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孝经》全篇，共计18章，对于这部重要典籍的当代意义和价值，以下做一个简要的阐述。

《孝经》以孝为中心，系统而集中地论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对源远流长的中华孝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及其具体的内容与方式，加以总结、概括和升华，是儒家十三经之一。

以《孝经》为代表的中华孝文化，作为传统的家族社会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具有家庭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它既是伦理学，又是道德哲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孝经》一方面适应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各种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来为其专制政权服务。当今社会，君主专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孝经》中与之相适应的某些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也不再适用。但是，《孝经》中包含的体现人类亲情、符合民众意愿，倡导孝老爱亲，主张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思想精华，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尤其是在我国面临老龄化时代严峻挑战的今天，深入研究、挖掘、继承和弘扬《孝经》的当代意义和价值，结合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培养具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时代新人，弘扬孝老爱亲的优良传统，解决好亿万老年人安度晚年这一重大民生问题，维护社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孝经》中贯穿着两个基本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忠”。我们先来说“孝”：

“孝”的观念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孝”字，其汉字构成是，上为老、下为子，意思是子能承其两亲，并能顺其意。《孝经》开篇第一章就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的观念作为中华文化的始发性观念和文化精神，广泛深入地渗透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民族用以衡量人的品行的根本标准，是指导人们处理诸多人际关系的基本依据。“孝”的意识和行为涉及到肉体与精神、父母与子女、长兄与幼弟、传宗接代与光宗耀祖等多个侧面，是全面而深刻、辩证而统一的。由于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片面性否定，人们对“孝”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因此，我们对《孝经》的古为今用，就是要丢掉盲目性，去掉片面性，坚持实事求是、全面辩证的思想方法，对“孝”的观念进行再认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 一是要全面把握“孝养”与“孝敬”的关系。在许多人看来，能够赡养父母，让他们生活好，就算尽到了孝心。应当肯定，在物质上、生活上奉养父母，这是子女尽孝最基本的一条。但正如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_{《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仅仅做到物质上的“能养”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内心深处真正地尊敬父母，让他们享受到精神上的快乐。“敬”，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父母真诚无私的爱。孔子论孝，更为强调的是这个“敬”字。“孝敬”，乃是传统孝道的核心要义。在现实生活、特别是在城市中，多数退休的父母已经“不差钱”，他们最怕的是孤独，最需要的是子女在精神上的体贴和关爱。因此，在注重“孝养”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孝敬”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一曲“常回家看看”，不胫而走，争相传唱，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表达了父母在情感上对儿女的渴望和真情呼唤。

• 二是要全面把握“孝顺”与“谏诤”的关系。俗话说，“孝顺”，“孝顺”，“顺”就是孝。这种把“孝”理解为一切顺从、听命于父母的观点，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其实，孔子是不赞成子女一切顺从于父母的。他所主张的父子关系，是父慈子孝。他所主张的兄弟关系，是兄友弟恭。双方之间是相互的、对等的，而不是一方绝对地服从另一方。所谓“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是后世的一些人为了适应专制主义需要，而附加上去的糟粕。《论语》中明确记载，孔子所说的孝就是“无违”，指的是“无违于礼”，子女对父母不符合礼的言行，要“几谏”，也就是委婉地规劝。《孝经》在“谏诤”一章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故当不义则争之”的原则，认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据此可知，孝顺之“顺”，绝不是一切顺从的意思，而是指父子和顺、家庭伦理关系顺畅。我们要把孔子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精神，与现代法治的权利、义务平等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父母爱护儿女、儿女尊敬父母的，民主平等、和顺融洽的新型家庭伦理关系。

• 三是要全面把握传宗接代与光宗耀祖的关系。在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中，还包含着结婚生子和承继父志两方面的内容。

结婚生子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祖先的生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反映。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要学会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树立起计划生育、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生等利国利家的新观念。

承继父志是为了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其中体现着继承前人遗志、发展前人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促进社会不断前进的重要因素，而绝不是什么“封建余孽”。儒家把自己能够建功立业而使父母受到尊敬，称为“大孝”；把自己不能修身立德而使父母受到辱骂，称为不孝，这无论对于家庭教育，还是对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来说，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为它符合父子亲情这个人类的天性。《孝经》指出，抓住孝道这个根本去推行教化、实施政治和社会治理，容易收到好的效果，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反观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由于对传统孝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在长幼关系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时有所闻。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就是一例。当然，青少年犯罪有多方面原因，但是，这些孩子心中只有自己，没有父母，不懂得违法犯罪行为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伤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孝经》系统阐述了家庭伦理，高度关注家庭和谐、家教和家风，至今依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立德树人教育不可或缺的基本教材。如何从孝敬父母入手，加强青少年教育，使他们从小懂得做人的道理，坚守立身行道，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孝道，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接下来，我们再说“忠”：

