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者: 胡可先

　　胡可先郁贤皓教授是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唐代文史研究专家，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涵盖文学与史学的诸多方面。文学方面的代表作为李白研究系列著作，史学研究的代表作有《唐刺史考全编》，文献研究的著作有《元和姓纂》及《四校记》的整理。在半个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郁先生以其宽阔的胸怀和勤奋的精神，辛勤耕耘，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也形成了突出的学术个性。本文就郁先生的李白研究、唐代文史研究与其治学方法诸方面略陈管见。
　　
　　一
　　
　　郁贤皓先生迄今已出版李白研究的著作8部，研究论文60余篇。他研究李白，是从李白的事迹与交游考证入手的，起初发表的一组文章是有关李白两入长安之说的论证。最早的文章是1978年发表的《李白与张交游新证》、《李白诗〈江夏别宋之悌〉系年辨误》、《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接着，在短短的两年间，他连续发表了《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重要论文十余篇。这一系列成果，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为《李白丛考》，198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唐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出版。郁先生在《后记》中说：“弄清李白的事迹和交游，已成为李白研究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郁先生有关李白研究的新创获，得到了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如朱金城在《李白集校注后记》中评论《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一文：“从稀见唐代墓志拓片中，考证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成甫’、‘崔宗之’三者不能混为一人，从而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纠正了历来李白研究者所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这些都足以说明，我国对李白的学术研究，通过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深入，后来居上，在某些方面突破旧说，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李白丛考》的出版，之所以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体上将李白研究向上提升了一步，其核心就在于对李白二入长安之说提出了强有力的新证。
　　20世纪60年代以前，历代研究李白的学者都认为李白一生只有一次到过长安，也就是天宝元年（742）秋奉诏入京待诏翰林，至天宝三载（744）春离开长安。直至1962年，稗山先生发表了《李白两入长安辨》，首次揭出李白两入长安之说。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十年间，并没有产生影响。直至1971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才采用李白“两入长安说”。但由于《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于特定的年代，加以错误较多，尽管采用两入长安说，但仍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两入长安说尚处于沉寂的状态。当然，稗山与郭沫若的说法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其证据不足以及论证方法的粗略是密切相关的。
　　郁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接连发表的《李白与张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论文，证明李白在开元时期确实到过长安，加上已被确认的天宝初年受诏入长安，则有两次入长安。郁先生使两入长安之说由怀疑发展到实证。其证据主要有五条：（1）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有“西入秦海，一观国风”语，表明李白欲离安陆而赴长安。其时李白三十岁。（2）李白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所表现的情怀，再与张九龄所撰《张说墓志》参证，此诗为李白开元中入长安之作，而不是天宝初应诏入长安所作。（3）由李白诗作为内证，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长安的时令在季秋，是从南陵启程的，而开元年间入长安的时令却在夏季。再从离长安后的路线考察，两次也是不一样的：一次是浮黄河，一次是经商州。（4）以李白与好友元丹丘的赠答诗《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三见秦草绿”，证明李白开元年间第一次在长安住了三年。而李白天宝初应诏入长安仅有一年多时间，且当时元丹丘也在长安，不得云“三见秦草绿”。（5）现存李白诗篇中有隐居终南山之作，还有秋冬至春在州、坊州应酬之作，而天宝元年入京即供奉翰林，不可能产生以上作品。
