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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技] 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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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櫝還珠 發表於 2012-1-2 00:0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学术研究
此外,又有人根据贾瑾墓志②提到贾瑾父“敬伯”曾历任魏郡、太原、高阳等六郡太守,因此认为“敬伯疑即思勰之字”,理由是“勰有和意义,与敬字亦相适应。古人碑刻署官,皆书最后之职,《要术》卷端题高阳太守,尤极合体例”③。按:贾瑾碑虽立于普泰元年(公元531),但碑文未详瑾卒期,估计可能在是年以前。即使他卒于立碑之年,时思勰亦正初赴高阳,而碑文所述六郡太守衔,似都非新任,此其一。碑文提及贾瑾祖父“天符”仕宋,如敬伯果即思勰,则此天符当即思勰之父。查天符仕宋,未详何年?出仕年龄,又未悉几何?姑从中间偏低限度估计:假定他出仕于宋的中后期即元嘉末年(公元452),时年三十岁。其子敬伯的出生也假定在是年。那么,由是年算起,下距《齐民要术》脱稿时,至少逾九十二年或者更多。从这方面推断,敬伯、思勰似不可能是一人,此其二。退一步说,果此敬伯就是思勰,则当他写到第三篇提及与刘仁之对话时,已臻八九十岁高龄,依常理决不会以“老成懿德”称刘氏,此其三。又按:前人碑刻。无论碑主或其亲属,均以署“名”为原则,此碑所署的“瑾”及“敬伯”、“天符”。都是“名”,不是“字”。果尔,则敬伯显非思勰的字了,此其四。又,思勰既与思伯有同族关系,思伯是他的族兄,则思勰取字,例不应袭用兄名――“伯”字,此其五。凡此种种.有理由说明了贾敬伯即贾思勰一说是附会。不足凭信。

    四、本书的内容观点问题

    对本书评价,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出生于距《齐民要术》成书后不久的科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李淳风(公元602―670)都颇重视它,孙氏撰《齐人(民)月令》(《崇文总目》)、李氏撰《衍齐人(民)要术》(《唐书・艺文志》)虽都已失传,其内容可能是重点依据此书而有所增改或阐释。后来,周世宗(公元954--959在位)时,窦俨建议把这书和《四时纂要》、《韦氏月录》等书中“关于田蚕园囿之事,集为一卷”(《宋史.窦仪传》附);宋天禧四年(1020)利州转运使李防建议把此书“校勘镂版”(《玉海》卷178)。继此,历代都有一些思想较进步的人物,相当重视此书。我国哲学史上称为“唯物思想家之一”的王廷相(1474―1544)就曾表彰本书为一项“惠民之政”.是“训农裕国之术”,还专为此书写一“后序”。但另一方面,一些重虚文、轻实学的儒生,“不屑明农”,“以躬稼非学人之事,治生为大雅所讥,率鄙弃其书而弗重”④,鄙为“迂腐不适用”(陈辍杜┦樾颉),“伧父覆瓿楮

    ――――――――――――――――――
    ① 参见赵明诚《金石录》。
    ② 志文见端方《斋藏石记》。
    ③ 陈直《古籍述闻》(《文史》1963年第三辑)。按: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亦曾以此说来函见询,当时我适因公较长期地他往,未及函复。最近他在《后魏の贾思勰齐民要术の研究》一文中,也提及这一疑问。这里附注管见代答。并向天野先生道歉!
    ④ 栾调甫《版本考》。

(纸)”,“南朔(北)今古非宜”(沈士龙《书齐民要术后》)。从而“不为世重,而其书之传也亦不绝如缕”①。这两种迥殊看法,是历史上对待科学技术遗产的两种态度,也是唯物与唯心的两种观点,都是长期在矛盾着、斗争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③。我们面对这珍贵历史遗产之一的《齐民要术》,看来,任务是在等待我们进一步去做。

    这里,试先从初步总结到的有关本书所反映的一些观点问题作简括探讨:

    (1)唯物观:本书著者继承前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其中较显著的。如:A.强调人定胜天,针对历来一些“错(放弃)人而思天”的说法。在本书自序中,突出宣扬前人“力能胜贫”、“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而雨粟也,盖言用之以节”以至“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坊”,“斥卤播嘉谷”、“关中无饥年”等等靠人不靠天的思想。在本书中,他还提出抗寒防霜、抗旱保泽、备荒保岁以至辟土、垦草、灌田、烤田、美田……等“人必事焉”、“人必加功焉”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战天斗地精神。B.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拘而多忌”的迷信和脱离实际的空想。他在引用一些涉及阴阳五行说法的古书时,指出它“拘而多忌”,认为“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从之”,“凡种五谷”,不必考虑什么“忌日”,只要按实际情况。“以时及泽为上策”。他还引用前人“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织而喜缝裳,无其事而求其功,难矣”的话,说明脱离“事”(实际)而唯心地“欲”什么,“喜”什么,必然是“难”。他注意到黍的生长规律,主张黍要密植,不轻信书,对著名的《锸ぶ书》也提出疑问,认为“锸显疲骸欲疏于禾’,其义未闻”。他又根据“山中杂木”习性,批驳郑玄《周礼注》提到伐木期要视“山南山北”而异的话,称其不符事实, “郑君之说又无取”。类似这种精神,书中反映不一而足。C.强调客观规律,反对“任情返(反)道”的主观主义。坚持要“顺天时,量地利”,认为循(顺、量)着这种规律做,就可“用力少而成功多”;反之,任主观而反规律,就必然“劳而无获”,像“人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坂走丸,其势难”。他还引用《淮南子》说法,提到“水东流”、“禾稼春生”的事实,认为一方面既要发挥人力,不能“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另方面也要因应其“势(客观规律)”,决不可能“使水西流”,“使禾冬生”,反复阐明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这些,都充分反映出著者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农业科学史上早就放射出永久不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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