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 刘禹锡（中）朗州司马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1200多年前，也就是公元805年（唐永贞21年）深秋，刘禹锡抵达朗州（今常德市），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春天离开，刘禹锡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时光，留在了今天常德那片土地之上，留在了浩淼的洞庭之滨。 唐代的朗州，远离京师长安，地理偏僻，人物稀少。当时只辖武陵、龙阳两县。少数民族杂居，生产落后，巫风盛行，在唐代可谓是流放罪臣的绝佳选择地。 在边远下州，州司马一职往往成为安置贬谪官员的选择。不过，州刺史们都明白，这些从京城贬谪下来的司马，知交故友遍及朝野。因此，刺史们不敢以上官自居。按照朝廷的规制，州司马不得居于官府馆驿，需要自己寻找住所。刘禹锡遍览武陵城内外，将住址选在沅水之畔招屈亭边的一处老宅。“若问骚人何处所，门临寒水落江枫”，“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我卜我居，于城之隅。宛在藩落，丽谯渠渠”。 从这些简略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这是一座茅舍，位于城东门靠沅江边的城墙脚下。所以，我个人认为，刘禹锡《陋室铭》的创作应该在朗州比较符合历史。因为，刘禹锡离开朗州后，历任连州、夔州、和州、苏州等地刺史，是名副其实的地方长官，住在官廨衙门，何陋之有？又岂能“无案牍之劳形”呢？ 对于荆楚百姓而言，招屈亭无疑是一个满含悲伤之地。楚三闾大夫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楚怀王放逐江湘，屈原在这里怀玉投江，乡民们建了招屈亭以为纪念。秦朝末年，群雄割据，楚义帝被项羽暗杀于郴州，武陵人民咸服缟素在这里祭拜，天下人都认为武陵人忠义。从此之后，招屈亭便成为郁郁不得志者吊古伤今的所在。刘禹锡选择在这里居住，自然有此寓意。当然，在他心中，更深的动机恐怕还在于，一旦新皇帝改元大赦，自己也许就会量移别处，倘若大动土木必然靡费甚多。这，也许才是朗州司马爱民情怀的真正体现！ 人生急转直下，刘禹锡并不能平静视之，内心深处，他无时不刻不期待着能够重返长安，再展宏图：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南登无灞岸，旦夕望高原；（“望高原”意同“望长安”）。在刘禹锡热切的盼望中，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改元大赦敕文终于传到了朗州。宇文刺史接到敕文，亲自去向刘禹锡报喜，并督促他致书当朝司徒杜佑。刘禹锡早年熟读杜佑著作《通典》和《理道要诀》，一直视杜佑为领导和激励他的精神源泉。《致杜司徒书》是刘禹锡的代表作之一，文中体现了他的志向、人格、委屈和坚持。然而，致书杜佑援引，没有结果。在漫无尽头的等待中，刘禹锡满怀大赦的希望渐渐灰暗。一个漂泊于江湖之中的武陵迁客还能有机会为国效力吗？无论悲喜，他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答案而已。 这个答案，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终于摆到了刘禹锡的面前。新皇帝宪宗下诏：左降官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样一道诏书，决然堵死了刘禹锡重归朝堂的希望。令他欣慰的是，刺史宇文宿并没有因这道诏书而慢待于他，身边的朋友更没有因此而疏远他。刘禹锡真切地感到，在朗州这个偏远之地，却有着京城中绝难寻觅的简单纯净的人际关系。这一丝闪耀着纯真人性的文明之光，不仅在黑暗的困厄中为刘禹锡指引著希望的方向，更加令他坚信，盛唐时代那种博大宽容的恢弘情怀，依旧隐匿在这片土地之上，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之初，性本善”，刘禹锡清楚地看到，令人们纯净的心灵受到蒙蔽的，是争权夺利的阴霾，争权夺利则是礼乐崩坏、秩序丧失的必然结果，而古法不恤今用，又是礼乐崩坏、秩序丧失的原因。 因此，元和元年的这道诏书，成为了刘禹锡看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他从中看到了仍未泯灭的人性伟岸，看到了革新事业的光明未来。从此之后，刘禹锡即使对不公的遭遇有牢骚、有怨言、有不满、有悲伤，但他一生中对大唐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的坚定信任，从未产生过丝毫的动摇。在这段时间里，刘禹锡以《砥石赋》、《何卜赋》《伤我马词》等诗文砥砺心志，内视群疑，犹冰释然。
刘禹锡-诗集
刘禹锡痛定思痛，写下《百舌吟》《聚蚊谣》《昏镜词》《磨镜篇》《观市》等诗文，在讽喻朝廷乱象的同时，亦为后人记录下州县集市生动真实的繁华之状。应刺史宇文宿之邀，刘禹锡写下《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序。在这篇渗透著湘灵贞、泉客情、屈原恨、义帝冤的诗作中，寄托著禹锡对支持革新的唐顺宗的无尽哀挽。刘禹锡谪居朗州，柳宗元对他的诗文评价：“竞五溪风俗，尽得之矣！”《蛮子歌》生动传神，《龙阳县歌》更是一幅朗州生活习俗图，《采菱行》《楚望赋》等，都是朗州画帖。 刘禹锡在年少时，曾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心中遐想连篇，写下《桃源行》以志纪念。结果没有料到自己今天果然来到武陵山水之中，这岂不是冥冥之中已有定数？来到朗州，刘禹锡终于将寻访桃花源的心愿付诸实践。 自从东晋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流传天下以来，人们都对神秘的桃源仙境兴致盎然，并按照陶渊明所描述的方位探寻，然而，从来没有人能够再次进入桃花源中。