　　两次入长安的经历中，第二次是天宝初年应诏入长安的，古今学者颇为注意，其活动情况也较清楚，而第一次即开元中入长安的活动就很难了解。郁先生在证明李白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后，则进一步考证了李白在长安的活动，将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这一次入长安在开元十八年或稍后一年的夏季，入京的目的是为求取功名，入京路线是从南陵启程。入京以后，一方面隐居于终南山，希望得到皇帝的青睐，另一方面则出入于王公大人之门，以盼引荐。但尽管如此，却因难得知己引荐而入仕无门，只好再下终南山，以抵州。又因为没有找到出路，故而在第二年春天，又回到了终南山。据其《以诗代书答元丹丘》诗有“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句，可确定其在长安居住了三年，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春夏之交离开长安，浮河南下。
　　李白两入长安的发现并进一步被普遍承认，不仅解决了李白生平事迹中的一个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对李白许多重要代表作品的系年必须重新研究，甚至李白的创作道路也必须为之改写。过去的研究者，以李白一入长安为基础，故认为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行路难》、《梁园吟》等诗，都是天宝三载（744）赐金还山后抒发忧愤之作，于是认为李白的创作道路是到了后期才辉煌的。但两入长安说发现并被证实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的这些代表作品，都被证明为开元年间第一次入长安时所作。而这时的很多诗虽然是在长安未被所用而离开后发出的感慨，但因为不是像第二次入长安遭谗而忧愤离京，故情调迥然不同。即如郁先生所说：“李白开元年间第一次到长安不遇而归以后所写诗歌有一个显著特点：既有悲愤的情绪，但又深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出山济世，君臣遇合，施展自己的抱负，做一番大事业。”（《唐风馆杂稿》第247页）基于这种认识，有关文学史长期以来对李白创作道路的定论就必须改写：“李白在奉诏入京以前的开元年间，即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乐府诗，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艺术成就极高。因此，前人认为李白创作道路以天宝三载（744）被赐金还山为界，分前后两期，主要成就在后一时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看法是：如果一定要以天宝三载为界将李白创作道路分前后两期的话，那么，李白前一时期的创作道路已经十分辉煌，尤其是一些旧题乐府诗的代表作《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行路难》等，集中代表了李白前期创作道路的重要成就。”（同上）
　　李白两入长安说的被确定，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李白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安旗先生曾发表了《李白两入长安始末》、《李白〈将进酒〉系年》。安旗与薛天纬教授合著的《李白年谱》，即以此说为基础，对李白两入长安的诗作按年编次，使李白诗文作年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朱金城先生在校注李白集时，对这一成果加以肯定并引用。
　　“两入长安说”的意义还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引起的李白三入长安的争论。在两入长安说的基础上，李从军先生于1983年发表了《李白三入长安考》一文，提出李白在开元中、天宝初两次入京外，还于天宝十一、二载间第三次入长安，并有岐之游。随后，安旗先生修订补充了两入长安的说法，写了《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一文，在李从军考证的基础上，提出另外一些诗篇作为三入长安的证据。但对于“三入长安”的说法，郁贤皓先生持否定态度，并发表了《李白三入长安质疑》一文，对天宝后期的李白行踪进行考索，认为“李白自幽燕之行到宣州之游，其间根本不可能有西入长安、游历岐的时间”。此后，郁先生还撰写了一些论文，对“李白两入长安说”进行补充与完善，如《再谈李白两入长安及其作品系年》。
　　

　　
　　二
　　
　　郁贤皓先生的治学范围非常广泛，学科领域不限于文学，而旁及文字学、文献学与史学，时代方面也不限于唐代，而对唐以前文学都有所研究，其重要成果除李白研究外，还有《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元和姓纂》（整理）、《建安七子集校注》等。
　　《唐刺史考》是郁贤皓先生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标志之作。郁先生在《唐刺史考自序》中也说：“70年代中期，我在从事李白、李商隐等唐代诗人生平事迹及其交游的考证工作时，感到最困难的是：经常遇到诗文和其他各种典籍中出现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等，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仕历，因此无法确定作品的年代，从而难以理清作者的行踪。当时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诗文和各种典籍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地方行政长官：刺史（太守、尹），却无人考订撰述成书。……出于对此研究的浓厚兴趣，我当竟不自量力，不揣谫陋，暗下决心，以承担此项工程为己任。……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撰成了一部有关唐代地方行政长官的著作：《唐刺史考》。”《唐刺史考》198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刊行以后，立即受到海内外的重视，赞美之词、评价文章接连不断。