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自古忠孝两难全，似乎忠孝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此固俚语。既有《孝经》，惟缺《忠经》，于是东汉经学家马融著《忠经》，以阐八德之忠德。 此本《忠经》全篇共十八章，摘自《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其中现代汉语译文来自互联网公开流行版本，并由校录者修订。此书乃是企业管理文化之不可缺或者。 《忠经》所阐述非止于君臣之义，于今之世，凡团体组织，均可以用之。即便家族之内，亦非止于“孝经”，亦当绳之“忠经”，概忠邪不分，而媚于非亲之人者，众矣。 今人常论职责之利，而略职责之义，概失“事人”之理义也久矣，非《忠经》不能阐发返复，故谓之“企业管理文化之不可缺或”者。诸如《天地神明章》：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莫大乎忠。《证应章》：善莫大于忠，恶莫大于不忠。《辨忠章》：仁而不忠则私其恩，知而不忠则文其诈，勇而不忠则易其乱。
《论语注疏》全称《论语注疏解经》，是曹魏时期何晏为《论语集解》，宋代邢昺又集注疏作《论语正义》，满清阮元校勘修订为《论语注疏》。 《论语注疏》PDF电子书是现代学者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论语注疏》的影印本。本书由今人朱汉民整理，张豈之审定。朱汉民的整理是以满清嘉庆年间，阮元奉旨修篡的，南昌学堂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并添加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本书的排版分两种，一是简体横排，并使用简体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二是繁体竖排，采用港台汉语系统的标点符号。 《论语》素有《齐论》《鲁论》之争，而《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汉鲁共王坏孔子宅，以扩其宫，得《古文论语》，并无此二篇，又分《尧问》下的《子张问》为一篇，合计廿一篇，篇目如本站延章按本《论语集释》。 何晏集汉代张禹论，包氏、周氏《章句》，孔安国训解，马融训解，郑玄注，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义说》，等，名为《论语集解》。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邢昺奉旨改定旧疏，集諸家之善，并颁列学官，是为《论语正义》。 《论语》是孔子平常教授弟子，答辨弟子疑惑，或孔子与人语等諸类的语录，孔子生平崇尚“述而不作”，逝後学术无所保存，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就将平时的学记相与辑汇，编成《论语》。《论语》是儒学之精要，特别是前四篇，论点基本覆盖了孔孟之学，像《孔子家语》《孟子》《礼记》等经典的主旨都在《论语》中言及。
检索技巧：按汉字笔画数在【笔画检索部】检索该字页码，再从【页码列表】查找所在页面。 《甲骨文字典》分为《序言》《凡例》《目录》《检字》《本书所引甲骨著录书目》《正文》六大部分，其中《正文》共十四卷，凡1613页，是迄今收录甲骨文字最多的甲骨文字典。由徐中舒主编，常正光、伍仕谦副主编，彭裕商、何崝、方述鑫、陈复澄、黄波、李曦、黄奇逸、王辉、林小安、王培真等共同编纂，自一九七九年十月着手编纂，至完稿共耗时八年三个月之久。本电子书是该第一版的电子收藏版。 甲骨文字是商代乃至周初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具有完整体系的早期汉字。世界上一些古老民族在四五千年以前也有使用过文字的，然而这些文字到后世都已失传灭绝，成为同今日通行的文字毫无影响联系的死文字，唯一不同的是甲骨文字早在商代就以比较成熟的形态通用于我国中原大地，并与周代青铜器铭文、战国及秦汉的帛书简牍文字，魏晋的石刻文字的发展相衔接，从籀篆隶书继续演变为今日通行的楷书，几千年来适应时代需要，绵延发展，一脉相承，永葆青春，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良好载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便于更多的人开展汉语古文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有必要把已识或未识的全部甲骨文字字形摹写展示出来，以便观摩辨认。孙海波先生在三十年代编著，六十年代修订的《甲骨文编》，金祥恒先生的《续甲骨文编》曾在这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在文字考释方面，李孝定先生的《甲骨文字集释》是解说甲骨文的巨著。该书网罗众说，评论折衷，间有新解，是可供参考的。然而这两书到今天便不能满足需要了，《甲骨文编》（包括《续甲骨文编》）所汇字形重复庞杂，或有摹写失误，识字不当之处，而字汇杂陈，未加分期归类也是不便使用的；《甲骨文字集释》又因众说罗列，材料芜杂，有失精当，给阅读增加了麻烦。又由于这两部书都是成书于六十年代，还需要把近二十余年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补充进来。 《甲骨文字典》是以上述二书之长为借鉴，采择近年古文字研究及考古发掘之新成果而编摹的。在蒐集字形方面是统览每一字全部字形基础上精选有代表性的字形，按断代标准分到于各时期之下，以便了解各个时期文字字形演变的特征，从而全面深入掌握字形。在文字考释方面是博采人家之长，不囿于一说，综合每一字及相关诸字的形音义全面联系，及其社会历史生活，生产实际，语言规律，深入考核论证，经过分析批判或择善而从。
