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代公羊寿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何休为《公羊传》解诂作《公羊传解诂》，唐代徐彦又为《公羊传解诂》作疏，乃成《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整理的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夷夏大防”是中国人文历史的基本原则，“尊王攘夷”是兴复尧舜文武王道的核心理论，“大一统”只是这些原则、理论的结果之一，“大一统”在失去“夷夏大防”原则，“尊王攘夷”理论的基础，对现代根本无借鉴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大一统”理论与中国人文历史上的“大一统”毫不相干。
有人将公羊学解说为“大义灭亲”“拨乱反正”“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强枝弱幹、强词夺理、歪曲偏颇之说，“尊王攘夷”，尊的不是中央集权，而是王道，攘的不是诸侯地方，而是野蛮不化的族群，攘的是背经叛道，施行暴政，违背王道的势力。
阅读《春秋公羊传注疏》时，读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是无法理解公羊学的。
《春秋》记载的历史时期，起始于春秋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元），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春秋》之传，据何注、徐疏记载：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到了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才写在竹帛上。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序》说，“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由此可见，春秋之学，孝经之学，其要不亚于《论语》。然而，《论语》作为圣贤论道之著述，其为道义也，而志、行，乃是器用之术。又说：“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则可见往世不重《春秋》，是出于不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为了避免“背经”“任意”“反传”。
但公羊之学，义在尊王，务在攘夷，凡乱世皆当用，未可废置。