但郁先生并没有止步，还在不断搜集资料，进行订补，于是又经过了十余年全面修改与补充，于2000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唐刺史考全编》。该书是一部兼有文献、资料与工具价值的学术著作。从《唐刺史考》到《唐刺史考全编》，体现了作者十余年的学术进程。该书至少体现出三个方面的价值。其一是史学研究价值。首先从宏观方面对于唐代州郡的沿革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其次对州郡长官的任职情况，特别是年限作了缜密的考证。其二是文献研究价值。举凡唐代州郡长官任职的众多资料都汇聚其中，从事学术研究者，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研究文学，或者唐代其他领域，阅读这部书，都会得到很多能够进一步研究的资料线索。其三是文学研究价值。唐代诗人中，有不少人做过州郡的长官，他们的这一段仕历，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考证。唐人的交往诗中，有不少是与州郡长官往还的，而且只言官衔，不称名字，本书对这些诗作做了认真的研究，对诗中的人名尽量坐实。也正因为这几方面的学术价值，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美国，都有不少学者专门撰文予以评介，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与《唐刺史考》堪称姊妹篇的，则是《唐九卿考》。该书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该书广搜博取历史文献、金石拓片、佛道二藏、诗文集部、方志别乘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唐代近三百年的九寺正卿与少卿详加考证，对九卿的沿革、职能、品级、编制、职权、属官、别称及其与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的关系也进行梳理阐发，成为唐代文史研究填补空白之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郁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叙述撰写过程时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考证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的“卫尉张卿”是谁，曾遍稽典籍，终于《曲江集》卷十八《张说墓志》中找到一段话：“长子均，中书舍人；次子，驸马都尉，卫尉卿。”张九龄此文写于开元二十年，可证张开元十八年至二十年时正在卫尉卿任，于是写了《李白与张交游新证》。“当时我就想：唐代职官的工具书已有《新唐书・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方镇年表》，当时笔者已在从事《唐刺史考》的工作，如果有一部《唐九卿考》的工具书，岂不是给学人查稽九卿带来极大的方便，可以免除遍稽典籍之苦？于是自此以后，我就对唐代九卿的资料加以留意，在从事《唐刺史考》工作的同时，凡在史书、集部、野史、杂录、金石、方志当中，遇到唐代九卿的资料，都做成卡片。”与《唐刺史考》比较，此书则更显其特色：《唐刺史考》有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劳格《杭州刺史考》以及《嘉泰会稽志》等宋元方志的刺史题名为基础，《唐九卿考》则完全是一空依傍，白手起家，没有任何系统的文献史料和前人研究做基础，史料的搜集与考辨的工作自然备加繁难。而且，这九个部分，分布面广，官员众多，变动频繁，任免远较台省官复杂，牵涉面较仆尚丞郎、节镇刺史更广。所以当唐五代文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九寺卿监的考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学术追求更彰显了此书人无我有的特殊学术价值。“这类研究将大量同类性质的史料加以集中排比，易于发现不同记载的矛盾抵触之处，而这是专门从事某一典籍校勘所难以做到的，因为很少有人专门为某人姓名、职官等零碎问题而遍稽典籍。相信书中的具体成果将会被广大唐代文史研究者广泛采用，而著者谨严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也将成为后学的楷模”（陶敏、李德辉评《唐九卿考》，载《唐研究》第10卷）。
　　郁贤皓教授另一部著作是《元和姓纂》的整理与校订。《元和姓纂》是唐林宝所撰的大型姓氏书，对研究唐代人物极为有用。然原书散逸已久，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近人岑仲勉又作《元和姓纂四校记》，颇有益于学界。然二书分刊，利用不便。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约请郁贤皓先生承担整理的重任，郁先生又与陶敏教授合作，并由著名学者孙望先生审订，经过多年努力才告完成。据该书合作者陶敏先生撰写的《后记》：“1982年3月，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函约南京师大郁贤皓先生对《元和姓纂》一书进行整理。由于在研究工作中深感《姓纂》及《姓纂四校记》对研治唐代文史的重要性，郁兄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傅璇琮先生之所以约请郁先生担任这一工作，主要原因应该在于对郁先生李白研究的了解而确认其适合担任整理工作，因为傅先生在《唐刺史考全编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与郁贤皓先生初次相见是1982年4月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但在这之前，我们已有文字之交，早在1980年即已开始通信，那时我对他的李白研究之创新见解就甚为钦佩。”本书的整理，旨在完全保存《元和姓纂》和《四校记》的原貌，不作增删改正，这样在文字句读标点方面就异常困难。而著者在如何保存两书原貌、如何标点、如何分段、如何校勘、如何处理岑校的错误五个方面都作了不懈的努力，成为迄今为止将《元和姓纂》和《元和姓纂四校记》合而为一且很方便研究者使用的极为精审的定本，洵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资料书与工具书。
