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周易正义》由魏晋王弼注，唐朝孔颖达疏。采取横排简体的排版方式。 该本《周易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周易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李学勤先生主编本的底本是满清四库阮元刻本，整理方法包括参校更多版本、句读标点、并简化原文等。阮本在重刊时对原本《周易正义》进行过修订。 此本《周易正义》电子书即是以今本《周易正义》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文字化，但在一些文字内容、标点、排版上有所修改，以便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 今本《周易正义》，虽以阮本为基础，但博采前人注记，择其善者而录之。校勘方面，主要收录的除了阮本校勘记，还有孙诒让的注疏校记，值得注意的是，阮本在校勘过程中，有刻意依据满清朝廷要求，对唐宋版本进行篡改增删的行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务必保持思辨，切勿以为标准版本。 《周易》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又是儒家经典之首，想要研习儒家经典，《周易》的学习首当其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的复归，《周易正义》等十三经正义也逐步重返学者之堂。 《周易正义》的注疏较为通俗易懂，对于有一定文言文阅读能力，而又是初学的读者，较为合适。 《易》本是卜筮之书，以象类思维为主，是圣贤察天以象物的重典。王弼注後，历代常有人难其义，至孔颖达奉诏作疏，才又推崇王弼之注，而前人难王弼义者，其说皆废，盖以王弼所注为是。今人学《周易》，从《周易正义》入手，亦可研习其象类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取象于客观事物，而指导自己的处事行为。
最近有开始细研论语，希望对每个字都能弄清楚而不是一带就过，在其中发现过去论语中的一些疑难之处，如今在计算机的检索等功能下得到解决，以及自己对一些注解的择选。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名作论语求义，随着研读进度更新。 《論語》注本由東漢一直至唐朝，以何、鄭並行不變 ，即集注本以何晏本首屈一指，單注本以鄭玄本獨占鱉頭。《鄭注本》五代之際逐漸亡佚。而今又出土定州竹简论语。 本書將此三者合一，擇善而從，欲復原貌。將來也會有更多的文獻出土，如海昏侯墓論語，也是至關重要的本子，今後若在繼續，雖然離現在還有很久，但會不斷完善經典，使其更好的傳承。
《朱子家训》曾用于《朱熹家训》及《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别称，为方便读者查找阅读，如今并为一书。并由校录者延章先生分别对两书的全文原文进行翻译、注释并解析。 《朱熹家训》（下称为朱熹《朱子家训》）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家训，摘自《紫阳朱氏宗谱》，通篇仅三百余字，简要地阐明了修身齐家的方法，后世誉为千秋万代也不过时的“治家之经”。 朱熹《朱子家训》主要叙述儒家五常，也是朱熹的为人处世准则：仁义礼智信。本书内容字字珠玑，有三要旨：一、在家务家庭亲睦，二、处世务人际和谐，三、为官务重德修身。 俗话有讲：做官先做人，官清先家清。朱熹《朱子家训》篇幅虽短，但确为入仕者应当研读、实践、传扬的经典家风家训。 《朱柏庐治家格言》又名《治家格言》（下称朱柏庐《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时期，理学家朱柏庐为子孙后代立下的治家格言。 相较于《朱熹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的训言显得教条化、细琐化，用辞通俗化，内容侧重于具体的言行禁忌，而《朱熹家训》则侧重于义理说明，伸张纲目。
《颜氏家训》是隋朝时颜之推为保持家道兴旺，用儒家学说，对子孙进行训诫的一部家训，行文对子孙多用教训口吻，与后世的家规有本质差异。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家风家训作品，后世的家训家规或模仿之，或借鉴之。 内容上，《颜氏家训》侧重实证，作者多用自身的经历进行分析、辨证、说明，而所依据的学术理论即主要是儒家学说，范围广涉经学、治家、文学、文字学等多个领域。 《颜氏家训》全书分为七卷共计二十篇。第一卷有《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第二卷有《风操》、《慕贤》；第三卷有《勉学》；第四卷有《文章》、《名实》、《涉务》；第五卷有《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第六卷有《书证》；第七卷有《音辞》、《杂艺》、《终制》。 《颜氏家训》在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上，影响是十分深远巨大的。唐朝涌现几十种家训家规，都是模仿《颜氏家训》，或间接、直接受其影响而创作。宋朝大儒朱熹，在其《小学》里，就多处借鉴了《颜氏家训》。满清时陈宏谋的《养正遗规》也取材于《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历史上多次重刻，历经了千馀年，其内容散佚、伪托者较少，从这一点就可以见到其影响的普遍、长远。
