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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腾讯网 [导读]1601年，苏州工人与市民发动“织佣之变”，这次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
一：重税引发晚明江浙城市广泛民变
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点是苏州玄妙观。愤怒的工人与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如乌云般聚集。一连三日，不呼而集者万人。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六十人之首脑葛成，一位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率众誓神，一呼而万人响应。
六月初六，民变者如山川奔腾般涌上街头，史称“织佣之变”。上午，民变者在灭渡桥捶毙正向卖瓜卖米者征税的参随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之后分别冲向阊、胥二门，四处殴杀税官，乃至缚而投之于河。
明神宗迫于严峻形势，以“抚”为基调，温柔结案：“苏州府织房机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只破起衅之人，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只收监领头者葛成，不及其余。而葛成在关押13年后，经巡按御史房壮丽特请矜宥，被释放回乡。出狱后，吴人敬之若神圣，尊称为“葛将军”。一场因抗税而起的民变，至此以较和谐的结局收场。
苏州之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万历间，因连年用兵和大兴土木，出现严重财政危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先后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从此中官四出，荼毒天下。不数年间，钞关遍布大江南北，运河、长江沿岸尤甚，造成重征叠税。税使所至，害商扰民，搜刮民财无算，且形成由地痞恶棍集合、披着税务外衣的黑恶势力，各地城市与商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工商业倒闭者甚众。
猛于虎毒于蛇的矿税苛政，终于在全国各地城市广泛引发民变。除了1601年苏州织佣之变，此前还有1599年临清万人抗税，此后还有1602年苏松地区机户官文以揭帖“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劫掠骚乱，1603年杭州机户大规模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临终遗诏罢除矿税才告一段落，但因大饥荒等而起的农民暴动，又接踵摩肩，明朝终于覆灭。故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乾隆帝也评论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马歇尔法官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1601年的苏州民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伦理话题：当税收这种关系民生至要的国之重器被滥用时，抵制甚至抗击“恶税”，便会成为在人民中达成共识的正当防卫，进而激发民变。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学者巫仁恕有系统研究。他认为，晚明因抗税而起的民变，乃是一种“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概念，源于查尔斯・蒂利，主要泛指人们为追求共同权益而集聚的行动)。引发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和农民叛乱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有时也跟贫富差距、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族群冲突有关。但城市集体行动与农民起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城市百姓的抗争，容易安抚，因为他们通常还能勉强生存，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农民，一旦起义，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风暴。简单地说，城市民变虽有抗争，并不颠覆，“他们反官员，但不反皇帝。”
在我看来，晚明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已然内含公民不服从的兴味。所谓公民不服从，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约有三个源头―――苏格拉底、梭罗、马丁・路德・金，而在罗尔斯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归流。依照罗尔斯的定义，公民不服从，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一般而言，公民不服从有两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直接的公民不服从是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如上文提到的杭州机户罢工及逃亡；间接的公民不服从则是不但违反要抗议的法律，而且通过违反其他法律来引起社会注意而表达自己的抗议，如苏州民变中人们使用暴力手段，殴打乃至杀戮税吏、税棍，违反的已不只是税法而且是刑律。
风可以吹起一片枯叶，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而公民不服从的力量，可以缓，也可以急，为政者须深思。
葛成：明万历“织佣之变”中的“激变良民”
◎吴钩 文史学者
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1601年7月5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丝织业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的葑门，他们的目标是―――捣毁东城外的税收站，将盘踞苏州城的税官揪出来殴杀。在葑门外的觅渡桥边，臭名昭著的税官黄建节正在殴打一名进城卖瓜、交不起重税的瓜农，于是怒不可遏的队伍立即向黄投掷石块，当场砸死了他。这就是苏州“织佣之变”惊心动魄的开幕。
苏州的织佣们之所以发起暴动，是因为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两年之前的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我们知道，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相信这些税款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流入他的个人腰包)，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说“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
葛成是个很了不起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与追随者在神前起誓：“今日之事，为朝廷为民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孰能说之。有听我号令者，从，否则，去”，并约定“不侠寸刃，不掠一物”，“分别敌友，不取财物”，将反抗的对象限定于盘剥商民的税官。领导抗税的组织者身上都带着一份“手摺”，上面写着每一个税官的姓名与住址。在葛成的指挥下，反抗队伍包围了这些税官的住宅，纵火焚烧，来不及逃跑的税官被愤怒的人群拖出来打死。对苏州的良民则秋毫无犯，反抗队伍曾误入一民家，但很快就发现误会了，“首者即率诸人罗拜”。即使在纵火焚毁税官住宅时，组织者也先警示附近居民做好准备，防止火势蔓延。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提出来：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到了第四天，即六月初九，发起“织佣之变”的组织者在苏州各个城门贴出榜文，称“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第五天，葛成主动向苏州官府投案：“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朱知府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地方官，虽将葛成收监，却对葛成及他背后的抗税织佣们表达了愧疚之意：“我实不德，以至于斯，尔民何罪？壮士其无辱。”朱知府体恤民情的表态，葛成敢作敢当的大义，使得被“织佣之变”搅动起来的苏州城内的惶惶人心很快平靖下来。一场由“激变良民”(台湾历史学者巫仁恕语)发起的暴动，以近乎完美的方式谢幕，这在中国民变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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