《周易白话文》原名《周易注释版》，亦称《易经白话文 》或《白话易经》，是一部较为粗糙的，流传于互联网的电子书，分《易传翻译》《易经翻译》两部分。书中多处存在文字错漏或内容错漏，因之稍作修订排版，公布于此。 《周易白话文》内容浅显，出入于象数，较少涉及义理，因此是普通人入门学习《周易》的最佳书籍。 网上流传的书中并没有作者署名，因此，本书的署名为“今人·佚”。因本书对原书作了一定的修订及排版，为避免网络上粗糙的采集复制，导致反复的文字、内容错漏，本书将对部分章节设置象征性的收费，该费用并不表示本书的价值。 《周易白话文》是一部对《周易》的白话翻译，及词语解释的著作。 《周易白话文》对于《周易》原文的词语解释及内容翻译，一般而言较为浅显，对于初入门，或无深造计划的读者而言，有助于其理解《周易》原文。 而且，本书在内容主旨上，有其可取之处： 一、从《序言》中作者对于《周易》的起源及名词论述来看，作者对于《周易》是有一定的研究功力的； 二、作者对《周易》六十四卦的演绎及理解，符合主流的学术论调； 三、作者认为《周易》反映了春秋以前諸子学术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这是较独到的见解，并非“二百五”见解。作者列的《周易》思维三方面特征也很周到：（1）观物取象；（2）万物交感；（3）发展变化。 《周易》作为一部由高度抽象的“象（卦）”、高度简洁的“经（卦辞爻辞）”以及简单解说的“传（十翼）”所组成的学术理论，给予後人非常大的解读、发挥空间。因此，汉代以降，对于《周易》的注疏解读著作，汗牛充栋，良莠不齐。更发展出了数理、象数等学派，不同的学派，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也是千差万别。最显著的差异是，民间一般传承《周易》的象数学说，其应用主要有算命、风水等，而学界一般传承《周易》的数理学说，并利用其理论，发展充实自身学说，像作者说到的，《周易》对于春秋三代时期诸子学术思想的发展，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约成书于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后因传世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叙述方便，又称【诗三百】。 西汉时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颜氏家训》是隋朝时颜之推为保持家道兴旺，用儒家学说，对子孙进行训诫的一部家训，行文对子孙多用教训口吻，与后世的家规有本质差异。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家风家训作品，后世的家训家规或模仿之，或借鉴之。 内容上，《颜氏家训》侧重实证，作者多用自身的经历进行分析、辨证、说明，而所依据的学术理论即主要是儒家学说，范围广涉经学、治家、文学、文字学等多个领域。 《颜氏家训》全书分为七卷共计二十篇。第一卷有《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第二卷有《风操》、《慕贤》；第三卷有《勉学》；第四卷有《文章》、《名实》、《涉务》；第五卷有《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第六卷有《书证》；第七卷有《音辞》、《杂艺》、《终制》。 《颜氏家训》在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上，影响是十分深远巨大的。唐朝涌现几十种家训家规，都是模仿《颜氏家训》，或间接、直接受其影响而创作。宋朝大儒朱熹，在其《小学》里，就多处借鉴了《颜氏家训》。满清时陈宏谋的《养正遗规》也取材于《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历史上多次重刻，历经了千馀年，其内容散佚、伪托者较少，从这一点就可以见到其影响的普遍、长远。
《朱子家训》曾用于《朱熹家训》及《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别称，为方便读者查找阅读，如今并为一书。并由校录者延章先生分别对两书的全文原文进行翻译、注释并解析。 《朱熹家训》（下称为朱熹《朱子家训》）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家训，摘自《紫阳朱氏宗谱》，通篇仅三百余字，简要地阐明了修身齐家的方法，后世誉为千秋万代也不过时的“治家之经”。 朱熹《朱子家训》主要叙述儒家五常，也是朱熹的为人处世准则：仁义礼智信。本书内容字字珠玑，有三要旨：一、在家务家庭亲睦，二、处世务人际和谐，三、为官务重德修身。 俗话有讲：做官先做人，官清先家清。朱熹《朱子家训》篇幅虽短，但确为入仕者应当研读、实践、传扬的经典家风家训。 《朱柏庐治家格言》又名《治家格言》（下称朱柏庐《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时期，理学家朱柏庐为子孙后代立下的治家格言。 相较于《朱熹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的训言显得教条化、细琐化，用辞通俗化，内容侧重于具体的言行禁忌，而《朱熹家训》则侧重于义理说明，伸张纲目。
