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学术中国 “旧新社会史[OLD NEW SSOCIAL HISTORY]”与“新旧社会史[New Old Social History]”：因之，一位杰出的社会史家（查尔斯・梯利）把他的史学模式与另一位杰出的社会史家（劳伦斯・斯通）的区别开来。回顾这一流派的历史，人们也许会受骗，加上某些额外的“旧的[old’s]”和“新的[new’s]”字眼，以便适应那自从詹姆斯・哈维・鲁宾逊宣告“新史学”来临以来出现的几种类型。
即使在1912年，当鲁宾逊发表那份宣言的时候，“新史学”也是一点不新的。旧史学的堡垒，《美国历史评论》，在1898年刊行了一篇题为“新史学诸特征[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的评论，赞扬为卡尔・兰普勒希特所践行的“新”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其本身也不是那么新的，雅各布・布克哈特论文艺复兴的经典著作几乎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问世了。兰普勒希特的新史学并不全然是布克哈特式的；鲁宾逊的也并不是兰普勒希特式的。但是，它们彼此，且与新史学的后续版本有着许多共同点，因为它们全都抛弃了旧史学的基本前提：历史的正当主题本质上是政治的，历史著述的天然模式根本上是叙述的。兰普勒希特的“源始”模式，强调了原因而不是叙述，预兆了今日备受宠爱的“分析”模式[analytic mehod]。“普通人”的历史学，将省却掉历次战争和历朝“微不足道的细节”，而利用“人类学家们、经济学家们、心理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的研究结果，鲁宾逊的这一主张至今仍是新史学的议程。
英国有着它自己的奠基人，J・R・格林在他的《英国人民史》(1877―80)中，声言要把“英国人民”而不是“英国诸国王或英国的历次征服”作为历史的主题，而且比起西班牙无敌舰队来，更为关注伊丽莎白女王的济贫法，较之詹姆士二世党人的主张，对卫斯理宗要更有些兴趣。此后不到半个世纪，威尔斯以《世界史纲》的形式，宣布了一种非维多利亚式的且不虔敬的新史学版本，在此版本中，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世界历史的”形象被发现是昂首阔步于历史之巅，活像“一只粪堆上的小公鸡”。坚决地使历史民主化，且又揭穿它的真相（“祛魅”,马克思主义者将会说的），威尔斯把他的历史描绘为一切国家、所有阶级、“整个人类所共有着的冒险”。他乐于公告道，他的书不仅仅是关于普通人的，它是专为普通人的，普通读者的――作为证据，他引证道，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它售出了超过200万本。尽管绝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对威尔斯不屑一顾，正如他蔑视他们一样，但是他们不能无视他的著作或其论点。卡尔・贝克尔（他本人常常自称是一位新史学家）在《美国历史评论》上评述《世界史纲》时，坦言威尔斯的“新史学”就其体会而言是太新了，太执着于依据现在标准来判断过去――确切地说，按照威尔斯对未来的看法，当“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世界联邦[Federal World State]”来临之际，未来将被引领入一个真正民主的且普遍的时代。如果那一预言现在看起来是离奇有趣的，那么威尔斯的其他一些幻想已经实现了。在1900年，他提出了一份人类史学“计划书”，它将考虑到所有的社会变迁力量：生物的、人口的、地理的、经济的。后来，在其自传中，威尔斯说到，如果他是一个亿万富豪，他将设立“分析历史学教席[Professorships of Analytic History]”，以资助新型的历史学家们――“人类生态学家们[human ecologists]”。
正如已发生的，法国已经开始出现了新的一代。《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于1929年，针锋相对于支配着学术机构的政治和外交史家们――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正如他们被蔑称的那样。当《年鉴》从斯特拉斯堡迁址巴黎的时候，那一绰号消去了些锋芒，在巴黎，它的编辑之一（马克・布洛赫）加入到巴黎大学教员行列，而另一位编辑（吕西安・费弗尔）则进入了法兰西学院。随着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之争后的逐步立足，年鉴作家们获得了一个有力的机构基础，在费尔南多・布罗代尔主编之下，杂志成了法国，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刊物。它业已被证明是非常革新的。彻底超出了更为传统的经济与社会史形态，现在它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甚至符号学和语言学那里，得到了它的主题和它的方法。
