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及以下文字

　　第十一讲

　　汉代文字举例及魏晋以来文字

　　　

　　11、1 汉代文字

　　　

　　汉初在文字上，是个空白时期，既没有西周以来豪华庄重的铜器，也没有秦代颂功的巨石丰

　　碑，一些星星点点的残迹，在文字上也没有大的价值。然而在这茫茫黑暗中，却又出现了几颗明

　　珠，照彻了秦汉之际的文字变化脉胳，这明珠就是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近五千枚

　　竹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不仅出土了六百多枚竹简，而且出土保存了相当好的帛

　　书。这批汉初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孙膑兵法》之类失落已久的古书，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清

　　楚了从秦篆到汉隶演变的轨迹。

　　　

　　上述文物是从汉文帝、武帝时代的墓中出土的，但所出的竹书和帛书的年代可能更早。五十

　　二病方、孙膑兵法、老子甲本，文字直接承自睡虎地秦简，是篆意浓厚的古隶。经法和老子乙本

　　字形已失去篆形，只存篆意，属于西汉初期的隶书。由此可见，汉初是秦隶汉隶交替时期。秦

　　隶、汉隶都用直笔，区别在于秦隶保存更多皂脱胎于秦篆结体的胎记，汉隶已较彻底的用笔画改

　　造了秦篆字形，只略存篆意而已。

　　　

　　西汉初期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守势，到了武帝时，西汉国劫强大，在北方转而采攻势。汉军不

　　断出击，在河西走廊一带修边塞、置亭隧，在西域置屯田，终汉之世几乎没有断过。这些木简就

　　是这些屯戍的将士遗留下来的文书簿籍。本世纪以来，它们先后从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

　　出土。目前编印成书主要的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

　　编》。1930年在内蒙古额济那河附近发现的汉中科院考古所编的《居延汉简甲编》和考古所与甘

　　肃博物馆合编的《武威汉简》。把两汉以至魏晋出土的木简文字编成字典的有《西域出土汉晋真

　　迹字鉴》。

　　　

　　近四十年来，汉墓屡见简牍古籍或遣册（随葬器物清单）。其中较有影响的有959年甘肃武威

　　县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王杖十简》等古籍，着录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

　　年）；1972年武威磨嘴子汉墓又出土汉代医药书，已整理成《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

　　1975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

　　子》、《管子》、《晏子》等一批古籍，统称为银雀山汉简，着录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共三

　　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

　　义》、《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五月起居记》等遗书和史料（参见《文物》

　　1981年第8期）。1973年和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大批遣册竹简，称为凤凰山汉简》（见

　　《文物》1974年第7期、《考古》1974年第1期和1975年第1期）。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

　　《苍颉篇》、《诗经》、《周易》、《相狗经》、《日书》等，称为阜阳汉简（参见《文物》

　　1978年第8期，《苍颉篇》见《文物》1983年第1期，《诗经》见《文物》1984年第8期）。1979年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和军旅文书（参见《文物1981年第2期）。1983年湖北

　　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律》、《脉书》、《算术书》、《日书》《历谱》及遣册等（参见《文

　　物》1985年第1期）。以上简牍，马王堆、银雀山、凤凰山、阜阳等地出土者是较早期西汉简，属

　　于古隶书文字；定县、大通县出土者是晚期西汉简，武威出土的是早期东汉简，都属于成熟的隶

　　书；居延汉简的时代跨度较大，早的在西汉武帝时代，晚的已属东汉。在居延汉简和武威汉简

　　中，还出现了许多草书，属于章草字体。汉代的帛书最重要的是1973

　　年长沙马堆汉墓出土的帛书

　　《老子》、《战国策》、《春秋事语》、《周易》、《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古籍抄本

　　或佚书，是西汉初期的古隶书文字。以上帛书着录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共三册，文物出版

　　社）。

　　　