简介：此本《论语集释》是在程树德主编本的基础上，增编《论语新解》及《论语译注》的白话译文，同时增录本书校录者延章的按语。 《论语集释》由民国学者程树德编撰，集汇汉代至于民国的历代注疏而成。如汉代郑玄的《论语注》，包咸的《论语章句》，魏晋王弼的《论语释疑》，何晏的《论语集解》，五胡乱华时期皇侃的《论语义疏》，至于宋代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等等。 《论语新解》由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编著，以朱子理学为中心，“折衷”前人“众说”而成。所谓“新解”并非自创新义，不过务求通俗浅显之语而已。《论语新解》另有整本收录，于站内搜索可得。 《论语译注》由今人杨伯峻编著，杨先生认为，统筹《论语》全文汉字注释，更有利于现代人阅读学习，故全书分《论语词典》《试评孔子》《论语译注》三部分。本书于本网站亦另有整本收录，站内搜索可得。 此本《论语》所收录之《论语集释》电子书，係据网络流通本，参考中华书局影印版本重新校对，并精心排版而成。 《论语集释》的创作，颇为艰巨，历时九年，才于一九四二年完稿，编撰的过程中，作者因中风而瘫痪，终以他人代笔完成，可谓呕心沥血之作。程树德先生认为，《论语》之注释，自汉魏以降，每有创新，而又存新弃旧，以致旧有注本往往而废。虽然朱子以降，尝有名儒不断发明《论语》新解，却少有贯通旧本者，此则《论语集释》创作之主旨。 因此，《论语集释》汇集了汉魏以降，迄于民国的各种注本，取其精者，弃其浅陋者。作者又谓所集注本，力求不以学派而取舍，其内容大体有十类：考异、考证、集解、集注、音读、唐以前古注、别解、余论、发明、以及作者之按语（电子书中以不同颜色区别按语）。 虽谓不分学派，既是贯通，又有取舍，则书中自然贯彻有作者之思想及见解。事实上，《论语集释》的按语，不时透露出作者对于佛教的赞许，虽历代大家之注，亦不吝批判。 读者在阅读、学习《论语集释》的过程中，应当以《论语》原文、原旨，及历代大家注解为准，方得以避免陷入作者释化的儒学观点之中。 或问，既然《论语集释》过度释化，为何还要编录此电子书？答曰：《论语集释》之释化，尽在按语当中，而历代之注释，虽有取舍，亦倾向于论证作者按语之观点，但仍然是往贤之注释，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只要读者在阅读学习过程中，保持严谨的辨证思维，坚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识别并证伪释化观点，并不难。 总而言之，程树德教授所编撰的《论语集释》，终以其汇集了历代大儒之注释，值得後学参考学习，很有必要致谢程树德教授在身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此书的编撰。 本电子书在收录过程中，部分章节编录钱穆先生的注解，及延章先生的注解。又分尧曰第二十篇为两篇：尧曰第二十、子张问第二十一，此二篇内容主旨明显不同，因此分别编录。
原本《周易正义》由魏晋王弼注，唐朝孔颖达疏。采取横排简体的排版方式。 该本《周易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周易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李学勤先生主编本的底本是满清四库阮元刻本，整理方法包括参校更多版本、句读标点、并简化原文等。阮本在重刊时对原本《周易正义》进行过修订。 此本《周易正义》电子书即是以今本《周易正义》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文字化，但在一些文字内容、标点、排版上有所修改，以便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 今本《周易正义》，虽以阮本为基础，但博采前人注记，择其善者而录之。校勘方面，主要收录的除了阮本校勘记，还有孙诒让的注疏校记，值得注意的是，阮本在校勘过程中，有刻意依据满清朝廷要求，对唐宋版本进行篡改增删的行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务必保持思辨，切勿以为标准版本。 《周易》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又是儒家经典之首，想要研习儒家经典，《周易》的学习首当其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的复归，《周易正义》等十三经正义也逐步重返学者之堂。 《周易正义》的注疏较为通俗易懂，对于有一定文言文阅读能力，而又是初学的读者，较为合适。 《易》本是卜筮之书，以象类思维为主，是圣贤察天以象物的重典。王弼注後，历代常有人难其义，至孔颖达奉诏作疏，才又推崇王弼之注，而前人难王弼义者，其说皆废，盖以王弼所注为是。今人学《周易》，从《周易正义》入手，亦可研习其象类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取象于客观事物，而指导自己的处事行为。
最近有开始细研论语，希望对每个字都能弄清楚而不是一带就过，在其中发现过去论语中的一些疑难之处，如今在计算机的检索等功能下得到解决，以及自己对一些注解的择选。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名作论语求义，随着研读进度更新。 《論語》注本由東漢一直至唐朝，以何、鄭並行不變 ，即集注本以何晏本首屈一指，單注本以鄭玄本獨占鱉頭。《鄭注本》五代之際逐漸亡佚。而今又出土定州竹简论语。 本書將此三者合一，擇善而從，欲復原貌。將來也會有更多的文獻出土，如海昏侯墓論語，也是至關重要的本子，今後若在繼續，雖然離現在還有很久，但會不斷完善經典，使其更好的傳承。