简介：此本《论语》以《论语集释》为底本，增编《论语新解》及《论语译注》的白话译文，同时增录本书校录者延章的按语。 《论语集释》由民国学者程树德编撰，集汇汉代至于民国的历代注疏而成。如汉代郑玄的《论语注》，包咸的《论语章句》，魏晋王弼的《论语释疑》，何晏的《论语集解》，五胡乱华时期皇侃的《论语义疏》，至于宋代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等等。 《论语新解》由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编著，以朱子理学为中心，“折衷”前人“众说”而成。所谓“新解”并非自创新义，不过务求通俗浅显之语而已。《论语新解》另有整本收录，于站内搜索可得。 《论语译注》由今人杨伯峻编著，杨先生认为，统筹《论语》全文汉字注释，更有利于现代人阅读学习，故全书分《论语词典》《试评孔子》《论语译注》三部分。本书于本网站亦另有整本收录，站内搜索可得。 此本《论语》所收录之《论语集释》电子书，係据网络流通本，参考中华书局影印版本重新校对，并精心排版而成。 《论语集释》的创作，颇为艰巨，历时九年，才于一九四二年完稿，编撰的过程中，作者因中风而瘫痪，终以他人代笔完成，可谓呕心沥血之作。程树德先生认为，《论语》之注释，自汉魏以降，每有创新，而又存新弃旧，以致旧有注本往往而废。虽然朱子以降，尝有名儒不断发明《论语》新解，却少有贯通旧本者，此则《论语集释》创作之主旨。 因此，《论语集释》汇集了汉魏以降，迄于民国的各种注本，取其精者，弃其浅陋者。作者又谓所集注本，力求不以学派而取舍，其内容大体有十类：考异、考证、集解、集注、音读、唐以前古注、别解、余论、发明、以及作者之按语（电子书中以不同颜色区别按语）。 虽谓不分学派，既是贯通，又有取舍，则书中自然贯彻有作者之思想及见解。事实上，《论语集释》的按语，不时透露出作者对于佛教的赞许，虽历代大家之注，亦不吝批判。 读者在阅读、学习《论语集释》的过程中，应当以《论语》原文、原旨，及历代大家注解为准，方得以避免陷入作者释化的儒学观点之中。 或问，既然《论语集释》过度释化，为何还要编录此电子书？答曰：《论语集释》之释化，尽在按语当中，而历代之注释，虽有取舍，亦倾向于论证作者按语之观点，但仍然是往贤之注释，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只要读者在阅读学习过程中，保持严谨的辨证思维，坚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识别并证伪释化观点，并不难。 总而言之，程树德教授所编撰的《论语集释》，终以其汇集了历代大儒之注释，值得後学参考学习，很有必要致谢程树德教授在身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此书的编撰。 本电子书在收录过程中，部分章节编录钱穆先生的注解，及延章先生的注解。又分尧曰第二十篇为两篇：尧曰第二十、子张问第二十一，此二篇内容主旨明显不同，因此分别编录。
此本《春秋左传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底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左传正义》，由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电子书采取简体横排版，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保留李学勤本的【经】【传】分离结构，则【经文】及其注文、疏文编排在前，【传文】及其注文、疏文编列于後，中间以分隔线分隔。 又，李学勤本《春秋左传正义》部分疏文原文并无“正义曰”三字，本电子书即统一添加。本书虽经严谨校对，然而，未能免除文字或内容上的错漏，恳请读者在阅读时，如若发现有错漏之处，不吝指出、斧正。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古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自古忠孝两难全，似乎忠孝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此固俚语。既有《孝经》，惟缺《忠经》，于是东汉经学家马融著《忠经》，以阐八德之忠德。 此本《忠经》全篇共十八章，摘自《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此书乃是企业管理文化之不可缺惑者。 《忠经》所阐述非止于君臣之义，于今之世，凡团体组织，均可以用之。即便家族之内，亦非止于“孝经”，亦当绳之“忠经”，概忠邪不分，而媚于非亲之人者，众矣。 今人常论职责之利，而略职责之义，概失“事人”之理义也久矣，非《忠经》不能阐发返复，故谓之“企业管理文化之不可缺惑”者。诸如《天地神明章》：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莫大乎忠。《证应章》：善莫大于忠，恶莫大于不忠。《辩忠章》：仁而不忠则私其恩，知而不忠则文其诈，勇而不忠则易其乱。
检索技巧：按汉字笔画数在【笔画检索部】检索该字页码，再从【页码列表】查找所在页面。 《甲骨文字典》分为《序言》《凡例》《目录》《检字》《本书所引甲骨著录书目》《正文》六大部分，其中《正文》共十四卷，凡1613页，是迄今收录甲骨文字最多的甲骨文字典。由徐中舒主编，常正光、伍仕谦副主编，彭裕商、何崝、方述鑫、陈复澄、黄波、李曦、黄奇逸、王辉、林小安、王培真等共同编纂，自一九七九年十月着手编纂，至完稿共耗时八年三个月之久。本电子书是该第一版的电子收藏版。 甲骨文字是商代乃至周初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具有完整体系的早期汉字。世界上一些古老民族在四五千年以前也有使用过文字的，然而这些文字到后世都已失传灭绝，成为同今日通行的文字毫无影响联系的死文字，唯一不同的是甲骨文字早在商代就以比较成熟的形态通用于我国中原大地，并与周代青铜器铭文、战国及秦汉的帛书简牍文字，魏晋的石刻文字的发展相衔接，从籀篆隶书继续演变为今日通行的楷书，几千年来适应时代需要，绵延发展，一脉相承，永葆青春，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良好载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便于更多的人开展汉语古文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有必要把已识或未识的全部甲骨文字字形摹写展示出来，以便观摩辨认。