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升官乱象：斗鸡耍猴 被蝎子咬都能升官（2）

  : 文史天地

上文引用罗隐的诗题目为《感弄猴人赐朱绂》，全诗如下：“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罗隐，唐代文学家，曾十次考进士而不中，后来在浙江一带当过中下层官吏。罗隐正是在多次进京赶考未果的情况下，想到了那个靠耍猴而升官受宠的人，才作出此诗。白居易有诗云：“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题目中的朱绂就是指唐昭宗所赐的绯袍。从白居易的诗中，更可以看出耍猴人官位之高。
也有学者认为“孙供奉”是对那只猴子的称呼，说唐昭宗是把绯袍披在了猴子身上，让猴子当了一回大官。无论如何，唐昭宗的举动都堪称闹剧。
捉蟋蟀升官
斗蟋蟀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赌博活动，其参与者遍布宫廷与草野。蒲松龄在《促织》中描写过明代宣德年间因宫廷好斗促织（蟋蟀），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促织》虽为文学作品，但其内容绝不是凭空杜撰。明代学者袁宏道在《促织志》中说，嘉靖年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
斗蟋蟀既然成了众人参与的赌博行为，自然会有人从中获利，而此时，蟋蟀常常成了抢手货，一些捉蟋蟀的人也因此升官发达了。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指斗蟋蟀），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武弁，指低级武官），闻尚有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宣宗喜欢斗蟋蟀，蟋蟀就成为众人追逐之物，有的地方规定捉蟋蟀和上战场杀敌同样重要，从事两种活动的人功劳一样，蟋蟀捉得好，也可以得到世袭的官职。
逮兔子升官
要说逮兔子能升官，真是少有耳闻，但确实有这样一个人。我们在《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松之注本）中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叫何定，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个奸臣。
何定最初是孙权手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官，担任过“给使”和“补吏”等职。后来孙皓当政，何定就以孙权的旧人自居，向孙皓谄媚，恳求到孙皓身边工作。孙皓是一个贪图享乐、残酷暴虐的昏君，完全没有他爷爷孙权那样的知人之智，所以就同意了何定的请求，让他担任“楼下都尉”，专门负责自己的饮食工作。何定虽不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但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本事可有一套，所以很快得到了孙皓的信任，孙皓在很多事情上对其言听计从。
何定为了讨好孙皓，曾让驻扎在各地的官员物色好狗，目的是用狗逮兔子以供孙皓的厨房之用。一些官员不敢得罪何定，就派人四处寻觅好狗，这期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何定得到了这些狗后，安排士兵出去逮兔子，《三国志》中说：“一犬一兵，养以捕兔供厨。所获无几。”狗是弄了很多，但兔子却不好捉，这一切无疑是劳民伤财，因此国人的报怨很大，都开始将矛头对准何定。但孙皓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何定是个忠诚勤劳的功臣，还给他加官晋爵，用书中的原话说，“吴人皆归罪于定，而皓以为忠勤，赐爵列侯”。
被蝎子咬升官
因为被蝎子咬了就能升官，也堪称奇事。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有一则小故事，读来颇有趣味，其中写道：“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见，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钩其首甚痛，涕泪交并。世宗望见骇异，询其故。乃免冠叩首诡云：‘臣感念圣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两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泪之横集也。’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记名，以知府用。”
上文中的“同知”是一个官名，是知府的助手。这个同知在进京朝见雍正时，官帽中不经意间爬进了一只蝎子，螫得他又痛又痒，他想哭又不敢哭，想动又不敢动（按照规定，在和皇帝对话时摘下官帽是失礼的举动，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只觉得眼泪和鼻涕止不住地往下流。雍正皇帝见他战战兢兢、涕泪横流的样子，就十分奇怪，询问他这是怎么了。这个同知趁机摘下官帽叩头说：“臣两世受皇恩，在此感念康熙皇帝的深厚仁德，因此情不自禁地流泪。”雍正皇帝认为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懂得感恩，知道皇恩浩荡，所以就把他提拔为知府。
以上诸位的升官经历算得上是传奇了，但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却是古代官场上光怪陆离的乱象，当然，这些乱象也仅仅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