此本《春秋左传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底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左传正义》，由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电子书采取简体横排版，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保留李学勤本的【经】【传】分离结构，则【经文】及其注文、疏文编排在前，【传文】及其注文、疏文编列于後，中间以分隔线分隔。 又，李学勤本《春秋左传正义》部分疏文原文并无“正义曰”三字，本电子书即统一添加。本书虽经严谨校对，然而，未能免除文字或内容上的错漏，恳请读者在阅读时，如若发现有错漏之处，不吝指出、斧正。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旧本题“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考《晋书郭璞传》有注《方言》之文，而《汉书扬雄传》备列所著之书，不及《方言》二字。《艺文志》亦惟《小学》有雄《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皆无《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至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 又劭注《汉书》，亦引扬雄《方言》一条。是称雄作《方言》，实自劭始。魏晋以后，诸儒转相沿述，皆无异词。惟宋洪迈《容斋随笔》，始考证《汉书》，断非雄作。然迈所摘刘歆与雄往返书中，既称在成帝时，不应称孝成皇帝一条及东汉明帝始讳庄，不应西汉之末即称庄遵为严君平一条，则未深中其要领。 考书首“成帝时”云云，乃后人题下标注之文，传写舛讹，致与书连为一，实非歆之本词，文义尚厘然可辨。书中载杨、庄之名，不作严字，实未尝预为明帝讳。其严君平字，或后人传写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断是书之伪。惟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多引雄说，而其文皆不见于《方言》。又慎所注字义，与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标扬雄《方言》字。知当慎之时，此书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为雄作，故马、郑诸儒未尝称述。至东汉之末，应劭始有是说。魏孙炎注《尔雅》“莫貈、螳螂，蛑”字，晋杜预注《左传》“授师子焉”句，始递相征引。
《尔雅注疏》是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编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再修订、增删历代其他学者注疏，并标点、校勘的。 此本《尔雅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尔雅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阮本《尔雅注疏》采用的是晋朝郭璞注，宋朝邢昺疏的版本。今人李传书整理，徐朝华审定，即成现在的《尔雅注疏》。 《尔雅注疏》是《尔雅》的注疏，而历代对于《尔雅》的作者，竟无从考究。《大戴礼》的《孔子三朝记》篇有孔子指导鲁哀公学习《尔雅》的记录，由此观之，《尔雅》在孔子之前。张揖在其《进广雅表》中记载称，周公旦编著了《释诂》，而其他篇目的作者又无从考究了，有人说是孔子增著，有人说是子夏。 《尔雅》是古代中国汉字文字学的主要教材，相当于现代的《字典》，主要用于汉字音韵训诂的学习及索隐。 据宋代邢昺《尔雅疏叙》，《尔雅》起源于人们对生活及自然认知的增长，比如一物多名，方言差异，此时就需要一部著述，用于记录这些知识，以流传後世，避免後世对于前人文章，不知所云。又说到周公时就倡导《尔雅》文字之学了，子夏时，对《尔雅》又有所增益。但春秋战国时期，《尔雅》文字学却式微了：“诸篇所释，世罕得闻”，直到汉代才又逐步复兴：“豹鼠既辨，斯文 遂隆”。而对《尔雅》作注的人很多，如刘歆、孙炎、李巡等。 邢昺认为，郭璞是在刻苦研究《尔雅》廿年之久，才在六经方面理解得透彻，因此，人们在学习六经之前，着力于汉字文字学，切实诵记《尔雅》，才能对六经学起来得心应手。从现代教育经验来看，邢昺的认知是十分 正确的，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汉字，学会写作，学会阅读理解。 古人接受教育确实没有现代人这么普遍方便，古人在学习《尔雅》时，往往连《尔雅》本身的内容都读不懂，更不要说利用《尔雅》云理解其他经典了。 後人对《尔雅》注疏越来越多，才使得《尔雅》变得通俗易懂。对于今人来说，《尔雅》反倒成了经典，像《康熙字典》之类的，不但阅读理解，就是查索，也变得十分简便了。
《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较早的童蒙教材，至今已经流传一千四百余年，其知识点涵括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众多学科，因此历朝历代均被用作“小学”启蒙教材，是最佳的儿童读物。 《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梁朝（南朝）周兴嗣所著，全文一千字不重复，以四言诗的格律编写。 对于千字文的创作，有说法是，南朝梁武帝为了方便诸王学习书法，令殷铁石收集了王羲之书法作品中一千个不同的字，并将这些字的拓片交给周兴嗣，令周兴嗣将其编成有内容意义、文化知识、格律音调，让人喜欢诵读的文章，最终创作了《千字文》。 周汝昌教授在其《千字文小引》中如此评价《千字文》：“无论是从内容来讲，还是从语言意义来说，《千字文》都是一部通古达今的奇才之妙作。只这一层已然值得传世不朽了，哪知又加上了另一层重大的光彩，就是这一千个右军的零字——几乎成了废物的敝文，一下子变成了一份长篇大幅的书法绝作，而且是由右军的七代孙智永临写出全文，这篇一气呵成之作早已改变了零散字凑成的那种气势。”
