春秋〗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顺利实现脱亚入欧奠定了思维基础。儒家经典中,需要运用天文历算等科学方法进行探研的首推〖春秋〗经传。德川中晚期的〖春秋〗经学研究,巨细靡遗,众彩纷呈,对〖春秋〗经传中所涉及的天文历法问题之探究,促进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关于天文历法的记录,散见于〖春秋〗经传之中,虽经杜预以迄清代众多中国学者之钻研,但仍有开拓之余地。对此,中井履轩、帆足万里,在其〖春秋〗经传研究著作中均有细致阐述。履轩本『格物致知』之精神,批判鬼神之说,反对教条主义,深细推阐〖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其研究方法旁涉多门,精微细密,对日本科学思维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帆足脉承履轩,不仅对〖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多事阐发,而且广求天地自然之道,『大块之所以生,星行之成侧圆,地之广狭,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气二质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气息,是其学之至要者』(米良仓〖帆足文简先生墓碑铭〗)。由皓首穷经之儒到细推物理之科学研究者,此种转变,实受〖春秋〗经传之发启。

第四阶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时阳明学大行日本。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激发此期的〖春秋〗经学走上了致用、实践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经学突破对纯学术的攻研,学者们针对日本的现实,通过撰述〖春秋〗经传研究著作而对时代难题作出回应,因此,这些著作往往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而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经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的历史,对『尊王倒幕』、明治维新,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经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内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强侵逼,当此之时,依托万世一系的皇室作为统一日本之基础,进而内安外攘,成为延续国脉、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于是『大义名分之声起,虽甚为微弱,然兹有国难,无论如何,必须统一国家。以此之力,同担国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产生了攘夷党、勤王党。勤王党、攘夷党结为一体,产生了「尊王攘夷」,终成一民族之大运动』(大隈重信〖明治宪政经济史论〗)。幕末志士正是在〖春秋〗经传『尊王攘夷』观念的启发下,赋予『尊王攘夷』以鲜明的现实意义,身体力行,躬自实践,才终于使日本摆脱危机,实现国富民强,这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的一大显征。『尊王攘夷』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德川幕府内部成员。水户藩德川光国于明历三年(1657)创设史局,将尊王思想灌注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尊王攘夷』正是历经二百五十年编纂修订才最终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体精神。德川光国倡导大义名分论,力主尊王,此种精神之感召,流风所及,直接影响到幕府末代将军、光国后裔德川庆喜。德川庆喜五岁就学于水户藩弘道馆,在父亲德川齐昭和教授们那里受到严格教育,深受大义名分论及尊王思想濡染。职是之故,在幕末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德川庆喜果断做出『大政奉还』之决定,从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运,顺利实现明治维新。这亦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进程的典型事例。

总体而言,德川〖春秋〗经学的发展,对江户时期的文化思想、政治统治皆产生了显著影响。〖春秋〗经学在德川日本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深广影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深刻而强韧的感召力、影响力。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危机重重的困境中走出阴霾,迅速实现国强民富,正是内蕴中国文化、外师西洋科技之结果。

(作者:张德恒,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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