刘禹锡也知道桃源说不定是杜撰的，不过以此为名目赏游踏春，却也十分有趣。按照《桃花源记》的记载，刘禹锡和友人一起，也取水路，沿着清悠悠的沅江往武陵城外山中而去。不知是桃花源中人有意藏匿，还是后人有意附会，现今的山中遍植桃树，满目桃花，已经无法再按“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的景致去找寻那通幽曲径。 刘禹锡此行，愈发感到，自从来到朗州之后，一切所见所闻都在向他倾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道理，这难道只是巧合？刘禹锡感到莫大的欣慰，是因为他深深地感悟到，虽然朝廷不容他，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抛弃他，不仅不会抛弃，更会给予他智慧的启示和无穷的精神力量！ 神秘的桃花源究竟在何处？它不在我们所能认知的这个世界中，它在陶渊明“猛志逸四海，𬸣翮思远翥”的宏大志向里，它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心境里，它早已经存在于刘禹锡顽强不息的广阔胸怀里！桃花源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桃花源是天下仁人志士共同的精神故乡！“我心归隐桃源，我身纵横四海！”微风晓月之下，刘禹锡默默念著······这一刻，刘禹锡蓦然发现，他已经找到了桃花源！这桃花源就在朗州，就在他豁然开朗的胸间，逶迤展开一副绝美的画卷。回到家中，他用一首一百韵的长诗，为后人记下了这段心路历程。以此为标志，刘禹锡的精神真正形成。 自古至今，刘禹锡是历史上留下桃花源诗文最多的大家，并留下一块亲笔书写的“桃源佳致”的碑文，流传至今。“桃花源”这一历史品牌为世人津津乐道，朗州司马刘禹锡功莫大焉！今天，无数游客来到常德，来赏花踏青，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寻觅自己心中的桃花源。 刘禹锡在朗州与故友通信，除了解时事、相互勉励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切磋学问。他的挚友柳宗元当时也在湖南永州担任司马，韩愈在长安官司闲职，三人重新拾起许多当年没有来得及辩论清楚的问题，频繁通信，相互慰藉。 当年，韩愈、刘禹锡、柳宗元三人同为御史，堪称中华文化史中最令人神往的一段时光。刘、柳、韩三人结交于风华正茂之年，在大唐乃至古今文坛中皆为宗师人物，书生意气何等潇洒，大家可以想像，他们三人一起共论文章的时刻，势必比星辰碰撞更加灿烂、更加震撼。永贞革新一度曾使刘、柳与韩愈产生了隔阂，可这等尘世俗务怎么能够剪断三位文化巨匠心灵深处的共鸣？怎能剪断流淌在他们心海里的文脉忠魂？经过功名利禄世事沉浮的考验，刘、柳、韩的友谊绽放出了永恒的人文光芒。三人耳闻目睹朝廷百态，时常困惑于为何忠臣良将仕途坎坷、命运多艰，而奸臣贼子反倒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天理何在”的声声质问痛彻心扉。是啊，“天”究竟会不会与人讲理？讲的是什么理？又在哪里讲理？ 从鸿蒙初开时起，人们就已经开始追问著“天”与“人”的关系这一深刻哲学命题的答案。自从“天人感应”之说问世以来，“天人感应”一直是天人关系这一问题的官方答案。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睿智的人们对这一命题的新探索。 对于在学术上自视颇高的韩愈、刘禹锡、柳宗元而言，争论天人关系不仅是思想的碰撞，不言之中更有一层谁堪为文坛领袖的竞争意味。在各自经历了人生的跌宕之后，他们对天与人的关系这一哲学命题的理解，分别朝着各自的方向更加深入地探讨著。 生活，包含着一切哲学问题的答案。但只有睿智而沉静的人，才有可能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淘出智慧的真金。“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经历过人生的起伏，他的思辨能力已臻成熟，他的心灵已在桃花源中获得了宁静，这使得他能以深邃的洞察力，将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向前推进得更加深入。 刘禹锡认为，世间万物皆有所能而有所不能。天与人各有所能，二者是“交相胜”的关系。关键在于人是否能够掌握“天”的规律，并遵守以此为依据而制定的法。对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刘禹锡又提出了“理、数、势”的三个哲学范畴。后来，刘禹锡将书信整理，成《天论》三篇。三人书信传递，哲学争论酣畅淋漓，在哲学思考过程中收获心灵的安宁，不觉之间，寒来暑往，数年过去，刘禹锡的哲学思想逐渐在朗州确立。 刘禹锡诗名太盛，常人很少想到他的另一个身份——哲学家。他在《天论》中，提出“天人交相胜”论，还提出“矛盾”概念。郑州大学教授郭殿忱曾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辩证法的大哲学家，比费尔巴哈、黑格尔要早一千年。”哲学家李慎之撰文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广泛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它的对立面，即主张“天人相分”的学派……唐朝刘禹锡主张“天人交相胜”，天与人不但不能合一而且相互对立。所谓“天人交相胜”，意思是，人能胜天，天也能胜人，“交相胜，还相用”。放诸当下，对于大自然，要开发与保护并重，只开发不重保护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刘禹锡说“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万物的无穷运动变化，源自万物间的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相互依存。