孙海波先生在三十年代编著，六十年代修订的《甲骨文编》，金祥恒先生的《续甲骨文编》曾在这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在文字考释方面，李孝定先生的《甲骨文字集释》是解说甲骨文的巨著。该书网罗众说，评论折衷，间有新解，是可供参考的。然而这两书到今天便不能满足需要了，《甲骨文编》（包括《续甲骨文编》）所汇字形重复庞杂，或有摹写失误，识字不当之处，而字汇杂陈，未加分期归类也是不便使用的；《甲骨文字集释》又因众说罗列，材料芜杂，有失精当，给阅读增加了麻烦。又由于这两部书都是成书于六十年代，还需要把近二十余年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补充进来。 《甲骨文字典》是以上述二书之长为借鉴，采择近年古文字研究及考古发掘之新成果而编摹的。在蒐集字形方面是统览每一字全部字形基础上精选有代表性的字形，按断代标准分到于各时期之下，以便了解各个时期文字字形演变的特征，从而全面深入掌握字形。在文字考释方面是博采人家之长，不囿于一说，综合每一字及相关诸字的形音义全面联系，及其社会历史生活，生产实际，语言规律，深入考核论证，经过分析批判或择善而从。
《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旧本题“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考《晋书郭璞传》有注《方言》之文，而《汉书扬雄传》备列所著之书，不及《方言》二字。《艺文志》亦惟《小学》有雄《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皆无《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至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 又劭注《汉书》，亦引扬雄《方言》一条。是称雄作《方言》，实自劭始。魏晋以后，诸儒转相沿述，皆无异词。惟宋洪迈《容斋随笔》，始考证《汉书》，断非雄作。然迈所摘刘歆与雄往返书中，既称在成帝时，不应称孝成皇帝一条及东汉明帝始讳庄，不应西汉之末即称庄遵为严君平一条，则未深中其要领。 考书首“成帝时”云云，乃后人题下标注之文，传写舛讹，致与书连为一，实非歆之本词，文义尚厘然可辨。书中载杨、庄之名，不作严字，实未尝预为明帝讳。其严君平字，或后人传写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断是书之伪。惟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多引雄说，而其文皆不见于《方言》。又慎所注字义，与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标扬雄《方言》字。知当慎之时，此书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为雄作，故马、郑诸儒未尝称述。至东汉之末，应劭始有是说。魏孙炎注《尔雅》“莫貈、螳螂，蛑”字，晋杜预注《左传》“授师子焉”句，始递相征引。
《尔雅注疏》是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编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再修订、增删历代其他学者注疏，并标点、校勘的。 此本《尔雅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尔雅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阮本《尔雅注疏》采用的是晋朝郭璞注，宋朝邢昺疏的版本。今人李传书整理，徐朝华审定，即成现在的《尔雅注疏》。 《尔雅注疏》是《尔雅》的注疏，而历代对于《尔雅》的作者，竟无从考究。《大戴礼》的《孔子三朝记》篇有孔子指导鲁哀公学习《尔雅》的记录，由此观之，《尔雅》在孔子之前。张揖在其《进广雅表》中记载称，周公旦编著了《释诂》，而其他篇目的作者又无从考究了，有人说是孔子增著，有人说是子夏。 《尔雅》是古代中国汉字文字学的主要教材，相当于现代的《字典》，主要用于汉字音韵训诂的学习及索隐。 据宋代邢昺《尔雅疏叙》，《尔雅》起源于人们对生活及自然认知的增长，比如一物多名，方言差异，此时就需要一部著述，用于记录这些知识，以流传後世，避免後世对于前人文章，不知所云。又说到周公时就倡导《尔雅》文字之学了，子夏时，对《尔雅》又有所增益。但春秋战国时期，《尔雅》文字学却式微了：“诸篇所释，世罕得闻”，直到汉代才又逐步复兴：“豹鼠既辨，斯文 遂隆”。而对《尔雅》作注的人很多，如刘歆、孙炎、李巡等。 邢昺认为，郭璞是在刻苦研究《尔雅》廿年之久，才在六经方面理解得透彻，因此，人们在学习六经之前，着力于汉字文字学，切实诵记《尔雅》，才能对六经学起来得心应手。从现代教育经验来看，邢昺的认知是十分 正确的，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汉字，学会写作，学会阅读理解。 古人接受教育确实没有现代人这么普遍方便，古人在学习《尔雅》时，往往连《尔雅》本身的内容都读不懂，更不要说利用《尔雅》云理解其他经典了。 後人对《尔雅》注疏越来越多，才使得《尔雅》变得通俗易懂。对于今人来说，《尔雅》反倒成了经典，像《康熙字典》之类的，不但阅读理解，就是查索，也变得十分简便了。