　　
　　三
　　
　　郁贤皓先生不仅以其宏富的成果与崇高的地位享誉国内外学术界，更在其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嘉惠士林，沾溉后学。因而探讨与总结他的治学特点与学术范式，对于21世纪的唐代文史研究具有进一步推动作用，更会对后辈学者在研究内容与治学方法上的推陈出新有所启迪。
　　（一）以小学为基础，进入唐代文史研究领域
　　与大多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的学者不同，郁贤皓先生的前期学术背景是小学研究。只要我们翻开《辞海》就知道，郁先生是《辞海》编委及语词分册的主编之一。郁先生的前期学术经历是这样的。他1933年生于上海，1957年24岁时以调干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1年留校任教，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徐复先生，钻研训诂学名著，打下了较深的训诂学功底，并逐渐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学风。1963年，郁先生在上海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并撰著《建安七子诗笺注》。是年8月，郁先生回校即被调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1973年国务院要求恢复修订《辞海》，郁先生作为语词分册主编之一，又承担“示部”至“羊部”约6O万字的撰写修订工作。在此以后，郁先生就逐渐在李白研究方面打开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方面得力于修订《辞海》时对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典籍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和系统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从事训诂学研究重证据、重溯源的精神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得到了用武之地。而学术研究的转向，研究对象的由博返约，再由约转博，都是郁先生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他学术个性得以发挥的重要契机。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历史学研究与训诂学结合的特点，不仅在先生编选的《李白选集》、《李杜诗选》、《历代名家精选集：李白集》中体现出来，更在《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元和姓纂》（整理）等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
　　

　　（二）从考证入手与交游着眼，探讨文学研究的新问题
　　郁先生在谈到自己的研究经历时说：“70年代初我就将李白研究作为研究课题之一，并决定从对李白生平及其交游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着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唐刺史考全编》，第7页）建国以后至70年代末期的李白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对于相关成果进行检讨，也发现有不少缺憾：对李白生平事迹中的许多疑点仍然未能解决，对两入长安的叙述也缺乏足够的依据，对李白的交游大多缺乏考证等。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对李白及其交游的各种史料缺乏认真深入的稽考，故而郁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将李白作为研究课题之一，并决定从对李白生平及其交游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入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点和难题，在深入细致地阅读李白作品与相关史料中寻找问题与解决问题。郁先生还曾谈到自己的读书经历：“研究李白，当然首先要熟读李白的诗文作品，在这过程中，我对每篇诗文都做了一些札记。同时，将李白诗文中提到的人物，全部制成卡片，并将姓名按四角号码排列编制成索引，将卡片装订成活页册。然后认真地阅读各种资料，从唐人别集到各种笔记，从姓氏书到宋元方志，从佛藏、道藏到石刻拓片，一旦发现有关李白及其交游的材料，立即写进卡片中去。……边读书，边研究，有了心得就写文章，这是我的基本研究方法。”（《唐刺史考全编》第260－261页）有了问题意识，然后进一步发现问题，竭泽而渔地搜罗相关问题的材料，寻找彻底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就是郁先生进一步致力的方向。孙望先生在《李白丛考序》中谈到李白研究时说：“诸事不追究也罢，一追究则必枝节横生，问题层出；而且往往彼此连锁，要解决此一端，必先搞清彼一端，而要搞清彼一端，就又得牵扯到另外一些事上去。难题一连串，终于令我望而却步了。贤皓同志的读书态度却非常认真，他曾几次和我谈过他的主张：有问题，必追究。”久而久之，求实求新就成为郁先生李白研究的一贯追求。
　　（三）全方位地利用文献与文物资料，以坐实自己的学术结论
