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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華夏風韻 其次，北宋經學要通經致用，特別強調社會、政治改革。提倡改革，力求創新，一時成為宋儒的學術精神。歐陽修、王安石等古文家， 說是要『復古』，實際上是要摒棄流俗傳統，借『先王意』來闡發新見解。這在王安石表現得尤為明顯。王安石撰【周官新義】，按【四庫全書提要】，『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說明王安石的新經義是為變法提供學術和理論上的依據。這裏說王安石『附會經義』，是否定的說法。正面的說法就是按新思想去理解經的本義。王安石是改革家，借經學提倡變法自不待言。而那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也無時不在談變革，他們反對的只是變法中具體的措施，並不反對變革的精神。他們同樣認為改革是必須要進行的，而且也是從經學中找到依據。如理學家程頤、程顥，他們雖然觀點不同於王安石，但也提倡變革。他們解釋【易】中【革卦】，這樣說道：『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 上順天命， 上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革，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12]社會人事也要像『天道變改』一樣，隨時而變革。程頤說：『三王之法， 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13] 他們通過對【易】的新解釋，他們把變革說成是『天地之道，』所以是非改不可。可見易學這樣一門經學，即便是在後來趨於保守的理學家看來，也可以為變革提供理論依據。
宋代經學中表現出來的另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對所謂『天命』的懷疑。『奉天承運』、『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等思想，是漢以來經學的重要指導思想，具體的表現就是用陰陽、災異、讖緯等解經。宋代學者對『天命』表示懷疑，或認為其不可測，所以強調『人情』、『民心』。講學是宋代經學的一種風氣，孫復、石介、胡瑗等在各地講學，都開始對經籍提出新解，提倡明體達用。[14]胡瑗撰【洪範口義】二卷，系針對漢代陰陽災異的解釋而發。他闡釋『天錫洪範』是帝堯所賜，而非天命神龜所賜；反對漢儒陰陽五行妄說，把它作為歷史事件解釋。雖然還沿用天人合一說，但精神本質已不一樣，強調的是『人』， 而不是『天 』。他解釋為什麼『庶征』在『稽疑』之後說：『夫龜筮共從於人，神明胥契其道， 則庶征莫不至。』[15]只要人事做好了，各種好的徵兆自然就會到來。二程也說，『聖人創法， 皆本人情。』天命觀的變化，必須涉及與之相關的天文災異論說。而歐陽修則對『天命觀』提出了最大膽的懷疑，對宋代的天文災異論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歐陽修看來，朝代興盛，並非天命，天命不可知，惟謹人事而已。 他對天命的這種看法，在他主持撰修的【新唐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新唐書】各卷之後的『贊』，大多為歐陽修的親手筆。在【高祖本紀】後的『贊』中， 歐陽修提出，自古帝王受名，其統治有長有短，說明『天命豈易知哉！』 關鍵在於兢兢自勉，用好的的制度紀綱進行維持，這樣就自然有德，而『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所以『天命』實際上在於『人事』。這種思想落實到經學上，就是疑古， 就是堅持要通過『人情』來理解經典。如果經疏用陽陽、災異、讖緯等神秘的違背常情的東西來解釋經典，那一定是妖言異說，不是說經，而是『亂經。』 歐陽修著有【詩本義】，提出要正本清源，以意逆志， 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其中對鄭【箋】中的讖緯成分提出批評。例如，【商頌・玄鳥】：『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鄭玄解為『吞鳶卵而生契。』歐陽修質之以人情事理， 認為『人必因父母而生，非自生也。…無人道而生子， 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 可謂誣天也。』[16]在【易童子問】中， 他指出：『何獨【繫辭】， 【文言】、【說卦】而下， 皆非聖人之作。』『十翼』中的六篇被他認為是非聖人之作。[17]這一論斷， 石破天驚，連他的得意門生曾鞏（字南豐）、蘇軾（字東坡）也都難以置信。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易云：『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 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所及， 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 而論議不苟同如此。』[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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