　　除了简帛之外，，汉代文字的资料尚有碑刻。西汉的碑刻几乎都是用篆书来书写的，至宣帝

　　时的《鲁孝王刻石》（又名《五凤刻石》）虽已属隶书，但仍未脱篆意。东汉早期的碑刻，还有

　　一些是用篆书刻写的，如《袁安碑》（永元四年，公元92年）、《李昭碑》（元初五年，118年）

　　、《嵩山少室石阙铭》（延光二年，123年）等，但多数已采用隶书。东汉中期顺帝以后的碑刻，

　　隶书渐臻精美成熟，成为后世隶书的楷模。其中较著名的如《石门颂》（建和二年，148年）、

　　《乙瑛碑》（永兴元年，153年）、《孔庙礼器碑》（永寿二年，156年）、《西岳华山庙碑》

　　（延熹八年，165年）、《史晨前后碑》（建宁二年，169年）、《曹全碑》（中平二年，185年）

　　、《张迁碑》（中平三年，186年）等，在书法方面最受称道。

　　　

　　鲁孝王刻石是西汉晚期的庄重文字，从文字结构和运笔上看，他们横平竖直，反映了用直线

　　改造篆书已到完成的阶段，不仅己基本上已失去了篆字字体，连篆字的笔意也所余无几了。这是

　　标准的古汉隶。

　　　

　　东汉是刻石立碑成风的时代。这个时期虽然也有金文、砖瓦文、玺文传世，但最具有代表性

　　的文字是碑刻文字，传世的东汉碑版近二百种，代表隶书成熟的刻石有张迁碑、礼器碑、史晨

　　碑、熹平石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因为它是作为标准文字刻的，可以说东汉

　　的标准字体。这种结构完整、布局稳重匀称，笔画横平竖直、蚕头燕尾、左右对称、如‘八’之

　　分的汉隶也叫‘八分’、‘分书’。和西汉中晚期的简书对照，可以发现如敦煌、居延汉简中属

　　于汉武帝晚期到汉宣帝时代的文字中，所谓的‘分书’早已被采用。可见‘八分’在民间书法中

　　酝酿成熟，只不过到东汉时期才被承认代表性的书体而已。可见一种字体总是先酝酿于民间，后

　　规范于庙堂。

　　　

　　八分书是美化了的隶书，是成熟阶段的隶书。因为八分字和隶书是同一字体的两个不同发展

　　阶段，为了区别，文字学上把脱胎于篆书隶书阶段的称为‘古隶’，把标志它的成熟的八分字称

　　作‘今隶’。由篆变隶的字体交替是从秦、从战国开始的，整个汉代所完成的是秦代所没有完成

　　的使命，就文字学上来说，秦、汉属于同一文字阶段。

　　　

　　由隶书的酝酿到隶书的完成前后经历了将近五百年，而从殷周的篆书脱胎的秦小篆，它的从

　　酝酿到成熟的过程大体上也是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由此可见，一种字体被另一种字体取代是一个

　　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经历了孕育、脱胎、磨炼、提高，最后被社会公认，为政府承认诸阶段，

　　是相当不易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诞生新字体。

　　　

　　从篆书到隶书，这是字体的一大飞跃，是时代的飞跃，这一飞跃表现在字的组织上，也表现

　　在组字的基本材料的变化上。篆书时期是用线条组字的，隶书时期改由笔画组字朋。这种改变从

　　根本上变化了中国文字的面貌，汉字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是一场字体革命，文字学上称为

　　‘隶变’。（和这一变化相比，从隶书到楷书的转变，只能说是字体的改进而已。关于隶变的详

　　细情形，上讲已说明，不赘。）

　　　

　　汉代虽然没有废除篆书，但篆书因为无法和应用简便的隶书竞争，已自动退出应用的舞台，

　　躲到了装饰用的角落去了。汉代人是把篆书当图案文字来使用的，这就像战国时的鸟虫书、就像

　　现代的写字一样的。

　　　

　　11、2

　　魏晋以来的文字

　　　

　　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在八分汉隶被书写家加工、提炼，使之典雅化、艺术化、标准

　　化，转化为社会通行的规范体，广泛地用于碑刻、章奏的同时，在追求简易、追求迅速的民间书

　　写中，又酝酿着字体上的新突破。另一循环又开始了。

　　　