【易经】，孔子注解【周易】（【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一）作【十翼】（十翼又名易传）乃得易经，故易经实为周易之注解版本，注解内容为易传，于汉初列为五经之首。 【易经】由伏羲所畵八卦，周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及卦辞、爻辞（是谓周易），后孔子所作十翼（【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十翼构成。 【周礼·春官·大卜】已有【周易】之名，汉初设五经博士，始称【易经】，【易传】成书于战国至汉初，或托孔子所作。 【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易经】囊括了天文、地理、军事、科学、文学、农学等丰富的知识内容，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设教之书，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至孔子作传，始为哲理的书，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亦称为羲经、周易。
《论语章句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之一，由南宋经学大家朱熹编著。 《论语章句集注》是《论语》的章句注疏集汇本，主要征引了北宋二程（程颐、程颢）《经说》、邢昺《论语》疏，魏晋何晏《论语》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马融《论语》注，另外还援引了北宋尹淳的《论语解》、吕大临的《四书注》、侯仲良的《论语说》以及谢良佐的《论语说》等等。 《论语》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关于人文学说，伦理纲常，王道政治等学术论说的语录。《论语》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著作，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问题，生产生活问题。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及完善，儒家人文学说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及道德规范起到了主要的定型作用。《论语》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时期的贤明学者的佐证、实践及发展。可以说，《论语》对于建立并完善人类人文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学术理论，迄今为止，古今中外，仍然无人出其右，历史上所有的理论创新，均建立在《论语》所包含的学术理论的基础之上。 《论语》一书自其诞生之日起，直至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中国人启蒙学习，科举仕途所必读的书籍。 南宋时期，朱熹在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开创的理学基础上，通过编著《四书章句集注》，继承并发展了理学，这其中列于四书之首的，便是《论语章句集注》。 《论语章句集注》主要是通过汇集前人的注疏，加以系统化论证并阐发其义理，以佐证周程开创的理学。理学的核心立论是“理气说”，认为“理”（道）、“气”（器）二者对立统一，互为阴阳。
中庸章句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 《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它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贾陆英先生所著《大学赏析》一书，针对《四书》之一的《大学》，用现代汉语，作了注释、翻译，及赏析。赏析的内容，主要立足现实生活，基于《大学》的学说理论，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学》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先生从《礼记》独立出来的一本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此《大学》在儒学经典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成为後代科举考试必读经典。 《大学赏析》共分为四部分：原文 、注释、译文、赏析，其中原文及注释整合一体，以字体大小及颜色区别开来，以方便读者理解原文，译文及赏析分别独立为一个段落。 作者将《大学》一书，按原章节，分为十五讲，其中前十章，分别作十讲。这十讲分别为：大学之道、克明峻德、弃旧图新、知其所止、贵在知本、格物致知、真诚做人、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第十一讲至第十五讲，为原第十一章分析成五讲：平天下之絜矩之道、平天下之民心为重、平天下之德本财末、平天下之举用贤才、平天下之生财有道。 《大学赏析》原书最後一讲“全篇的中心和要点”，在本电子书中提前为前言。读者在阅读原书之前，预先阅读“全篇的中心和要点”，更有利于读者理解作者的主旨。 贾陆英先生认为，《大学》全书的中心思想是阐述儒家的政治理论，以修身为根本，建构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其中《经一章》是全书的纲目，《传十章》是对纲目的展开论述。 并指出，《大学》一书在儒学传承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及其原则和方法。
