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5-9 01:06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踩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译文
来信已收到，得知您最近在学问上大有进步，欣喜难以言表。认真阅览数遍，其中呈还有一两处不太透彻，那仅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纯熟，当功夫纯熟时，这种现象自然会不复存在。例如赶马车，已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出现的迂回曲折，那是由于马性还未调养好，或者是缰绳马勒还不够整齐，但已经在康庄大道之上，拐到小道上的情况绝对是不会有的。最近，海内诸多朋友中达到您这一步的尚不多见，我甚感欣慰。这正是圣道的一大幸事。从前我就有咳嗽怕热的疾病，近来在炎热的地方，病情复发得更厉害。皇上英明洞察，托付的责任重大，又不敢推辞。地方上的众多军务，均是带病处理的，好在如今动乱已经平定，并向皇上呈请回家养病，若能在家乡避暑，也许能够痊愈。我即将返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捎给惟浚 ( 陈九川 ) 的书信请代为转达。
评析
这封信是王阳明给好友聂文蔚 ( 名豹，江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 ) 的第二封信，也是王阳明的绝笔书信。嘉靖七年 ( 西元1528年 ) 十月写于广西。其时王阳明肺病再度加剧，遂上疏告归故里，十一月二十九日，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著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译文
来信所问的问题，草草略作答复。近年来山上讲学的人，常常说勿忘勿助的工夫很艰难。向他们询问个中原由，他们以为刚用了一点心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志，所以很难掌握。我接着问他们：『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他们不能作答，反过来问我。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一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每时每刻去『集义』。若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出现间断，这就是忘，就必须『勿忘』。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想求速效，这就是助，就必须『勿助』。这种工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在其中起着提醒警觉的作用。如果工夫本来没有间断，就不用说『勿忘』；本来不想求速效，就不用说『勿助』。这工夫是何等的明白简易、何等的洒脱自在！此刻不到『必有事』上下功夫，则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就有如生火做饭，锅里还未烧水下来，而一味去添柴加火，最终不知能烧出个什么名堂？只怕还没调好火候，灶上的锅早已先行破裂了。最近，那些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犯的毛病正是如此。成天凭空去做一个勿忘的工夫，又凭空去做一个勿助的工夫，无边无际，完全没有切实的下手处，到头来工夫也只做个死守空寂，变成一个痴呆汉。刚碰到一点难题，就心烦意乱，不能妥善应付，及时作处理。这些人都是志士仁人，但是忧劳困苦，错过了一生时光，这都是学术耽误了他们，太可悲了！
评析
【荀子·劝学】中有这样一段话：『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强劲的筋骨，在地上层吃泥土，在地下层喝泉水，它的用心是一致的。螃蟹八只脚，两个螯，没有鲇鱼、鳝鱼的窝，它就无处藏身，它的用心是浮躁的。所以，没有沉默的意志的，就没有光明的智慧；没有隐微的行为，就没有显著的功勋。』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其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仅为『集义』，『集义』仅为『致良知』。说到集义时，或许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所在。说到致良知，那么一时间就可实地用功了。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无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无丝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因此，说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时，也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张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告子主张强制人心，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谈助长的危害。告子的助长，亦是因为他以为义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长的毛病。若时时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以，良知本体自会洞明，自会明辨是非，丝毫也不能逃脱。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主张，对后来的学问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因病施药，说个大约，不比【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十分精一简炼，彻头彻尾，永无弊病。
评析
王阳明为了论证『致良知』说，强调【大学】、【中庸】的宗旨是合一的。他认为，【中庸】的『慎独』就是【大学】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个人的内心省察和主观努力；『独』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绝对本体。所以，『慎独』即『致其良知』，也就是求得本体的工夫。与孟子『集义』说大同小异。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圣贤讲学，常常是因时事而发。他们所说的好象各不相同，但其中工夫的根本却是一致的。在天地之间，原本仅有这个性，仅有这个理，仅有这良知，仅有这件事。因此，只要是就古人论学上说工夫，就不用掺杂搭配，自然地吻合贯通。若认为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那是因为自己的工夫不够纯熟。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搭配良知后才能完备，这是他们对集义工夫的理解还不透彻。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正好成了致良知的负担。主张致良知这一功夫必须与勿忘勿助搭配起来才能明白，这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纯熟，致良知的功夫不纯熟，又正好成了勿忘勿助的负担。这些都是在文义上勉强地解释，以求融汇贯通，还未曾就自己实在的工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细致，就会相差得越远。您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不存问题。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观点，有时也有掺杂搭配之处，但这正好是我上面讲的，在康庄大道上出现的迂回曲折的情况。等到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评析
圣贤们的学说，虽说法不一，其中的内涵是一致的；人所处的环境天各有别，但本性、智能没有什么两样。本性，虽是我们所不能造作的，然而是可以转化的；致知、穷理的功夫，虽是我们原本没有的，然而可以造作。所以，道，不是天道，也不是地道，终归还是人道。人道，就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