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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回鹘文的创立与使用，加强和巩固了维吾尔语在天山南北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从而为促进塔里木盆地居民的维吾尔化做出了贡献。不过，这种文字在蒙古高原创制之初很少使用，作为通行文字，那还是840年回鹘西迁以后之事。从9世纪中期直至15世纪，回鹘文在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得到广泛的使用，19世纪末以来这里相继发现的为数丰富的回鹘文文献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13至15世纪间，统治新疆、中亚乃至东欧诸地的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帖木尔帝国也都曾采用回鹘文作为官方文字。例如现存金帐汗国时代的《铁木耳库鲁特扎令(Tämir qutluγ yarlïγï)》、《托赫塔迷失扎令(Toqtamïš yarlïγï)》等就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在帖木尔帝国时代许多用突厥语写成的伊斯兰教内容的著作都用回鹘文重新抄写过，如11世纪著名的回鹘文学著作――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就在这一时期被人们用回鹘文抄写过。阿合买提・优格纳克的《真理的入门》也在1444年由撒马尔罕人用回鹘文抄写。
三、回鹘式蒙古文的创制
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蒙古人于13世纪初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即所谓的回鹘式蒙古文，又称老蒙文。
如所周知，蒙古本为兴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兀儿史记・塔塔统阿传》称其素无文字，“处理万事，徒资唇舌，使命往返，必口受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9亦曰：“鞑靼亦无文字，每调发兵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画，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后来回鹘文虽传到漠北地区，但并未对那里的蒙古人产生应有的影响。南宋孟珙《蒙鞑备录》即谓蒙古人“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两当为西之误）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17]说明当时由西域传至蒙古高原的回鹘文字仅仅在商业活动中有所传播，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并未引起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的关注。
尔后，随着蒙古各部的统一，力量的壮大和地域的扩张，与周边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前那种“刻木为契”的旧传统已完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回鹘文悄然步入蒙古宫廷。从前引《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的记载来看，蒙古贵族对回鹘文的接受始于1204年。当成吉思汗灭乃蛮俘获塔塔统阿时，还不知道印章有“出纳钱谷，委任人材”的用途，通过塔塔统阿，印章制度才在蒙古社会生活中逐步得到应用与推广。当时蒙古人已通过金朝降人对回鹘文有所了解，当成吉思汗获知塔塔统阿熟知“本国文字”后，“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这里的“畏兀字”即回鹘文，“国言”即蒙古语。以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这种特殊的结合方式后被称作回鹘式蒙古文。元成宗时，蒙古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对这种回鹘式蒙古文字体加以改造，归纳整理了蒙古书面语语法，使这种文体更加完整和规范化，并且传播使用到今天。
蒙古语与回鹘语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不但在类型学上同属粘着语，而且彼此有大量的共同成分，尤其在语音系统上是很接近的。所以，以回鹘文拼写蒙古语是比较方便的。这应是蒙古贵族接受回鹘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回鹘式蒙古文文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流播甚速，“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儿书”。[18]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对蒙古人使用回鹘文的情况记载道：
畏兀儿居住在南面的山中，蒙古人使用了他们的文字，于是，他们便成了蒙古人的主要书记官，几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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