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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网 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发展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交通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v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市镇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农村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大。如庆元间(1195―1200)，武康县每年仅夏税役钱就为41895贯。[23]开禧年间(1205―1207)德清县税绢有丁、产、和买三等，其中产绢5779匹，折纳钱16703贯810文，买绢4650匹折纳钱8320文。[24]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卖者交纳赋税的目的往往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第三，宋政府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缴纳绢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荣。《乞免秀州和买绢》载：“苏秀两州乡村，目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户输纳夏税物帛为无所产，多数行贩之人预于起纳日前，先往出产处杭湖乡庄，贱价僦揽百姓合纳税物，抬价货卖，人户要趁限了纳，耗费甚多，宫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也曾提到“揽纳之人”。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产丝织品的农民为应付赋税而购买丝织品，故深受“揽户”之害；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性丝织生产的发展。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的，种种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它还不是发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经济。
注释：
①王炎《双溪类稿》卷21《上赵丞相》。
②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
③《夷坚丙志》卷15《朱氏蚕异》。
④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
⑤嘉泰《吴兴志》卷8《公廨》。
⑥嘉泰《吴兴志》卷8《公廨》。
⑦嘉泰《吴兴志》卷2《城池》。
⑧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39《李之从墓志铭》。
⑨《宋会要・食货》18之31。
⑩同治《湖州府志》卷22《舆地略・村镇》。
⑾《宋会要・食货》，18之30。
⑿嘉靖《德清县志》卷之3《食货考・赋贡》。
⒀嘉泰《吴兴志》卷8《公廨》。
⒁董世宁：《乌青镇志》卷12《蓍述志》。
⒂⒃乾隆《乌青镇志》卷4《古迹》引宋沈平：《乌青记》。
⒄《乌青文献》卷1《疆域》。
⒅同治《南浔镇志》卷25《碑刻》。
⒆薛季宜：《语集》。
⒇《都官集》卷7。
[21]《双溪文集》卷11《上宰执》。
[22]《宋会要・食货》66之15。
[23]道光《武康县志》卷6《地域志六・户口田赋》。
[24]嘉靖《德清县志》卷之3《食货考・赋贡》。
[25]《北山小集》卷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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