《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较早的童蒙教材，至今已经流传一千四百余年，其知识点涵括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众多学科，因此历朝历代均被用作“小学”启蒙教材，是最佳的儿童读物。 《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梁朝（南朝）周兴嗣所著，全文一千字不重复，以四言诗的格律编写。 对于千字文的创作，有说法是，南朝梁武帝为了方便诸王学习书法，令殷铁石收集了王羲之书法作品中一千个不同的字，并将这些字的拓片交给周兴嗣，令周兴嗣将其编成有内容意义、文化知识、格律音调，让人喜欢诵读的文章，最终创作了《千字文》。 周汝昌教授在其《千字文小引》中如此评价《千字文》：“无论是从内容来讲，还是从语言意义来说，《千字文》都是一部通古达今的奇才之妙作。只这一层已然值得传世不朽了，哪知又加上了另一层重大的光彩，就是这一千个右军的零字——几乎成了废物的敝文，一下子变成了一份长篇大幅的书法绝作，而且是由右军的七代孙智永临写出全文，这篇一气呵成之作早已改变了零散字凑成的那种气势。”
【易经】，孔子注解【周易】（【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一）作【十翼】（十翼又名易传）乃得易经，故易经实为周易之注解版本，注解内容为易传，于汉初列为五经之首。 【易经】由伏羲所畵八卦，周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及卦辞、爻辞（是谓周易），后孔子所作十翼（【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十翼构成。 【周礼·春官·大卜】已有【周易】之名，汉初设五经博士，始称【易经】，【易传】成书于战国至汉初，或托孔子所作。 【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易经】囊括了天文、地理、军事、科学、文学、农学等丰富的知识内容，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设教之书，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至孔子作传，始为哲理的书，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亦称为羲经、周易。
《论语章句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之一，由南宋经学大家朱熹编著。 《论语章句集注》是《论语》的章句注疏集汇本，主要征引了北宋二程（程颐、程颢）《经说》、邢昺《论语》疏，魏晋何晏《论语》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马融《论语》注，另外还援引了北宋尹淳的《论语解》、吕大临的《四书注》、侯仲良的《论语说》以及谢良佐的《论语说》等等。 《论语》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关于人文学说，伦理纲常，王道政治等学术论说的语录。《论语》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著作，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问题，生产生活问题。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及完善，儒家人文学说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及道德规范起到了主要的定型作用。《论语》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时期的贤明学者的佐证、实践及发展。可以说，《论语》对于建立并完善人类人文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学术理论，迄今为止，古今中外，仍然无人出其右，历史上所有的理论创新，均建立在《论语》所包含的学术理论的基础之上。 《论语》一书自其诞生之日起，直至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中国人启蒙学习，科举仕途所必读的书籍。 南宋时期，朱熹在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开创的理学基础上，通过编著《四书章句集注》，继承并发展了理学，这其中列于四书之首的，便是《论语章句集注》。 《论语章句集注》主要是通过汇集前人的注疏，加以系统化论证并阐发其义理，以佐证周程开创的理学。理学的核心立论是“理气说”，认为“理”（道）、“气”（器）二者对立统一，互为阴阳。
中庸章句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 《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它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贾陆英先生所著《大学赏析》一书，针对《四书》之一的《大学》，用现代汉语，作了注释、翻译，及赏析。赏析的内容，主要立足现实生活，基于《大学》的学说理论，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学》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先生从《礼记》独立出来的一本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此《大学》在儒学经典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成为後代科举考试必读经典。 《大学赏析》共分为四部分：原文 、注释、译文、赏析，其中原文及注释整合一体，以字体大小及颜色区别开来，以方便读者理解原文，译文及赏析分别独立为一个段落。 作者将《大学》一书，按原章节，分为十五讲，其中前十章，分别作十讲。这十讲分别为：大学之道、克明峻德、弃旧图新、知其所止、贵在知本、格物致知、真诚做人、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第十一讲至第十五讲，为原第十一章分析成五讲：平天下之絜矩之道、平天下之民心为重、平天下之德本财末、平天下之举用贤才、平天下之生财有道。 《大学赏析》原书最後一讲“全篇的中心和要点”，在本电子书中提前为前言。读者在阅读原书之前，预先阅读“全篇的中心和要点”，更有利于读者理解作者的主旨。 贾陆英先生认为，《大学》全书的中心思想是阐述儒家的政治理论，以修身为根本，建构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其中《经一章》是全书的纲目，《传十章》是对纲目的展开论述。 并指出，《大学》一书在儒学传承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及其原则和方法。