当美国人已经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新史学模式――计量经济学和计量史学的，黑人和族裔的，女权主义者和性别的，精神分析的和民粹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他们海外同行的许多影响。也许可以发现到，一个规模庞大的历史学家代表团，每年或者是每个休假年都要去巴黎朝圣，以便从主人那里得到指示。其他人去英国寻求启示，特别是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后者的工作已经被用来强化激进史学的本土传统（以鲁滨逊的学生和同事查尔斯・A・比尔德为代表）。因而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了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范式；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各类“原始叛逆者[primitive rebels]”的概念被当作城区黑帮的原型；佩里・安德森的“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讨论的起点。
如果新史学，正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并非如它的某些年青狂热者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新的，那它也亦非如它的批评家们假定的那样是旧史学。旧史学、传统史学，吸收并使其自身与新史学相适应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确实，即使在新史学出现之前，旧史学也从未像常规所认为的那样是同质的或过分简单化的。德国史学成功地既为布克哈特也为兰克，既为文化史也为政治的和“科学的”历史，留出了地方。英国的辉格史学，自伯克和麦考莱以来，涉入诸多范围和形式，包括一些值得注意的非辉格类型。他们的法国同道，甚至有着年鉴作家们都钦佩的一种精神上的宽宏和自由。新史学家们的抱怨之一是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抛弃了基佐、梯叶里和米什莱的宏大传统。伟大的美国经典也不只是政治编年史的。班克罗夫特的史学不仅是杰克逊民主政治的一曲赞歌；它也反映了他对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偏爱。帕克曼的“美国森林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orest]，当他如是命名他的这部关于大西部[Great West]的著作的时候，是与任何新史学家的著作一样，植根于人类学、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荒野，如同地中海是布罗代尔的英雄一样，无疑也是他的英雄。
因而，新史学比人们也许认为的要旧些，旧史学也并不是那么旧的。但是所谓的无可否认的新，是新史学的胜利。在历史学界，总体上，新史学现在是新的正统。这并不是说旧史学不再被书写了。政治的、宪政的、外交的、军事的和思想的历史继续被某些杰出的资深历史学家们，甚至是某些锐意进取的年青历史学家们书写着。（尽管更常见地，是旧史学根据新的传统而被重新书写。从而，政治史被定量化、社会学化，思想史――观念研究――被转变为心态[mentalité]史――大众信仰与态度的研究。）然而旧史学，如果不是完全被取代了，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是被移置了。昔日处于这一行中心的，而今身在边缘。过去所用来定义历史学的，今日则是历史学的一个注脚。
本着共同掌权的精神，一些历史学家（旧的与新的同样）争论道，全部这些都是有着微不足道的结论，只要是一种容忍的心态占着上风，只要每个历史学家能“做他自己的事”――或者，正如老话说的，“走他自己的路去天堂”。其他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更为愤世嫉俗的态度，贬低新史学至今仍是另类的学术时尚，一旦新鲜感褪去，或者某些更为冒险的新人通过反叛他们的前辈来彰显他们自己的权威的时候，它就会消失殆尽（在学界，这被称作修正主义）。事实上，这股特殊的时尚已经幸存了好几代，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更不易改了。到如今，有了不知晓其他种类的史学且不能进行别种史学研究的历史学家――严肃的，名声显赫的，老资格的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而言，新史学已经失去了它那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承认对那一流派本身没有什么合法的批判，至多是对历史学本身。例如，对于论辩计量史有一种抬高方法于实质之上，允许用统计学来界定本学科的趋势，他们答复道，这与宪政史没有什么不同，后者是把它的主题从所有的可资利用的文献中抽了出来。社会史被指斥为是很容易就不当地牵扯到日常生活的琐事，对此，他们通过指出构成诸多政治史的仍然是那单调乏味的密谋作了回应。这一点，我们被告知，并非新史学或旧史学，而是好的历史学或坏的。
对此问题，这是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谁能拒绝对好的历史的诉求？谁能否认在旧史学中有许多坏的历史，而在新史学中有许多好的呢？谁会那么粗野，以致重挑起昔日的争端，并抵制着和睦相处的召唤呢？的确，谁呢，也许除了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发现那些观念不是那么容易调和一致的，那些重要的问题依然处于未被解决的危急关头，两种史学模式反映了与不同历史概念等价的主题与方法上的差异，而且新史学有着重要的内涵，不仅对于史学史，也同样对于观念史。