《毛诗正义》是《毛诗》的注疏，由汉代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毛诗》是《诗经》的传，由汉代毛亨训传。 《毛诗正义》PDF电子是《毛诗正义》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本书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由龚抗云、李传书、胡渐逵、肖永明、夏先培共同整理，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刻本为底本，进行内容、文字的校勘，并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 《毛诗正义》所作传者，初或不定。郑玄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小毛公为博士”，是有二毛之说。《隋书·经籍志》谓“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谓孔子授卜商（子夏），商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毛享，毛享作训诂传授毛苌。因此，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由此得出，《诗经》的传是毛亨所作。 《毛诗正义》的郑笺。郑玄发明《毛诗》，并谓之笺，《博物志》：“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这种说法忽略了时间的错位，郑玄是汉末之人，毛太守却是四百年前之人。由此可见，郑玄为笺，与“毛公”并无太大关系。 《诗》的名称演变。《诗》不是一开始就称为《诗经》的，孔子删《诗》，得“诗三百”，以授弟子。孔子所传的《诗》，躲过秦朝焚书之劫，得以流传下来，汉代立为官学五经之一，是谓《诗经》。《诗经》在毛亨作传後得《毛诗》，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唐孔颖达为《毛诗》及笺作疏，得《毛诗正义》。 《诗经》，主要记述了三代时期的“风、雅、颂”，其主旨是提倡淳朴、正义的民风，防止邪僻的世风。当时政通和，诗歌即表现得欢乐，且朝野皆然，当时政暴塞，诗歌即表现出怨愤，多刺其弊。诗歌都能发于性情，谐于韵律，无论是唱的人，还是听的人，都能沁其心肺，因此，孔子概括《诗经》，谓“性无邪”。
《春秋左传正义》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书有两种版本，一是简体横排版，二是繁体竖排版，是本《春秋左传正义》PDF电子书同时收录了两个版本，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春秋谷梁传注疏》是谷梁子再传弟子为《春秋》作传，晋代范甯为《谷梁传》撰集解，唐代杨士勋再为《集解》作疏乃成。 《春秋谷梁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的影印本之一。由今人夏先培先生整理，杨向奎先生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整理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主持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简称阮本，据称该书收录各种典籍时，对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虽阮元自称是依据前人校勘结论对典籍进行取舍修订，但任何一种学说，前人的观点都可能相去迥远，甚至针锋相对，南辕北辙。因此，依据前人之说，只是为自己随便篡改典籍找个藉口罢了。 夏先培先生的整理主要是在阮本底本之上借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进行标点，然后分繁简两种版本进行排版，简体版本是横排的，繁体版本是仿宋竖排的。 《春秋谷梁传》的传，有人说是谷梁子所作，但书中有引用後人的语句，故必不可能是谷梁子为之传。如“尸子曰”，尸子是秦人商鞅的老师，在谷梁子之後。谷梁子是子夏的学生，其《春秋》就是受诸子夏。 谷梁学远不及于公羊学、左传学，因此《谷梁传》一书有所错佚，甚至後人为之所作的注疏，亦有错佚，即不足为奇。 谷梁学在现代人的解读来看，认为其强调的是君王的权威，且王权不应受到限制；又注重君臣职分之别、尊卑之定，并由此各循其礼，达到平治的状态。又有人说谷梁学并不认可政权的更迭。 这些只是现代人的解读，有时是十分浅显而谬误的，比如现代人就将公羊学解读为为中央集权服务，这是十分可笑的，由此可见现代人对儒家学派，往往局限于时代，而无法探得其实质。 读者在阅读《春秋谷梁传注疏》时，应当多注重《谷梁传》的原文意旨，再辨识注解的合理及谬误之处。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代公羊寿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何休为《公羊传》解诂作《公羊传解诂》，唐代徐彦又为《公羊传解诂》作疏，乃成《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整理的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夷夏大防”是中国人文历史的基本原则，“尊王攘夷”是兴复尧舜文武王道的核心理论，“大一统”只是这些原则、理论的结果之一，“大一统”在失去“夷夏大防”原则，“尊王攘夷”理论的基础，对现代根本无借鉴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大一统”理论与中国人文历史上的“大一统”毫不相干。 