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成書背景

•【內經】在其理論構建過程中，除了受到精氣、陰陽、五行、神論等哲學思想十分深刻的影響之外，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很自然地滲透其中，糅雜其間，用以解釋相關的生命現象，解決相關的醫學問題，構建醫學體系。

•【莊子·養生主】強調於民休養生息，【兵法·月戰】的『天地之間，莫貴於人』之說，【呂氏春秋】開卷首論『重生』，無一不是『重生』這一古今中外全人類共同理念的體現，【內經】正是在這一人類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構建其理論的，其所傳載的有關醫學和語義學的全部知識，無一不是『重生』理念的反映。

【黃帝內經】（【內經】簡稱【內經】）成書於【史記】之後【七略】之前的近百年間，其主要內容的構建汲取了秦漢時期的醫學成就，受到秦漢諸家思想的影響極為深刻。在這一時期的『重生』『重民』『重陽』『重土』『天論』『天人合一』等思想，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等重要著述都對其醫學理論的構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至於這一時期的天文曆法知識乃至醫藥學成就，更是其理論構建時必須吸納的基本材料。

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必然促進文化的發展繁榮。醫藥學科也是一種文化。『文是基礎醫是樓』，以【內經】為主所奠定的醫藥學科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根基之上的自然科學。因此，西漢時期的繁榮文化是其成書必不可少的沃土和養分，為其理論的構建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背景。

先秦諸子思想促進【內經】理論構建

西漢時期對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進行了系統、深刻的整理和研究，其中最具影響力的雜家代表著作【淮南子】全面繼承了先秦諸子的學術思想，融諸子百家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在以醫言政、以醫議事的理念之下，全面地將生命科學的相關內容滲透於對諸子思想的闡釋，這就為【內經】理論的構建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借鑑和示範作用。

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是西漢時期研究和梳理先秦諸子思想的代表作，在【呂氏春秋·不二】歷數春秋戰國諸家學術立場的基礎上，將先秦諸子思想按其學術體系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並加以論述，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要的學術流派。也反映出漢武帝時期以儒家思想為主，兼用陰陽家、法家和道家『黃老』的學說，即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而並不『純任德教』（【漢書·元帝紀】）的思想。從而反映了漢武帝時期複雜的社會和統治思想狀況。其六家之說，不僅為後來司馬遷給先秦諸子作傳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鑑，也為西漢末期名儒劉向、劉歆父子對先秦諸子十家的分類奠定了基礎。

先秦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各流派的學術思想對【內經】理論的構建都有十分深刻的影響，這在其全書的字裡行間中俯拾皆是。在這十家學術流派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儒、墨、道、法四大學派。【內經】在其理論構建過程中，除了受到精氣、陰陽、五行、神論等哲學思想十分深刻的影響之外，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很自然地滲透其中，糅雜其間，用以解釋相關的生命現象，解決相關的醫學問題，構建醫學體系。各家的學術思想雖然自成其家，但卻相互滲透，互相交叉，並不排斥。這種文化現象恰恰為【內經】構建自己的理論所利用。

黃老之學對【內經】成編的影響

『黃老之學』興起於戰國中後期，盛興於西漢前期，是西漢時期影響朝野的重要思潮。【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力牧】等，是託名黃帝的道家類書籍，其基本精神屬於道家，學界稱其為『黃老之學』。這一學說是先秦百家爭鳴時期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學術思潮，是戰國末期道家學術流派的一個重要分支及延續。老子開創的道家學派在戰國時期就分化為『莊子之學』和『黃老之學』，兩者分別繼承和發展了老子學說的不同方面，將道家學派引向了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其在戰國中後期和西漢初期的兩個時段上盛極一時，兩度成為真正的『顯學』。西漢初期，在曹參、漢文帝、竇太后等政治人物的極力推崇和倡導之下，『黃老之學』一度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不僅社會上層的將相王侯們醉心於此，連文人墨客以黃老之言顯聞於世的也極多。可以說，從漢高祖至文帝、景帝時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史上『黃老之學』最為興盛的時期。