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刘禹锡在朗州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伴刘禹锡多年的老友董颋和顾彖相继病故，在痛失知己的悲辛中，接连为故友写下墓志铭，以寄托深深哀思。光阴流转，物换星移，刘禹锡的生活却始终看不到光亮。“长沙之悲，三倍其时。……突弁之夫，我来始黄。合抱之木，我来犹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谪九年赋》“屈贾谊于长沙”也不过才三年，而我已贬谪九年，却仍不知归期何在。九年了，昔日的黄发小儿已长成堂堂男子汉，来时刚刚发芽的幼苗也已变为参天大树，山更高了，水更远了…… 雪上加霜的是，元和八年，薛氏陪伴刘禹锡走过从辉煌到落寞的十年人生路，恋恋不舍地撒手人寰。薛氏以一官宦小姐的养尊处优，不以刘禹锡仕途绝望而怨之弃之，甚至在父亲与刘禹锡政见不同时，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刘禹锡一边。薛氏陪伴刘禹锡在朗州八年，备尝艰辛。她居于陋室，为刘禹锡照顾年迈母亲，养育三个幼小儿女。她以温情和坚韧默默地支撑著刘禹锡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她是刘禹锡谪居朗州时，心中最温暖的一抹亮色。现在相依为伴的妻子又离他而去，留下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近八旬的老母，苦不堪言！刘禹锡笔墨和眼泪相和，写下了《伤往赋》，痛悼爱妻。从此之后，刘禹锡再未续弦。在当时官员蓄妓成风时，刘禹锡的私德更是令人肃然起敬！历史上，他在后来担任苏州刺史时，还留下了“司空见惯”的成语。 当朝司空李绅（就是写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人），因仰慕刘禹锡的名声，途径苏州邀请他饮酒，并请了几个歌妓在席上作陪。酣畅淋漓之时，刘禹锡诗兴大发，便作了这样的一首诗：“ 䰀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意思是说李司空对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了，不觉得奇怪，而对于我刘禹锡来说，却是心里很难过，以此来规讽当朝司空李绅。据史书记载，李绅在为官后“渐次豪奢”，谁也没想到，一个对农民生产的不易、生活的艰辛感同身受、充满人文关怀的人，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全然没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简朴与珍惜的意识，令刘禹锡对其嗤之以鼻。 在朗州蹉跎九年，所有的人都为“宰相之才”的刘禹锡而悲愤惋惜，而刘禹锡却从无感叹不公，在秋意深浓的季节，写下： 《秋词两首》（其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词二首》（其二）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刘禹锡
如果你没有被绝望征服，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刚强的人。刘禹锡没有在悲苦绝望中沉沦，而是把痛苦咀嚼后谱出了一首气势如虹，响遏行云的秋之赞歌！每次读它，我都想起莎士比亚的名句：“即使把我关在胡桃壳子里，我依然尊贵如帝王。”天将降大人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刘禹锡的心，却如那德山一般空明，如湖水一样纯净！我命由我，谁可诼我？刘禹锡半生潦倒，但胸怀坦荡，只待风云变换，便看他重整旗鼓！ 刘禹锡又将自己多年对富国安民的思考，写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这封书信集中体现了他的执政理念，其思想核心为“好实蹈中”。“好实”就是求实的精神，“蹈中”就是大中之道。刘禹锡在他创作的政治寓言诗《调瑟词》中，以调瑟比喻治国，反对苛政，注重民生，反映了刘禹锡“功利存乎于人民”的执政理念和朴素的民本思想。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二月，要刘禹锡回京的诏书终于为他带来了重生的光明。谪居朗州的十年，不仅是这个残酷冷血的时代考验刘禹锡意志品质的十年，更是刘禹锡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十年。这十年中，刘禹锡在希望与失望的反复折磨中获得了内心的平衡，通过总结和反思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永贞革新的败因！在他的不惑之年，他对今后的人生该坚持什么、该放弃什么，看得更加格外清楚。同时被他看清楚的，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人。 刘禹锡此刻的心情倒应了“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诗意——皇帝能下决心摒弃前嫌，召回自己和柳宗元等这群兼具贤良才能与坚强意志的人才，在这个人人皆以为大唐日薄西山的时代中，必然要迸发出更加强盛的生命力量。 雷雨江山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 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 （文章转载自：河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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