有人将公羊学解说为“大义灭亲”“拨乱反正”“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强枝弱幹、强词夺理、歪曲偏颇之说，“尊王攘夷”，尊的不是中央集权，而是王道，攘的不是诸侯地方，而是野蛮不化的族群，攘的是背经叛道，施行暴政，违背王道的势力。 阅读《春秋公羊传注疏》时，读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是无法理解公羊学的。 《春秋》记载的历史时期，起始于春秋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元），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春秋》之传，据何注、徐疏记载：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到了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才写在竹帛上。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序》说，“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由此可见，春秋之学，孝经之学，其要不亚于《论语》。然而，《论语》作为圣贤论道之著述，其为道义也，而志、行，乃是器用之术。又说：“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则可见往世不重《春秋》，是出于不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为了避免“背经”“任意”“反传”。 但公羊之学，义在尊王，务在攘夷，凡乱世皆当用，未可废置。
此本【春秋公羊传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公羊传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春秋公羊传注疏】，是汉朝公羊寿所传【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同朝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解诂，得【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为【春秋公羊解诂】作疏，得【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其底本是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本电子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及理解，在编录排版上用字体的颜色、粗细来区别经、传、注（解诂）、疏四部分内容，甚至在内容结构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如原文“释曰”，统一修改为“解云”，而一些没有“解云”二字开关的疏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也添加了此二字。以求本文字版【春秋公羊传注疏】比纸质书籍更便于阅读。 其中经文用粗体大字，传文用细体大字，注文用土黄色小字，疏文用灰色小字，以便读者对四部分内容一目了然，能轻松地连贯阅读各部分内容。 【春秋公羊传注疏】共二十八卷。战国公羊高撰，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东汉何休着【春秋公羊解诂】（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彦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诸经，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徐彦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 【隋书·经籍志】记何休【解诂】为十一卷；【文献通考】记徐彦【疏】为三十卷，今本合刻为二十八卷者，乃为宋人所析。何氏【解诂】单行本较多，有汪氏问礼堂仿宋绍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闽监毛殿江西五本，陆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书局本等。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传】作者为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第四代孙）公羊寿时，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将【春秋公羊传】『着于帛书』。 【春秋公羊传】虽为公羊氏子孙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内容实际上并非尽出一家，传者亦并非尽为公羊氏一家。其以问答体逐层逐字阐释【春秋】经文之书法、义例，主旨为微言与大义，微言为后王立法，使其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了大一统思想，大义则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宣扬德义。 