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档案春秋 [摘要]关于中华最，学术界历来存有争论。中、息二县是华夏大地诞生“县制”最早的地区。由中、息等楚县所显示的“县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县的行政首长由楚王直接任免；其二，县邑代表国家向县民征收军赋，用以组建直隶于楚王的地方兵团(“县师”)；其三，地方兵团(“县师”)可由楚王直接调遣，参加楚国对外争霸战争。由申、息二县发其端的楚县的不断发展壮大，从多方面凸显了“县制”的优越性。根据“县制”的三个特点，顾颉刚先生以楚灭之“权”为春秋“第一县”，缺乏立论根据。息县建县最早，县名最古且无更易，这在中国县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关键词]息县；最古之县；“县制”；权
关于中华最古之县，学术界历来存有争论。笔者以为，申县才是华夏大地诞生“县制”最早的地区，息县是建县后历代相沿不变其名的中华最古之县。
一、息县是华夏大地首批出现“县制”的地区之一
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自夏朝至于明清，已绵延了数千年之久。但从国家的政治体制来看，先后仅存在过两种形式：一是“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即分封制)，二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二者相比而论，后者较前者对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显然比较有利；因此，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作为地方政府机构，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现象。
由夏、商、周的“封建”制，向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中间经历了一个过渡期，此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前221年)。这就是说，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期，至战国之末，始才普及完备。郡、县诞生的顺序，是县先郡后，县高郡低；至战国时期，才逐渐形成郡大县小，以郡统县的局面。
据《左传》所载，华夏大地首批出现“县制”的地区，是在春秋前期楚国的申、息二地，而非楚国和别国的其他任何地方。《左传・哀公十七年》在追述“县制”诞生的历史时，有如下一段记载：“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这段文字道出了两件史实：l．楚灭申、息以为县，是在春秋前期的楚文王时期；2．被楚军俘虏的原申国人彭仲爽，受任为楚之最高军政长官；开天辟地把“县制”创设在申、息二地，是楚文王的杰出之作和伟大贡献。
据《左传》(鲁)庄公六至十四年的有关记载，经分析考辨，楚灭申当在公元前687年一公元前682年间(楚文王三至八年)，灭息当在公元前684年冬一公元前682年(楚文王六至八年)夏。很显然，楚灭申、息为县，是在公元前682年或此前的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段。但申、息建县孰先孰后，抑或同年并立，目前已无法考定，所以我它们统列为华夏大地首批“建县”的地区。
二、从申、息建县和楚县的普及，看“县制”的特点及优越性
楚在申、息建县后，灭国为县成了它的既定战略。也就是说，国家在新占领的广大地区，不再实行旧时的分封制，而以直属于楚王的县邑地方政府代替之。至春秋之末，楚县已增至二十有余国土面积也由最初的“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发展到方数千里。
研判有关史料，由申、息等楚县所显示的“县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县的行政首长(楚称“县尹”或“县公”)由楚王直接任免。
纵观《左传》等有关史籍，春秋时期受任申县县尹(县公)的先后有彭宇、斗班、斗克、叔侯、子培、屈巫(即巫臣)、公子申、王子牟、史老、寿馀等。受任息县县尹(县公)的先后有屈御寇、公子朱、公子成等。县尹由楚王任免，基本不世袭，胜任则留，否则免。这种任免制，使县尹(县公)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听命于中央，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这与分封制下的世卿世禄制迥然不同，它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利于实现王权的集中统一。
其二，县邑代表国家向县民征收军赋(包括赋税和甲兵)，用以组建直隶于楚王的地方兵团(即所谓“县师”)。
有一则史实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据《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94年楚围宋之役结束，班师回国之际，“(左尹)子重请取于申、吕(按：该时申、吕皆已灭国为县)以为赏田。(庄)王许之。申公巫臣日：‘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是以为赋”，即以申、吕两县作为国家军赋所出之地。巫臣认为：国家之所以在申、吕两地建县，主要就是着眼于征收军赋的考虑。有了军赋收入，才可征发县内居民组建起地方兵团以抵御北敌来侵。否则，晋、郑等国的军队就可以直达楚国的心脏地区了。庄王深然巫臣之言，最终拒绝了子重化公为私的非份要求。
其三，地方兵团(“县师”)可由楚王直接调遣，参加楚国对外争霸战争。
楚在建县之前，其军队分王卒与“私卒”两大部分，各由王室领地上的王族子弟和卿大夫封邑上的族人组成。建县以后，由于县内土地和人民归属楚王所有，由国家直接控制，所以由各县税赋所武装起来的县邑军队(“县师”)，就逐渐构成了楚国军力的主导成份。出现在《左传》中的此种地方兵团，有“申、息之师”，“陈、蔡、不羹、许、叶之师”，“繁阳之师”，“上国之兵”，“东国之兵”，等等。有些大县，如陈、蔡、不羹等，“赋皆千乘”，其军力不亚于一个中等诸侯国。这些“县师”，常常由楚王直接调遣，参加对外争霸战争。其中，尤以“申、息之师”出战最多。如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晋攻伐都城，成王派申公斗克、息公屈御寇率“申、息之师”戍守商密(都之都城)；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申公叔侯率师远戍齐地；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申、息之师”组成楚三军之“左军”，参加了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18年(楚穆王八年)，息公子边率师伐陈；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楚用“申、息之师”征讨蔡国，等等(依次参：《左传》僖公二十五。二十六年、二十八年、文公九年、成公六年)。
由申、息二县发其端的楚县的不断发展壮大，从多方面凸显了“县制”的优越眭：第一，它使楚国自春秋前期开始，就迈向了逐渐摆脱旧有分封制束缚的道路，从而为君主集权制这一新的政治体制在楚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楚县的不断增多，大大增强了楚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县邑部队，可以说是构成楚国军力的基础所在。楚国之所以能成为春秋大国争霸战争中的双雄之一，国强百余年而终同晋国平分天下，其主要奥秘就在于“县制”这一新的地方政制所产生的强大生命力。
当然，“县制”这种新生事物，在春秋之楚国，毕竟尚处于萌芽阶段，同后世业已成熟的郡县制相比，还有着不少幼嫩之处。首先，县之长官虽由楚王任免，但也存在少数世袭现象。前后做过申县县公的斗班和斗克，就是父子关系。令尹子文之后，更是多代为郧公(参：《左传》昭公十四年、《国语・楚语下》及韦昭《注》)。斗氏家族虽则一代或数代世袭县公之职，并不等于该县就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可它带有某种程度的封邑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楚县长官多由王族子弟担任，唯彭宇、沈尹戍、沈诸梁等少数人来自异邦异姓，这说明楚县长官的选拔尚带有比较浓厚的血亲任官的性质。再次，楚县尚缺乏后世郡县的监察机制(如秦在每郡设监御史之类)和兵调机制(如虎符之类)，这就使某些身为王子王孙的大县县公，可伺机发动政变，有时容易给中央政权造成颠覆之势。蔡公弃疾利用蔡县兵众发动叛乱，杀死楚灵王，篡位为平王，即是明显的例证。白县县公王孙胜，带兵进入郢都，险些夺取王权，则是又一史证。
“县制”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其成长初期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欠，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我们只能说它不够完美，而不可斥之以贬词。特别是像申、息这样具有发端意义的首批楚县的出现，其诞生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崩溃和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因此，无论怎样估计它们的历史贡献和作用，都不过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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