『黃老』是指老子和黃帝。【論衡·自然】中有十分明確的界定，認為『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所概括的『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新道家的學術特徵，就是黃老之學的學術特徵。具體言之，就是『道法結合，兼采百家』。其中道家思想是其哲學基礎，法家的觀點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張，兼采百家思想則是其政治主張的輔翼。可以說黃老之學是吸收了眾家之長，使各家之學在新的理論體系中形成了拾遺補缺和優勢互補的效果，所以才能夠產生『壓倒百家』的顯赫效果，成為西漢前期真正的『顯學』。『黃老之學』的學術取向既適應了當時為鞏固中央集權的迫切政治需要，也符合了學術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需求。這一時期的『黃老之學』大倡法治，適應了西漢鞏固政權、富國強兵的時代主旋律；其集眾家之長，則是百家之學經過充分的爭鳴之後的必然歸宿，同時也是西漢王朝在政治上的統一局面在學術領域的反映和必然要求。這樣的學術思想能夠被漢高祖、竇太后，乃至文帝、景帝重視而盛極一時並最終壓倒百家，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內經】之所以在西漢時期成編，與昌盛於西漢早中期的『黃老之學』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黃老之學』對其理論構建和成書的影響，不僅僅是將醫藥學著作託名『黃帝』的意識形態背景和文化背景，正如【淮南子·修務訓】的『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之論，也因為『黃老之學』所倡導的『道論』『無為而治』等理念直接影響着【內經】理論的發生。僅僅就『道論』而言，【內經】將『道』這一範疇引入醫學領域之後，全面廣泛地用來表達宇宙萬物、生命活動規律和相關的理論原則，在269次『道』的應用中，幾乎將當時人們所能認識到的與生命科學相關的所有理論原則和相關規律都納入到『道』的範疇。將『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理念全面引入並構建養生理論。

『民本』思想對【內經】理論的影響

自漢朝開國至武帝初年，尤其是漢文帝、漢景帝時期，連續實行減輕賦稅、減輕刑罰、恢復生產和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國家穩定發展，國力大大增強。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與『民本』國策聯繫緊密的醫學學科自然也會受到朝野的重視而得到相應的發展，【淮南子】【春秋繁露】就有豐富的醫藥學知識和養生知識，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醫藥學成就。【內經】的成書，不能不說與這一時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緊密的關係。而且『民本』思想在【靈樞·九針十二原】原文開篇即有集中體現。

『重生』理念對【內經】理論的影響

【內經】全部內容的主旨就是在『重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素問·寶命全形論】）則是對這一主旨的明確表達。『寶命全形』不僅道出其成書的目的和構建其理論的意義，同時也反映其成書的『重生』文化背景。『重生』應當是全人類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國歷代統治階層的治國方略，自從有文字記載到【內經】的成書，這一思想一直連綿不絕。因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民眾是國家的基石，只有國家的基石牢固，國家才能安寧。這就是歷代統治階層重視『民本』的執政治國思想基礎。【莊子·養生主】強調於民休養生息，【兵法·月戰】的『天地之間，莫貴於人』之說，【呂氏春秋】開卷首論『重生』，【春秋繁露】於【循天之道】中專論養生等，無一不是『重生』這一古今中外全人類共同理念的體現，【內經】正是在這一人類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構建其理論的，其所傳載的有關醫學和語義學的全部知識，無一不是『重生』理念的反映。

『天論』觀點對【內經】理論的影響

何謂『天』？『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訓】）就給『天』這個範疇以明確的、唯物的、『自然之外別無天』的內涵界定。如若用今天的語言予以表達，所謂『天』就是指一切事物客觀存在的固有規律，當然也包括自然界、包括與地相對的『天空』等。【內經】理論中大凡涉及『天』的相關論述，無一例外地秉承了這一旨意，僅僅就其中涉及『天』的篇名而言，如【素問】的【上古天真論】【生氣通天論】【天元紀大論】，【靈樞】的【天年】【通天】等無不如此。在588次涉『天』之論中除了延伸到生命科學領域而被賦予特定的醫學內涵之外，別無其他內涵。