其学传至两汉，又与谶纬之说相结合，其说解时陷于荒诞无稽，章句繁琐蔓芜。有时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犹不能解明传意。 东汉何休受董仲舒余脉，精研今文经学，凡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其书合经传于一帙，废除章句之学，依胡母生条例为【公羊传】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为三科，统而并之，则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五始者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为州、国、氏、人、名、字、子；六辅者为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是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乃人事与灾异是也。 由此，何氏系统地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此书既出，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观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 徐彦为【公羊传】作疏，【新唐书·艺文志】失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广川藏书志】亦记世传为徐彦撰，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其撰疏始末，现亦毋得详知。【四库全书总】据疏中『□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据『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又定其在贞观以后；据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唐末文体，遂依【广川藏书志】，终定其为贞元、长庆之后人，此疏亦于其时告成。徐疏为公羊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对公羊学的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
本PDF电子书《尚书》是周秉钧先生注译的岳麓书社版本。书中分经文、今注、今译三部分，与网络上流传的原文、说明、注释、译文四部分在行文而已上并不相同。本书仅限于研究学习之用，任何人不得用于非法途径，推荐读者购买本书的纸质书籍，绝对值得！ 〖经文〗即是《尚书》原文，作者并不是整篇地注译的，而是化整为零，按文旨分段进行注译。 〖今注〗主要是解析该篇题旨、大概意译，并分析该段落的主旨等。 〖今译〗对原文用白话重新写作，白话文是翻译者对《尚书》原文的理解，不一定符合原文意旨，读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的政史类史书，是政事相关史料的汇编。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记录了虞夏商周四代君王的一些文告，以及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谈录。这些史料，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及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尚书》的版本不一。在先秦时期，《尚书》是有定本的，《论语》述而篇就提到了《尚书》的初始名称《书》：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庄子》天下篇也有提及：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而先秦的《尚书》是古文本，到了汉代，有了今文本（隶书所写），由汉代伏生（即伏胜）所传。伏生是秦朝的博士，才使得《尚书》在秦祸中得以幸存，但仍然丢失数十篇，而剩下廿九篇。 而古文本又是哪个版本呢？汉武帝时期，孔子住宅被刘余拆毁，得先秦古文所写的《尚书》共四十五篇，可见此部《尚书》是孔子教授弟子时所用。孔安国对古本《尚书》进行研究，发现有廿九篇与伏生的今本重叠，是见伏生本必为真本。 孔安国遂将另外十六篇亦用隶书重写，并流传下来。 隋唐时，古本《尚书》被伪古文本《尚书》取代，而今本即于西晋失传。今天所用的《尚书》版本，即伪古文本。 其余仔细，还请读者阅读本电子书了解。
《尚书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尚书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尚书正义》原本是汉代孔安国为发现于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作传，又经唐代孔颖达作疏而成。满清嘉庆时，阮元奉旨编撰并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历称阮本。 《尚书正义》在唐代孔颖达作疏成书後，衍生的版本众多，阮本及今人整理本，都是取其某版本为主，参校其他版本编撰而成。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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