《毛诗正义》是《毛诗》的注疏，由汉代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毛诗》是《诗经》的传，由汉代毛亨训传。 《毛诗正义》PDF电子是《毛诗正义》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本书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由龚抗云、李传书、胡渐逵、肖永明、夏先培共同整理，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刻本为底本，进行内容、文字的校勘，并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 《毛诗正义》所作传者，初或不定。郑玄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小毛公为博士”，是有二毛之说。《隋书·经籍志》谓“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谓孔子授卜商（子夏），商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毛享，毛享作训诂传授毛苌。因此，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由此得出，《诗经》的传是毛亨所作。 《毛诗正义》的郑笺。郑玄发明《毛诗》，并谓之笺，《博物志》：“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这种说法忽略了时间的错位，郑玄是汉末之人，毛太守却是四百年前之人。由此可见，郑玄为笺，与“毛公”并无太大关系。 《诗》的名称演变。《诗》不是一开始就称为《诗经》的，孔子删《诗》，得“诗三百”，以授弟子。孔子所传的《诗》，躲过秦朝焚书之劫，得以流传下来，汉代立为官学五经之一，是谓《诗经》。《诗经》在毛亨作传後得《毛诗》，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唐孔颖达为《毛诗》及笺作疏，得《毛诗正义》。 《诗经》，主要记述了三代时期的“风、雅、颂”，其主旨是提倡淳朴、正义的民风，防止邪僻的世风。当时政通和，诗歌即表现得欢乐，且朝野皆然，当时政暴塞，诗歌即表现出怨愤，多刺其弊。诗歌都能发于性情，谐于韵律，无论是唱的人，还是听的人，都能沁其心肺，因此，孔子概括《诗经》，谓“性无邪”。
《春秋左传正义》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书有两种版本，一是简体横排版，二是繁体竖排版，是本《春秋左传正义》PDF电子书同时收录了两个版本，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春秋谷梁传注疏》是谷梁子再传弟子为《春秋》作传，晋代范甯为《谷梁传》撰集解，唐代杨士勋再为《集解》作疏乃成。 《春秋谷梁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的影印本之一。由今人夏先培先生整理，杨向奎先生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整理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主持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简称阮本，据称该书收录各种典籍时，对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虽阮元自称是依据前人校勘结论对典籍进行取舍修订，但任何一种学说，前人的观点都可能相去迥远，甚至针锋相对，南辕北辙。因此，依据前人之说，只是为自己随便篡改典籍找个藉口罢了。 夏先培先生的整理主要是在阮本底本之上借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进行标点，然后分繁简两种版本进行排版，简体版本是横排的，繁体版本是仿宋竖排的。 《春秋谷梁传》的传，有人说是谷梁子所作，但书中有引用後人的语句，故必不可能是谷梁子为之传。如“尸子曰”，尸子是秦人商鞅的老师，在谷梁子之後。谷梁子是子夏的学生，其《春秋》就是受诸子夏。 谷梁学远不及于公羊学、左传学，因此《谷梁传》一书有所错佚，甚至後人为之所作的注疏，亦有错佚，即不足为奇。 谷梁学在现代人的解读来看，认为其强调的是君王的权威，且王权不应受到限制；又注重君臣职分之别、尊卑之定，并由此各循其礼，达到平治的状态。又有人说谷梁学并不认可政权的更迭。 这些只是现代人的解读，有时是十分浅显而谬误的，比如现代人就将公羊学解读为为中央集权服务，这是十分可笑的，由此可见现代人对儒家学派，往往局限于时代，而无法探得其实质。 读者在阅读《春秋谷梁传注疏》时，应当多注重《谷梁传》的原文意旨，再辨识注解的合理及谬误之处。