《孝经》说：“以孝事君则忠”，告诫士要懂得移孝为忠的道理。可见，儒家关于“忠”的观念是由“孝”的观念迁移而来的。那么，“忠君”就是对君王绝对服从吗？历史上，随着君权的逐渐强化，的确有过诸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愚忠思想。然而，这并非孔子的思想，而是对孔子儒学关于“忠”的观念的曲解，必须予以澄清。如今，时代变了，我们更应当与时俱进，对“忠”这一观念进行再认识。

首先，要澄清“忠”字的本质内涵。何为“忠”？《说文解字》的诠释是：“忠，敬也，尽心曰忠”。这就是说，一个人，能做到竭诚尽责就是忠的表现。《孝经》强调，把对于父母的孝心用来侍奉君王，就是尽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日日反省的头一件事，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_{《论语·学而》}在孔门师徒的眼里，“忠”，就是真诚地为他人办事。这个“他人”是泛指，并非专指君王一人。只是到了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代，“忠”字才成为皇帝的专属。

《论语》中，孔子对“忠”还有两个重要说明。

• 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_{《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君与臣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尽义务的关系。君王对臣子要以礼相待，臣子对君王要尽忠。这是他在君臣关系上“执两用中”，以求君臣和衷共济、风雨同舟的主张。《孝经》所体现的，也是这个精神。如同“父慈子孝”一样，“君礼臣忠”也是相互的、对等的。把《孝经》关于“谏诤”的问题联系起来，就更加清楚地看到，把“忠君”解释为对皇帝的绝对服从，绝非孔子所主张。

• 二，“孝慈则忠。”_{《论语·为政》}季康子问，要使百姓对当政的人忠心，该怎样去做呢？孔子答之以“孝慈则忠”四字。季康子问得是怎样使百姓对当政的人忠心，重在要求百姓怎样做。而孔子回答的要害则是对当政者自身的道德行为提出要求。当政者要想得到百姓的忠心，自己首先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与他在《孝经》中论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如何尽孝道，如何得到百姓的忠心，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致的，思维的逻辑关系也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皇权制度，忠于帝王的社会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忠”的观念是不是也就过时了呢？答案是“没有过时”。这是因为，“忠”字的本质内涵，是人对天地、真理、信仰、职守、国家及他人至公无私，始终如一，尽心竭力地负责完成份内义务的美德。这一本质内涵是贯通古今的，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过时。今天，皇帝们已经被送进历史博物馆，我们讲“忠”，就是要倡导和弘扬忠于职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办成员座谈时的讲话中，要求中办成员“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他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忠”的美德，也就丧失了众人对他的信任，丧失了值得人们托付重任的资格，甚而至于一文不值。

孔子讲“忠”，常常和“信”字连在一起。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_{《论语·卫灵公》}他认为，言语忠实诚信，行为坚定敬业的人，即便是到了尚未开化的地方，也能行得通。“忠”的美德中包含有诚信的意思，它是一个人的立身之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讲诚信，守信用，更是一个人最亮丽的名片，是他在社会上立足和通达的“通行证”。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推进诚信建设”作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二，“移孝作忠”，对于加强干部的考察、选任、管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孝经》态度鲜明地鄙视那种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他人、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他人的人，认为这种人违背道德人伦、专司逢迎拍马的无耻行径，虽然可能一时得逞，但是君子却并不看重这种卑劣的行为。现实社会中我们也能经常看到这种人的影子，他们在家中不孝敬父母，甚至夫妻关系、父子关系都搞得一团糟，而在官场上却凭借投机钻营的本事青云直上。当然我们更要看到，在“打虎”“拍蝇”的反腐败斗争中，被拿下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恰恰就是这样的钻营者，两面人。这就足以说明，《孝经》关于孝是人的一切品德之根本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孝道所体现的是人性、人伦，它是一块“试金石”，在它的面前，各种阳奉阴违的骗人伎俩，都将被识破；各种表里不一的华丽外衣，都将被撕掉。我们强调在干部任用上坚持“以德为先”的原则，仿效一下古代“举孝廉”的做法，在干部考察中仔细查一查他们“八小时之外”的表现，特别是看一看他们如何对待父母，如何对待妻子儿女，这对于全面、客观、正确地识别和使用干部，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坚守孝敬父母、忠于职守的观念，有利于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孝经》认为，谨慎行事，保重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名誉，不给父母造成伤害，这是尽孝的起点。“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是尽孝的终极目标，是“大孝”的行为。“百善孝为先”，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也到处充斥着诱惑和陷阱。一个人，尤其是掌握某种权力的人，如果心中有父母、有妻子儿女、有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望，就能常怀律己之心，慎独、慎初、慎微，从而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不被心怀不轨的人所“围猎”，不被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奢糜生活所击倒。

总之，在当代社会，《孝经》仍然是每一个中国人必读的经典。坚守孝道这个道德之源，坚守《孝经》中贯穿的“家国一体”的观念，对于造就大批勇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动员亿万群众同心同德，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