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党的文献 兼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周恩来和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活动
2002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录了万余件苏联时期的解密原始档案，涉及到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第14卷专题为"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一）（1924年7月至1939年12月）"。前言说：登记簿是由苏共中央秘书局的工作人员执笔完成的。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开始，至30年代末，将这个时期到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人物---苏联党政军的领导人、著名学者、普通工作人员以及国外党的领导人等---逐一作了登记。
在这册来客登记簿中，1930年7月21日来客登记如下：
1、李维诺夫同志，14点；
2、克列斯廷斯基同志，14点30分；
3、米弗同志，16点30分；
4、斯特拉霍夫同志，同上；
5、苏同志，同上，18点离开。①
米弗、斯特拉霍夫、苏三人同时被召见的记录，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中共党史研究者都知道，瞿秋白曾用过化名"斯特拉霍夫"。查该卷，以该名登记的仅此一处。1928年7月17日，瞿秋白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六大，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后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他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及在大会上的发言都用了"斯特拉霍夫"这个俄文化名。此后他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书信中，及在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开展中国革命的两年中，便经常使用这一化名。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参与了由米夫负责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因此，有理由判定这里的"斯特拉霍夫"就是瞿秋白，"米弗"就是米夫。该《选编》译者把"米夫"译成了"米弗"，可能是由于不知道国内党史文献中的通用译法。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26日，米夫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的工作，由他提出的《中国问题提纲》（又被称为"米夫提纲"），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讲中，多次提到"米夫提纲"。米夫由此声名鹊起，成了共产国际里的"中国通"。1928年6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此后便经常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或是参与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在该登记簿中，除了1930年7月21日这次召见登记记录之外，在1928年2月15日、1930年5月25日及同年7月18日也留有"米弗"的登记记录。米夫当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这四次召见前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非常时期。1928年初，是处在瞿秋白盲动错误刚结束及中共六大召开前夕；1930年5月至7月，则是李立三的一系列冒险活动从膨胀到发展至顶峰的阶段，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乃至共产国际之间意见分歧越来越尖锐的一段时期。在这两个非常时期，米夫可以说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关键人物。1930年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斯大林、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前述由米夫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经审议，建议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之内对决议再作修改。① 1930年7月21日的这次召见，恰好是在三天之内的最后一天。所以，斯大林的这次召见，是以米夫为主的，他的名字自然放在了第一位。
"苏"这个名字，在该登记簿中，仅见此一处。查阅中共党史文献，也不见有人用过此化名。但笔者发现，周恩来在1960年7月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曾说过一段话："我一九三○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现一般译为书记处---引者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② 这段话正好与登记簿的记载吻合。1930年3月初，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同年7月5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向大会表示祝贺，并应邀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7月16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虽然关于周恩来见斯大林目前仅见这一条记载，但以周恩来当时的身份和活动，也足以为证了。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该登记簿中的米弗、斯特拉霍夫和苏，就是米夫、瞿秋白和周恩来。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根据这个决议，李立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与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6月12日，中共中央致信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转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要求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③
6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看到6月11日决议案之后认为不妥，提出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应该停发这一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坚持发出这一决议。6月20日，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说："在你们代表还在那里讨论时，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快有决定时，为什么不可以等国际决议，而先发这一决议在支部中去讨论，使其赞助你们的决议呢？"④ 提出："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目前不发表决议的建议，那么请你们就此问题请求共产国际来解决。"⑤
① 张秋实：《共产国际、瞿秋白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3期。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35、136页。
④《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回信共产国际远东局，表示不能接受远东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认为"如果停止这一决议的发出，便是放弃对革命的领导"。6月25日，中共中央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通报了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之间的争论，说明国内"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要求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①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紧锣密鼓地讨论、制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以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报告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 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并请"通知恩来、秋白诸同志速归"。② 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还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前文已述及，斯大林、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由米夫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经审议，建议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之内对决议再作修改。
三天后，即7月2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米夫，同时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一并召去谈话。从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的登记看，这次会见从16点30分开始，至18点离开，有一个半小时。谈话的内容，主要应是修改后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此外，根据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共六大以来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状况。斯大林在听了周的汇报之后，非常重视中共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并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③ 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就是国内党史文献资料中常提到的"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这个经斯大林认可的决议中，共产国际仍认为中共中央"有着一般的正确路线"。④
7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的英文文本。⑤ 可能是考虑到要对这份篇幅很大的决议进行分析并对它提出意见需要一定时间，国际执委会没有据此对刚刚通过的而且是经斯大林认可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再作补充修改。直到7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方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认为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⑥
而此时在国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已进入高潮时期。1930年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全国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李立三在发言中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和情形；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⑦ 会议对周恩来还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清楚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和实际情形，客观上应负政治上的责任，必须对他进行坚决斗争。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②《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108页。
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87页。
④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⑤ 张秋实：《共产国际、瞿秋白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3期。
⑥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1921.7-1937.7》（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4页。
⑧《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88页。
针对中共党内特别是党的核心领导机关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分别发去指示电报，表示坚决反对在大城市举行罢工和暴动，另一方面决定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去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精神，纠正中共党内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8月上旬，周、瞿先后动身回国，并先后于19日和26日回到上海。
从上述考察分析看，7月21日斯大林召见米夫、周恩来、瞿秋白，并不是要谈中共中央的6月11日决议，就是说，谈话主要并不是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而进行的。而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也不是专门为解决中共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制定的。然而由于该决议的形成有斯大林的参与讨论和修改，也可以说反映了当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和意见。因而它也成为周、瞿回国后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指导性文件。所以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7月30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复电中，对"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提出了批评，并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但直至8月25日它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仍说共产国际以前"制定的所有决议和指示仍然有效"。① 再者，瞿秋白在召见之列，说明他这时虽然已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但并没有因此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这是这次召见后不久共产国际能够派他和周恩来一起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到国内之后，分别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同时筹备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国际关于停止在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 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并说"中央即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② 9月24日-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的报告》，瞿秋白作了《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议案，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应该说，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这也是后来我党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出的一个评价。③
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332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6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1页。 （梁化奎/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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