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代公羊寿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何休为《公羊传》解诂作《公羊传解诂》，唐代徐彦又为《公羊传解诂》作疏，乃成《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整理的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夷夏大防”是中国人文历史的基本原则，“尊王攘夷”是兴复尧舜文武王道的核心理论，“大一统”只是这些原则、理论的结果之一，“大一统”在失去“夷夏大防”原则，“尊王攘夷”理论的基础，对现代根本无借鉴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大一统”理论与中国人文历史上的“大一统”毫不相干。 有人将公羊学解说为“大义灭亲”“拨乱反正”“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强枝弱幹、强词夺理、歪曲偏颇之说，“尊王攘夷”，尊的不是中央集权，而是王道，攘的不是诸侯地方，而是野蛮不化的族群，攘的是背经叛道，施行暴政，违背王道的势力。 阅读《春秋公羊传注疏》时，读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是无法理解公羊学的。 《春秋》记载的历史时期，起始于春秋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元），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春秋》之传，据何注、徐疏记载：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到了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才写在竹帛上。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序》说，“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由此可见，春秋之学，孝经之学，其要不亚于《论语》。然而，《论语》作为圣贤论道之著述，其为道义也，而志、行，乃是器用之术。又说：“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则可见往世不重《春秋》，是出于不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为了避免“背经”“任意”“反传”。 但公羊之学，义在尊王，务在攘夷，凡乱世皆当用，未可废置。
此本【春秋公羊传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公羊传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春秋公羊传注疏】，是汉朝公羊寿所传【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同朝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解诂，得【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为【春秋公羊解诂】作疏，得【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其底本是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本电子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及理解，在编录排版上用字体的颜色、粗细来区别经、传、注（解诂）、疏四部分内容，甚至在内容结构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如原文“释曰”，统一修改为“解云”，而一些没有“解云”二字开关的疏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也添加了此二字。以求本文字版【春秋公羊传注疏】比纸质书籍更便于阅读。 其中经文用粗体大字，传文用细体大字，注文用土黄色小字，疏文用灰色小字，以便读者对四部分内容一目了然，能轻松地连贯阅读各部分内容。 【春秋公羊传注疏】共二十八卷。战国公羊高撰，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东汉何休着【春秋公羊解诂】（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彦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诸经，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徐彦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 【隋书·经籍志】记何休【解诂】为十一卷；【文献通考】记徐彦【疏】为三十卷，今本合刻为二十八卷者，乃为宋人所析。何氏【解诂】单行本较多，有汪氏问礼堂仿宋绍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闽监毛殿江西五本，陆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书局本等。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传】作者为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第四代孙）公羊寿时，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将【春秋公羊传】『着于帛书』。 【春秋公羊传】虽为公羊氏子孙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内容实际上并非尽出一家，传者亦并非尽为公羊氏一家。