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方教育 语典和事典一般都有确定的典源。一般都出于某一固定的典籍，后世典籍在征引时虽或有异，甚至于其异处又能出现新的词目、词义，但典源总是十分清晰的。纵使多书记载或有不一，典故词目及词义亦或因之而变，但这些源头本身与这些词目及词义之间都有明确的脉络可寻。
典故词的源头有规定典故义的作用，也即说典故词取义一般不会超出其源头取义所规定的范围。
如源出于《易・系辞上》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中的“金兰”这一语典词目，其取义则只能是“同心”这一范围内的意思；源出于《太于御览》卷六八八所引鱼豢《魏略》之“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阶而坐，上问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对曰：‘此谓御史，旧簪白笔以奏不法，今但备官耳’”中的“白笔”这一事典中的典制典故词，其取义亦只能是“御史”、“奏不法”、“备官”；源出《礼记・檀弓上》“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税骖而赙之”中的“税骖”这一事典典故词，其取义亦必然与故人亡故有涉。
正是因为典故义与典故源头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典故词十分注重溯源。
非典故词的文化词语及一般词语具有文化意义，其源头一般都不甚清晰，也即说其文化意义的产生虽然有其文化背景，但这一背景的来龙去脉往往难以确考。
如“帖”，《说文》：“帛书署也。”意为写在丝织物上的标签，其有文化背景是可肯定的，但正如“左券”、“左契”然，无所谓有什么源；一般语词如“龙”之指代帝王义，从目前学界所公认的观点看，我们只能说它很可能与我们的祖先对龙的崇拜有关。大 氏、共工氏等部落都曾以龙为其图腾。《史记》称秦皇为祖龙，谓刘邦母与蛟龙交而生刘邦，又史言隋文帝杨坚出生，其母曾见其头上有角，遍体是鳞，凡此等等，只能说明“龙”之指代帝王肯定与中国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关，究竟它与龙图腾而来的一切龙崇拜记载如何勾来连去，委实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
（三）典故义与典故词的字面义差距较大，相距较远。
典故词从字面上看，有的可以说通，如“昭王坠履”，典源是楚昭王在战败时丢失了一只履，又回来拣起了它。仅就字面看，我们只能知道昭王掉了履；有的有歧义，如“覆瓿”，典源是刘歆言扬雄所著《太玄》将为后人覆盖酱瓿，仅就字面看既可理解为覆盖瓿器，也可理解为打翻瓿器；有的则不知所云，若“株守”，言守株待兔事。字面上看此二字当疑“株”乃状词，然以“株”状“守”，取义自是难解；有的根本说不通，如“友于”出“友于兄弟”语，用称兄弟，字面上根本不能成词。
整个说来典故词除事典词语字面或可让人感知一点典源事实外，多数典故词字面都让人不甚了了。至于典故词的取义与其字面义间的差距则更是明显：语典取义是源出语言环境所赋予的意义，典制典故词的取义是典制义，如语典“乔木”用指故园、故土；典制“彻悬”表示对灾变的忧戚等等。事典词语与上不同的是其字面义或可让人感知一点典源事实。但事典取义并非是典源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的寓意。典源事实对典故词词义的规定作用当只是对事典而言，而且其所指亦是对寓意义域的规定。如“昭王坠履”取义只是留恋故旧事物、不忘故旧；“覆瓿”取义是表示著作无人理解、不被重视或用言毫无价值；“株守”取义只是墨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坐以待成，所以事典词义与字面义不同亦是十分明显的。
普通语词的词义则往往是字面义的综合，而典故词而外的文化词语，其在构词之初亦往往注意了其字面义的认可。至于普通词语在词义引申过程中所掺杂进来的文化意义亦往往与一般引申义有所相似，因为民族、时代背景往往长时间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容易在我们分析词义时被忽视，容易将其文化意义误认为语言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人类所共有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特征的探索，通过对具有民族特征、时代特征的文化背景的认知才能把握普通语词哪些义是引申义，也即语言意义，哪些义是掺杂进来的文化意义。因为从理论上说，人类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特征的主导方面总是相似的，表现在词语方面，其所反映的概念相近，由之而派生出的若干词义也必然相近。有些词语其反映的概念所派生出的词义一旦与他民族有异，与词义衍绎的规律不合，这时我们当要考虑到它是否有什么民族的或时代的背景，以此我们方可识别它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类词义。前述“龙”的指代帝王义，即是有民族背景的例子。另外如“婉”，《说文》：“顺也。”词义是顺从、温顺，由于古代中国人伦理、审美意识的背景，女子以柔顺为美，所以“婉”产生了“美好”这一文化意义；“徽”，《说文》：“ 幅也。”即绑腿，其所以亦能衍绎出“美好”义，可能与绑腿乃约束之物、儒家有“克己复礼为仁”这样一种影响中国文化的观点有关。诸如以上这样的文化意义与典故义相较，其离词语的字面义显然要近得多。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