　　因为从古到今隶的那个循环的参照，由今隶到楷书的这一字体变化过程这很好理解了。

　　　

　　从东汉后期把今隶当成社会标准文字之后，整个社会的郑重文字几乎都是用八分写的。延至

　　魏晋，从遗留下来的碑刻看，那是今隶的一统天下。可是，南北朝时期，在北魏的张猛龙碑（公

　　元522年）、东魏的司马升墓志铭（公元534?50年）、北齐的李青言碑（公元555年）上，楷书已

　　经以相当成熟的面目出现了。从刻上出现的这种跳跃，只有观察这三百多年间的手迹才能说明。

　　　

　　这个时期的手迹，不仅从遗留的器物和简牍上可以看到，而且有写在纸上的墨迹保存下来。

　　　

　　纸在西汉已经存在，但仍没有代替简牍，成为社会上通用的书写材料。其后经过汉和帝时的

　　蔡伦改良，才出现轻便坚韧、价廉物美、使用便利的纸来。到了汉末才进入纸和简牍并用的时

　　期。

　　最早的纸上文字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偶然发现了一个间壁满藏图书的洞

　　窟，里面都是唐代和唐以前的佛经、书籍的手写本，都是稀世珍宝。可惜后来这批珍贵文物的精

　　华都落入外国人的手里。

　　　

　　除了纸外，有些木简也属于晋代的，如古楼兰出土的木简。

　　　

　　观察这个时期的写本和器物、简牍上的遗墨就可以看出风行当时的民间书体，也可以看出草

　　率的今隶和萌芽的楷书之间的消长关系。

　　　

　　字体的变化常常处于一治一乱之间。小篆的产生，在春秋小乱、战国大乱之后，隶书的风行

　　在秦汉之际的大乱之后，楷书的产生在汉末和南北朝大乱之后，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一个王

　　朝统治稳定的时代，为了使书面交际不发生误解，总是用行政的手段推行一种标准文字，所以治

　　世的文字常常是相对稳定的。大乱之后，王纲失禁，文字也就放任起来，各有风土，唯便是从。

　　方便出新体，所以新书体多出在大乱之际。新王朝的新秩序稳定之后，只能承认既成的改变，在

　　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这样一来民间体就重新被规范为新的标准体。这是字体发展中的正反合运

　　动。

　　　

　　楷书这种新书体也是在这种字体变化法则中发展确立的。它酝酿于东汉分书极盛之际，成熟

　　于南北朝大乱之际，到隋唐重新安定之后，它就成为规范文字被书法家所加工、美化，从而定于

　　一尊了。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到唐贞观年间，这前后大体上也是四、五百年。

　　　

　　在书法史上有两个最负盛名的书法家，这就是魏晋时期的锺繇和王羲之。传世的锺繇的代表

　　作有《宣示表》、《力命表》、《戎路表》、《墓田丙舍帖》等；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

　　、《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根据传世的法帖，锺繇被誉为楷书之祖，是书

　　法史上承前启后、开一千多年来的书风之始的人物，因此在书法史上具有无上的崇高地位。王羲

　　之的书法，经唐初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和士大夫的同声赞美，成为‘翰墨风流冠古今’的书圣。他

　　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犹如散文发展中的司马迁、班固，诗歌发展中的李白、杜甫，双星并列，

　　高据书坛。

　　　

　　唐代是楷书成熟的时代，楷书名家比比皆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

　　李邕......，著名书家如繁星在天，如百花齐放，盛极一时。

　　　

　　中国文字字体到了唐代也发展到了极致，从唐到现代已经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没有再产

　　生新的字体。现在所谓的欧体、颜体、柳体、赵体......，虽然称体，其实只有运笔的笔势笔意

　　上的不同和结体布白上的不同，并没有有字体上的不同。运笔的不同，结体的不同，是个人书写

　　风格的问题，与文字的时代风格无涉。研究这些人的书写特征及发展继承关系是书法家和书法史

　　的任务，不是文字学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