其以问答体逐层逐字阐释【春秋】经文之书法、义例，主旨为微言与大义，微言为后王立法，使其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了大一统思想，大义则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宣扬德义。 其学传至两汉，又与谶纬之说相结合，其说解时陷于荒诞无稽，章句繁琐蔓芜。有时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犹不能解明传意。 东汉何休受董仲舒余脉，精研今文经学，凡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其书合经传于一帙，废除章句之学，依胡母生条例为【公羊传】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为三科，统而并之，则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五始者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为州、国、氏、人、名、字、子；六辅者为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是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乃人事与灾异是也。 由此，何氏系统地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此书既出，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观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 徐彦为【公羊传】作疏，【新唐书·艺文志】失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广川藏书志】亦记世传为徐彦撰，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其撰疏始末，现亦毋得详知。【四库全书总】据疏中『□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据『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又定其在贞观以后；据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唐末文体，遂依【广川藏书志】，终定其为贞元、长庆之后人，此疏亦于其时告成。徐疏为公羊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对公羊学的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
本PDF电子书《尚书》是周秉钧先生注译的岳麓书社版本。书中分经文、今注、今译三部分，与网络上流传的原文、说明、注释、译文四部分在行文而已上并不相同。本书仅限于研究学习之用，任何人不得用于非法途径，推荐读者购买本书的纸质书籍，绝对值得！ 〖经文〗即是《尚书》原文，作者并不是整篇地注译的，而是化整为零，按文旨分段进行注译。 〖今注〗主要是解析该篇题旨、大概意译，并分析该段落的主旨等。 〖今译〗对原文用白话重新写作，白话文是翻译者对《尚书》原文的理解，不一定符合原文意旨，读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的政史类史书，是政事相关史料的汇编。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记录了虞夏商周四代君王的一些文告，以及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谈录。这些史料，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及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尚书》的版本不一。在先秦时期，《尚书》是有定本的，《论语》述而篇就提到了《尚书》的初始名称《书》：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庄子》天下篇也有提及：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而先秦的《尚书》是古文本，到了汉代，有了今文本（隶书所写），由汉代伏生（即伏胜）所传。伏生是秦朝的博士，才使得《尚书》在秦祸中得以幸存，但仍然丢失数十篇，而剩下廿九篇。 而古文本又是哪个版本呢？汉武帝时期，孔子住宅被刘余拆毁，得先秦古文所写的《尚书》共四十五篇，可见此部《尚书》是孔子教授弟子时所用。孔安国对古本《尚书》进行研究，发现有廿九篇与伏生的今本重叠，是见伏生本必为真本。 孔安国遂将另外十六篇亦用隶书重写，并流传下来。 隋唐时，古本《尚书》被伪古文本《尚书》取代，而今本即于西晋失传。今天所用的《尚书》版本，即伪古文本。 其余仔细，还请读者阅读本电子书了解。