『重土』思想對【內經】理論的影響

西漢時期『重土』的思想與其所處西漢崇尚『黃老之學』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五帝中的『黃帝』以土為德，故在當時文化界的著書立說多託名於黃帝。董仲舒更是這一西漢帝國的主旨思想的極力倡導者，在他的著作中力主以土為重的理念就不足為奇了。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春秋繁露·五行對】）。【內經】接受了這一思想並且用於解決醫學中的實際問題。如『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髒，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臟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素問·太陰陽明論】）。再如『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人以水為本，故人絕水則死，脈無胃氣亦死』（【素問·平人氣象論】）。『脾脈者土也，孤髒以灌四傍者也……五臟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也，髒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臟各以其時，自為而至於手太陰也』（【素問·玉機真髒論】）。中醫學的理論體系中，無論臟腑氣血的生理還是病理，臨床診斷還是疾病治療，這一在『重土』思想影響下構建的人體以脾胃為本的觀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地位，李杲所創立的脾胃學派無疑受到【春秋繁露】『重土』思想的重要影響，也是『胃者，五臟之本』觀點的延伸。

『重陽』思想對【內經】的理論的影響

【春秋繁露】在論述陰陽關係時強調『陽尊陰卑』，這種重『陽』的思想是全書的主旨，並以此論述夫妻關係，認為『丈夫雖賤皆為陽，夫人雖貴皆為陰』（【陽尊陰卑】）；論述君臣關係，認為『當陽者，君、父也』，以及論述天地萬物的關係，進而得出『陰者，陽之助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天辨在人】）的結論。【內經】及其締造的醫學體系秉承了這一時期『陽為主，陰為從』的『重陽』理念，並將其運用於醫學體系之中，雖然有『生之本，本於陰陽』『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絕，精氣乃竭』，陰陽是『壽命之本』的認識，但是在這一時期『重陽』思想的影響下，認為其中的陽氣是最為重要的，陽氣在陰陽關係中居於主導地位，故有『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之論（【素問·生氣通天論】），明確地指出了陽氣是生命活動的動力，在生命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陽氣所具有的溫煦機體組織、抗禦外邪侵襲、主持氣化開合、維繫陰陽平衡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對於生命活動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有『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之論述，並以太陽與天地萬物的關係為喻，用『薄厥』『煎厥』疔瘡等常見病證為例，凸顯人體陽氣在生命活動中的主導作用，這一『重陽』思想也成為後世醫家重視陽氣理論的源頭，更是明代『溫補學派』『扶陽抑陰派』創立的依據。

『天人合一』觀對【內經】理論的影響

天人合一的整體觀是【內經】醫學理論的基本特點之一，其『同源』『同道』『同構』『同化』『同象』的基本內涵體現於其構建的醫學知識體系的各個層面。西漢時期的思想界都十分重視『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無論是劉安還是董仲舒都是如此。如【淮南子】是在肯定天的客觀性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人與天地相參』『人事與天地相參』 的天人相應論點，認為人與天地萬物皆稟一氣而生，在天人同氣思想的指導下，創建了天人同構理論；認為『陰陽同氣相動』，故『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實際上就是天人感應的思想；強調了天人相應的整體聯繫的觀念，如『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本經訓】）；指出人類生活在宇宙之間，和自然界萬事萬物是息息相通的。【春秋繁露】也認為『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愛樂喜怒，神氣之類也。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妢而員，象天容也；法，象星辰也；耳目戾戾（分明之意），象日月也；口鼻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飽實虛，象百物也』（【人副天數】）。考察【內經】相關內容之後就會發現，兩者的精神基本一致，如『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素問·陰陽離合論】）；『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六經為川，腸胃為海，九竅為水注之氣。以天地為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歲露論】），以及【素問】的【六節藏象論】【生氣通天論】之『天地之間……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等 。

【內經】的成書不是偶然事件，是我國先民在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積累的大量實踐經驗的結晶，它也只能在這個古代中國第一個政治穩定、國民經濟富庶、思想文化繁榮的封建王朝——西漢王朝這一大背景之下產生。（張登本 陝西中醫藥大學）

（註：文中所載藥方和治療方法請在醫師指導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