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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 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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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受学 发表于 2012-3-28 20: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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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十五] 古文

  & 古文,即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

  《说文‧叙》云: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又云: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

  据《说文解字‧叙》的说法,有两个重点:

  1.以时间来说,从黄帝史官仓颉造字起,一直到西周宣王时太史籀著十五篇《大篆》之前,这段时间通行的文字,叫做古文。案段玉裁注《说文》,即据此说。因此有说:‘凡言古文者,谓仓颉所作古文也。’

  2.出处来说,是指孔子写的六经跟左丘明述的《春秋传》。因这些典籍都是用古文写的。案孔子写的六经,指的是孔壁中的经书;左丘明述的《春秋传》,指的是西汉初年张苍献的《左传》。(参见前引蔡著)

  & 以下再从三方面来看看;

  (一)古文渊派问题

  &

  《说文》所谓古文,许君明谓出于孔壁诸经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然其产生之时代地区,则颇有商讨余地。

  (甲)许慎认定

  &

  《说文》所收古文,许君以为乃殷周以来之古体文字。《说文》叙云: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

  依许慎之意,自苍颉初造书契,下至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以前,全国通行之文字,皆为古文。

  (乙)王国维考定

  & 《说文》所收古文实际乃春秋战国之世流行于东方六国文字。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用当时通行书体。王氏有《说文所谓古文说》云:

  &

  许慎《说文解字‧叙》,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汉时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此古文似指苍颉以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之文字,即余前所谓殷周古文,以别于战国古文者。实则不然。叔重但见战国古文,未常多见殷周古文。叙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楼彝器款识序遂谓《说文》中古文,本于经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经者皆凭古器铭识地。吴清卿中丞则谓《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字,必响拓以前,古器无毡墨传布,许君未能足征。余案吴说是也。拓墨之法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经,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赵宋以前未之前闻。则郡国所出鼎彝许君固不能一一目验,又无拓本可致,自难声以入书。全书中而有重文古文五百许字,皆出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谓籀文与古文或异者,非谓史籀大篆与史籀以前之古文或异,而实谓许君所见史籀九篇与其所见壁中书时或不同。以其所见史籀篇为周宣王时书,所见壁中古文为殷周古文,乃许君一时之疏失也。其二曰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此亦似谓殷周古文,然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文字,何则?许君此语实根据所见壁中诸经及春秋左氏传言之,彼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许君既以壁中书为孔子所书,又以为即用殷周古文,盖两失之。故此二条所云古文虽似谓殷周古文,实皆据壁中古文以为说。其余所云古文者六,皆指先秦古文。其尤显明者,曰古文者孔子壁中书也,曰皆不合孔氏古文。又申之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示《说文》中所收古文之渊源最为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别言之曰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古文者,以别于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与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即有数字不见于今经文,亦当在逸经中,或因古今经字有异同之故。

  &

  又《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云:

  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器遗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姑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末出大篆末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司马子长曰秦拨去古文,扬子云曰秦铲灭古文。许叔重曰古文由秦绝,案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原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铲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廿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灭六国以至秦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叙》所言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

  &

  王氏别有桐乡徐氏印谱序,更征以传世六国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之文字,大都与《说文》古文合。而《说文》所谓古文实为春秋战国东土文字之说,遂大信于世。

  (丙)舒连景之补充

  & 《说文》叙云:‘及亡新居摄,使大同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舒连景作《说文古文疏证》,取古器载籍文字逐一疏校,证知许书古文不尽与六国合,断有为氏改定,颇发前人所末发,虽字数然多,论及渊源,足资补充。

  & 古文字数

  &

  &

  《说文》中古文字数,无法作精密统计。除重文逐一标明为古文为籀文为篆文,为或体外,正文中字多无标示,而《说文》正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杨雄训纂篇五千三百四十外,溢出之四千零十三字必有不少古文掺其中,然已无能一一识别。一般言,可从三方面以窥其大略:

  (甲)许君明言为古文者

  例如:

  毒

  悉

  旬

  比

  困

  上

   

  (乙)据《说文》叙可推断为古文者

  &

  《说文》叙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此古文盖指壁中经传,则《说文》中凡称引以上经传者,亦即古文构形如此也。此又可分两类:

  ㄅ、说解称引壁中经传从而推断该字为古文者

   

   

   

   

   

   

   

   

   

   

   

   

   

   

   

   

   

   

   

   

   

   

  ㄆ、依《说文》归字例可推断为古文者

  &

  《说文》归字凡篆古籀文同者,则该文以小篆身份出。间有异者,除正文外,重文皆分别说明。故从重文可推所正文之所属也。例如:

   

   

   

   

  & 此外如‘ ’

  ‘隶’等字之重文虽仅出小篆,仍可证其为古文也。

  (三)古文在文字学上价值

  &

  根据王国维论断,《说文》中古文并非殷周以来古体文字,实际乃春秋战国时流行东土书体。然以其流行亦基于‘约定俗成’。故在文字发展演变上颇多启发价值。举其大者如:

  (甲)原始形构之保留

  &

  汉文字由殷周古文而大篆而小篆,本是一脉相承,只因大篆出于西周文胜之后,规旋矩折,踵事增华。小篆取之。或颇省改。故于原始形构不免隔膜,今取契金文证之,古文中构形较近原始者,所在多有。即契金未见,依其体式亦可想见由来之有自矣。例如:

   

   

   

   

   

   

   

   

   

   

   

   

   

  (乙)古代谐声之比较

  &

  形声字谐声偏旁为研究古代音韵之重要材料。《说文》古文既证知为春秋战国时

  &

  流行东土之文字,则利用其偏旁之谐声以比较东西语音之异同,将是直接而可靠之材料。例如:

   

   

   

   

   

   

   

   

   

   

   

   

   

  (丙)义类偏旁之沟通

  &

  形声字义符取其大类,故异时异地每可更易。‘佳’‘鸟’本同,从佳从鸟

  &

  不别固无论矣。从木从艸,从厂从厂,契金文多随意。古文之于篆籀亦得寻绎其义类以沟通其异同。会意字亦然。如:

  钮

  播

  粒

  崩

  企

  槃

  阱

  髀

  睹

  仆

   

  (丁)简体化之启示

  &

  汉文字源于图绘,其发展演变之趋向简化,为事势所必然。古文异构,此例尤为明显。例如:

  礼

  五

  协

  堂

  恐

  懽

  恕

  望

  宝

  弃

   

  (戊)增益偏旁之作用

  &

  简化之反面为增繁,就汉文字言乃别有作用。或意义欠明以申之,或易滋饰伪以限之,《说文》古文不乏其例。如:

  一

  二

  三

  社

  ㄇ

  丘

   

  (己)一字别制之事例

  &

  汉文字之渊源同出于殷周古文,然历经演变,遂多歧分,或原始形构保留成分之差异,或方音变迁谐声偏旁之改换,或异时异地义类偏旁之更易,或人事日繁趋向简化,或防闲饰伪增显其义,如前述种种,并一字而别制之所由生也。此外则形意递变,形声并易,位置更换等皆其所由。此不独古文之于篆籀可得而察,即古文本身亦多见此一事实也。如:

  簠

  期

  津

  游

  梁

  御

  李

  信

  簋

  杀

   

  &

  综而言之,《说文》中古文字数虽仅数百,然以其渊源亦基于约定俗成,在发展途径上颇多启示。后世文字之演变,皆可据此以寻绎其条例也。(参见前引江著)

  & &

  《说文》中的古文有很多是不可信的。要辨认它可信还是不可信,可拿它跟后出的重文(即一字的异体)相此,而由以下三点去考虑:

  1.是否先简后繁,符合文字演进的法则?

  2.是否不重形俗体,符合文字构造的原则?

  3.是否先象形、指事而后会意、形声,符合六书先后的次第?

  是,即古文;否,即不是古文。有关《说文》中古文的考订,可参阅近人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该著共十四篇,依《说文》次第,逐一考订其载录的古文。行文简明,不枝不蔓,颇能就‘字’申论,提出自己的看法。书后附有‘引得’,检阅很方便。民国六十八年五月,由台北市学海出版社影印出版。(参见前引蔡著)

  &

  《说文解字‧叙》说,秦朝隶书兴起后,古文从此绝迹,并不可信。理由很简单,因文字的演进跟改易,不可能全面而彻底根除已有的基础与成绩,而它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与成绩上努力去做。这样说来,周宣王时,太史籀改古文为大篆《籀文》,实应保存一部分先前的古文;进而秦朝李斯、赵高、胡母敬改大篆为小篆,也应保存一部分先前的大篆;最后程邈改小篆为隶书,当然也会保存一部分先前的小篆,这是很自然而合理的现象。反过来推论,隶书中保存部分小篆,小篆中保存部分大篆,大篆中保存部分古文,也应是极自然而合理的事。至于隶书中到底保存多少古文?那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说文解字‧叙》的说法不正确,则无可疑。(参见前引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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