《尚书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尚书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尚书正义》原本是汉代孔安国为发现于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作传，又经唐代孔颖达作疏而成。满清嘉庆时，阮元奉旨编撰并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历称阮本。 《尚书正义》在唐代孔颖达作疏成书後，衍生的版本众多，阮本及今人整理本，都是取其某版本为主，参校其他版本编撰而成。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尚书正义》是汉代孔安国所传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唐孔颖达作疏，今人廖名春、陈明标点整理，吕绍纲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PDF电子书是其第一版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尚书正义》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其底本是满清嘉庆廿一年，即西元1816年，阮元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学界简称“阮本”。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尚书集注》原名《尚书后案》，满清王鸣盛著，今人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共三十卷，其后附有《尚书后辨》。 本PDF电子书《尚书集注》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下载用作商业用途。 《尚书后案》主要是解说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廿八篇，以及《泰誓》（又名《太誓》），所附的《尚书后辨》即是辨析晋出的伪古文《尚书》廿五篇。 《尚书集注》所收集的注疏，均是汉代及以前的，以郑注为主，马融、王肃、伪孔安国、孔颖达等注、疏补之，对于两晋以後的伪古文另编并分别。因此将原名《尚书后案》重新命名为《尚书集注》，亦可命名为《今文尚书集注》。 《尚书集注》对晋唐宋以後的注疏不收编，主要是因为作者认为孔传、孔疏、宋儒之说均基于伪古文《尚书》，内容甚至义理均有失实。这种创作态度，导致了《尚书集注》在学术上有失客观，有学者指出，王鸣盛在编撰本书时，“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由此看来，阅读本书时，应当保持充分的思辨意识。 《尚书集注》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清代经学著作丛刊》之一。其底本是《續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之“礼堂本”，所谓礼堂本，是指《尚书后案》在伪清乾隆四十五年秋刊刻的版本。 《尚书集注》因何而作呢？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要发挥郑氏康成的一家之学。作者在本书自序中也明确表示，汉武帝时期孔安国以孔子宅壁所出的古文《尚书》做注後，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亦皆作注，但只有郑氏师祖孔子之学。作者认为西晋之後的《尚书》是伪本，但是之前汉代的郑玄、马融注疏的《尚书》却是孔子宅壁真本，因此希望搜罗郑玄、马融、王肃传疏以增补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并由此而得《尚书后案》。 《尚书后案》草创于伪清乾隆十年，彼时作者方廿四岁，而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作者年已五十八，足见作者对于《尚书后案》的倾心倾力。 今收录《尚书后案》于此，并更名之《尚书集注》，希望对人们学习研究《尚书》有所帮助。
《仪礼注疏》是汉代郑玄为《仪礼》作注，唐代贾公彦又为郑注作疏而成，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与其他十二经一样， 本书也同时编录了简体横排本与繁体竖排本，简体本目录置前，繁体本目录置後。 《仪礼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的，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仪礼注疏》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仪礼》也是汉代“复出”经典之一，与古文《尚书》同时由刘歆在 孔子宅壁中发现，亦谓古文《仪礼》。今文《仪礼》有三版本，一是 戴德本，二是戴圣本，三是刘向别录本。二戴本不别尊卑吉凶次第伦 序，郑玄弃之，而注刘向别录本，同时又参考校对于古文本。有时取 古文本，则今文本旁注解释，有时取今文本，则古文本旁注解释。郑 玄之後，贾公彦之前，《仪礼》义疏注解者并不止一家，只是多数亡 佚罢了。 《仪礼》历来难读，至于《仪礼注疏》，历代也往往不能得其正解，导致该书在传写过程中，脱文误句不时出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以唐石刻九经，校对明监本，发现《仪礼》的伪、脱情况特别严重。比如，《士昏礼》脱了“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乡射礼》脱去“士鹿中翿旌以獲”，《士虞礼》又脱失“哭止告事毕宾出”，等等。这些脱失，都被顾炎武收录于其《日知錄》中。 《仪礼注疏》的整理，是以满清时期的《重刋宋本十三经》，即阮刻本为底本，再标示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其出版分简体本、繁体本两种，简体以中国大陆的简化汉字重写全文，并以横排、现代标点的方式进行排版刊发；繁体本即保持原文原字原汁，并以汉字的传统书写方式即竖排并标点句读进行排版刊发。本书，即《仪礼注疏》PDF电子书兼录两种版本，简体本足以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繁体本即可以流传后世。 《仪礼注疏》的阅读理解，其文义应当以繁体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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