　　郁先生说：“考据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犹如大海捞针，有时翻遍典籍也找不到所需的材料，那就得从石刻拓片等多方面去寻找线索。”（《唐风馆杂稿》第263页）他考证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就是典型的例子。《李太白全集》中存有酬赠崔侍御之诗十首，郭沫若将“崔侍御”定为是崔宗之，并言其名成辅，所据为《旧唐书・李白传》言崔宗之由左司郎中贬为侍御史。郁先生从中发现了问题，即唐人称“侍御史”为“端公”，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才称“侍御”，二是郭氏称崔宗之名成辅无据。因而怀疑“崔侍御”即《李太白集》中附于《酬崔侍御》诗前的《赠李十二》一诗的作者“摄监察御史崔成甫”。但这在文献当中，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故郁先生就在石刻拓片当中寻觅证据，所得两条：首先在《千唐志斋藏石》拓片中找到了崔宗之四兄崔宜之墓志，证明崔宗之名宗之，不名成辅，排行非第四而是第五，以确证李白诗中“崔四侍御”非崔宗之。其次，从北京图书馆藏墓志目录和拓片中找到崔成甫之祖父、父母、伯母、弟妹、两位同祖从兄的墓志，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因而写成了《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以断定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为崔成甫，而非崔宗之。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到李白与崔成甫交谊很深，是李白一生交游中重要人物之一。李白对他受权奸迫害的遭遇十分同情，这也正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平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过去的研究者忽略了这个人物，应该说是李白研究中的重大损失。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个人物，可以进一步了解李白的生活态度，对朋友的深情，对权奸的愤恨，对受害者的同情等等，这些都应该是研究李白的重要材料。由此可见，郁先生的考证并不是从材料到材料，而是注意到材料的综合与多方面的学术途径，从较多的层面发前人未发之覆。对于郁贤皓先生运用材料的特点，孙望先生在《李白丛考序》中曾说过：“凭借碑志以考核人事，自是很好的办法，但这只是贤皓同志资以考证的一个方面。此外，随着问题性质的不同和资料情况的不同，他还采取多种途径去求得疑难的解决：从诗文中去寻找内在关系，从历史背景上去找外缘关系，或从时间、地点、官衔的异同上去找线索，或从亲朋交游、离合聚散上去作推敲，也有的时候从版本校勘上去寻求旁助，等等，途径是多方面的。”
　　（四）微观综合研究的具体实践
　　郁贤皓先生在总结多年的研究经验时，提出“微观综合研究”的方法，撰写了《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一文，成为唐代文史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笔者在为《唐刺史考全编》撰写的评论中曾对此有过论述：“最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成为长时间的热门话题。从大的方面看，又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宏观研究，一种是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侧重于理论问题的探索，微观研究侧重于文献资料的考据。且二者处于对立的态势。从事宏观研究者认为微观研究劳而无功，从事微观研究者又认为宏观研究大而无当。其实，我们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于近十余年的学术研究作一番审视，就会觉得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偏向。……《唐刺史考全编》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辟了微观综合研究的新途径。”（台湾《书目季刊》第35卷第2期）这种新途径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实施的。首先，将微观研究作为综合研究的基础。郁先生以为，从事唐代文史研究的学人对宏观研究感兴趣，而对具体史料与具体作品的微观研究不太重视，往往流于简单粗疏。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深入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结论。反之，微观研究的粗疏，也可能导致宏观研究的差错。其次，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以补史书之阙。再次，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以订史书之误。最后，运用出土贞石资料与存世文献参合对照，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这种指导思想，贯穿在他的《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及李白研究等重要的著作中。也正因如此，郁先生在治文学的时候，就具有史学的眼光和识见，能对唐代史料作细致深密的考察与审核；在治史学的时候，也不断在文学家的诗文中挖掘材料。正因为他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努力创新，才使得自己能够写出具有传世价值的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卓然屹立。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宛溪霜夜听猿愁，去国长为不系舟。独怜一雁飞南海，却羡双溪解北流。高人屡解陈蕃榻，过客难登谢楼。此处别离同落叶，朝朝分散敬亭秋。
　　（李白《寄崔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