本书诸章论述新史学和旧史学的种种模式、方法或观点。它们证明了一种看起来似乎与“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单一性相矛盾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甚至也许看起来蔑视着标记“新”和“旧”。然而由于所有的多样性和限制条件都包含于它们之中，各种类别有着无可否认的现实性。它表现于普通用法中。“新史学”已经成为公认的缩略语，用于也许彼此间并不一致，但各自地且共同地都代表着对传统史学的一种挑战的史学模式。
仅仅因为新史学在今日学界中的支配地位（“霸权”，新史学家们将会说的），这一挑战就是严重的了。确实，处于支配地位这一事实，对本书论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得出如下观点：这一争端不在于新史学本身，毋宁说是它已经担当的那一决定性的角色，以及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提出的高傲的主张。没有任何人能――肯定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研究从1557年到1572年间巴黎民众的不安；或者从1887年到1895年间古巴的流浪汉、乞丐与盗匪；或者从1648年到1870年间中欧制造业中妇女的工作；或者18世纪哈布斯堡君主国中的身高和营养。但是正如近来发生的，当这些构成了并非《社会史杂志》而是《美国历史评论》的全部内容（书评除外）的时候，并且当《评论》的编辑和编委会在这类文章中――的确，没有把它们认作从属于某个与众不同的派别――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的时候，人们也许会发现到反思并关注的理由。
社会史，新史学的这一类别，是本书起始章节的主题。“撇开政治的历史”是几乎半个世纪前，G・M・屈威廉描述社会史的方式。这一用语现在是被轻率地使用着，但是它特征化了一种史学模式：不是忽视了政治，就是把它放逐到“副现象”领域，或者认为只有当它已经被转化为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当那么一种史学自称是“总体”史，乃至历史学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和高级的形式的时候，个中内涵就是极为重要的了――不仅仅对于史学著述，而且对于历史学家的既是政治之主题又是史学之主题的政治的和人的概念。
论“新史学”的这章聚焦于计量史学和心理史学，每一种都呈现出它自己的那种决定论和方法论问题。“两个民族或五个阶级”描述了在社会学史学中的一次操练，并且把这类史学的抽象性和样式，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的“道德想像[moral imagination]”相比较。“小组 [The ‘group’]”论述的是颇具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它的共产党渊源，它的意识形态承诺与修正主义策略，它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及新史学的关系。
接下来诸章中的两篇文章分析了新史学特有的著作和主题。第一，讨论社会史，仔细考量了那一流派的两位奠基人的观点，并且反思它的当前状况。第二，展现两位第一流的英国思想家的心理史学诠释，他们起着该种方法本身的个案研究的作用。第三，比较近来研究法国和英国的历史著作，判断新史学假定的受害者之一，叙述史学，也许依然没有像有时被宣称的那样不复存在了。
新史学的对照物，普遍被认为是“辉格史学”，后者显然在主题上是政治的，而在形式上是叙述的。“现在谁读麦考莱？”指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政治派系的历史学家，托利党徒[Tories]、激进派[Radicals]，和辉格党徒[Whigs]，共有着如下观点：人的历史首要的是他的政治遗产的故事，特别地，英国史是“自由主义谱系”的故事。“历史与进步观念”追溯了一个常常与辉格史学相关联，但实际上是一长串思想家们的特性的观念，这些思想家们在什么构成进步上意见不一，但都赞成某些进步概念通过把过去和现在、未来纳入到一个连续统中以赋予历史意义是必须的。“历史言之有理么？”暗示着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不仅仅来自新史学：保守主义哲学家米歇尔・奥克肖特在这一点上是比尼采要更加激进的，而尼采比奥克肖特要更加辉格主义的；因为尼采的历史女神通过向我们现在所关切的言说懂得了过去，反之奥克肖特的则是一位因过去本身是死的而不能“言之有理”的被深深眷爱着的女主人。
……
1987
作者：[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译者：余伟
（[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4月，36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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